如今的世道变化真大，老成都人熟悉的那个老成都已成为传说，在当代都市生活中悄然消失了，也许谓之“大隐于市”，仅留存在记忆深处。近代以降，曾经有过的那些街巷，那些景观，那些人文，那些民俗，大多也不见了踪迹。旧时城区里翠柳环绕，延续了千年的上百个古池塘水榭，以及纵横交错、连通锦江、可行舟楫的河道，有如金河、御河等支流已在1949年后被彻底填平，不复存在。堪与燕京故宫、长安大明宫媲美的千年成都皇城，连同镇城的一对硕大石狮，在“文革”浩劫中被毁，过往的历史篇章就停留在那个句号上，已经再找不回她的地域特征。

 再往北走，到新都，更有位居明朝三大才子之首的杨慎，他在21岁那年参加会试，本来主考已将他的鸿文列在卷首，已是板上钉钉之事，谁料照明的烛花烧了考卷，于是名落孙山，真是时也命也。然而杨慎岂是井底之蛙，他胸藏锦绣，非要“浪花淘尽英雄”不可。到了他24岁那年，他又去参加殿试，这次皇天不负有心人，他被选为状元，而且还得了一个翰林院编修的职位，当时是读书人的至高荣誉。

 清朝年间，四川出了不少名士，如钱钟书推崇的遂宁诗人张船山、德阳罗江戏曲理论家李调元。稍后更有资中人骆成骧，破了清朝没有川人摘取文状元桂冠的天荒。骆成骧成名后，到成都定居。在文庙南街以南，2001年前有个不起眼的小巷，叫落酱园街，其实原叫“骆状元街”，就是因骆成骧状元而得名。但骆成骧晚年住在皇城以北的街巷里，如今那一片街区已不复存在。

 骆状元的早年人生与成都的几家书院有关联，他9岁入成都锦江书院，14岁进尊经书院深造，聪敏勤奋，为主讲人王壬秋所器重。1893年四川乡试第三，1895年中进士，正好戊戌年变法开始，这次殿试光绪帝亲临现场，主考官徐桐，见他言词异切，文句朴实，辩理精辟，尤其答卷中“主忧臣辱，主辱臣死”一句切中时政，正值光绪帝被老佛爷废黜，康有为走麦城之际，感动了光绪帝，钦点他为状元。这就是他，早年苦读，博取功名，中年入仕，重教兴学，直至终老。又因他是清代四川唯一的“状元”，故在四川乡绅士林中颇具影响。

 骆状元一生清廉自守，极重教育，常说：“天下无如吃饭难，世上唯有读书高。” 他任过山西提学史，辛亥后任四川议长，筹赈局督办，梁启超赞誉：“状元公办学有瘾。”实为中肯之语。1916年任四川高等学校校长，乃四川大学前身。他为人正直，连省督陈宦奖给他4000大洋，都如数办学，可自己生活却清贫如洗。1926年夏天，他在成都北门故居病逝，灵柩穿城，经龙泉，送回资中安葬的途中，一时万人空巷，摩肩接踵，浩浩荡荡，很有点“十里长街送总理”的味道。一代才子兼正人，为民公仆，从此魂归故土，受到后世学人敬仰。这就是成都北大门的人文故事场景之一，何等伟岸！百年以降，在四川无人享有此殊荣。

 近四十年来，成都人心目中的城区各有千秋，比较流行的表达方式是“东穷、北乱、西贵、南富”。但民国时期的成都则全然不同，那时的城区不大，主要在如今的一环路内，除了华西坝有华西协合大学，望江楼旁有1936年从皇城迁移过去的国立四川大学，彰显出厚重的蜀地人文，出“新南门”再往南，基本上是农耕之地。而皇城以北，上风上水，大户人家，名门望族多半居住在这一片城区，栉比鳞次，一家挨着一家。先撇开官府人家不提，先说说民国时期“五老七贤”，他们就主要居住在皇城以北的街巷里。

 这是一群前清的遗老，学识渊博，德高望重，闻名遐迩，被后世尊为“蜀中宿儒”，其中有状元、进士、举人、知府、翰林、御史。为政者清廉刚正，循声卓著；为教者扶掖后学，培育英才。他们德才兼备，经世致用，广植桃李，嘉惠士林，继承巴蜀文化的优秀传统，使“蜀学”在国内产生深远影响。

 民国时期，部分“五老七贤”与华西协合大学的中加美教授三国教授合影，后排右三为华西协合大学老校长张凌高。

这一说法有些仿竹林七贤，五为实，七为虚，其中有赵熙、徐炯、方旭、宋育仁、刘咸荥、尹昌龄、陈仲信、曾鉴、曾语、骆成骧、胡骏、文龙、颜楷、衷翼保、林思进等，总数有20余人。例如赵熙的诗词书画，刘咸荥的联对，林思进的古诗文，颜楷书法均在蜀中遐迩闻名。他们的徒子徒孙就更多，数都数不过来。

 那年月，尊孔守旧也成了他们的代名词。但这些士林文人的社会良知具有一定影响，他们为民请命，调停祸端，救济灾民，也让军阀与江湖袍哥不得不收敛一点。然而也因此落下垢言，谓之“五个烧火佬，七个讨人嫌。”但他们的门生众多，不愁没有弟子站出来，为恩师仗义执言，“治国平天下”。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尹昌龄先生，他是成都“五老七贤”之一，故居就在老北门。辛亥革命后，他兴办了成都慈惠堂，几乎贯穿整个民国时期，被广泛誉为“中国慈善第一人”。除此而外，他还兴办过学堂，托儿所，孤老院，火柴厂等实体机构。成都最早的托儿所、孤老院都是他亲手创建的，令后世敬仰。成都档案馆史料记载，他的“希望工程”鼎盛时期，曾捐出现金百万大洋，救助濒临破产的生产服务型工厂，为数以千计的城市贫民提供工作机会，而本人却无分毫利，1942年去世时，身无余财，连丧事也办不起，民众自发为他送葬，队伍绵延了几条街。如果读者有机会去台湾旅游，可到国史博物馆瞻仰其事迹。

尹昌龄

 回望历史，在成都九眼桥不远处，曾有过一条“培根路”的街道，这里伫立着成都最早的社会企业，慈惠堂属下的成都培根火柴厂。其前身是惠昌火柴厂，始建于清光绪末年。民国时期，四川局势长期纷乱，生产无人关心，培根火柴厂日渐凋敝，最终不得不关闭。1922年，尹昌龄为了扩大成都慈惠堂的收入，以支持各类慈善事业发展，改“惠昌”为“培根”，取“培根固本”之意。这个改动，不仅改变了火柴厂的名称，也让它从一家单纯靠生产盈利的工厂，变为了以盈利为手段、以慈善和社会公益为目的的社会企业，这从培根火柴厂设厂之时的核心理念中便可见一斑。其火花上有云：“厂中余利，专恤孤穷，敢有私弊，天地不容，以扇喻善，奉扬仁风。”这句印在火柴盒上的广告词阐释了“以利益善”的独特经营模式，而最早火柴厂生产的火柴叫“娃娃牌”，为了凸显公益属性，后来便改名“扇牌”，以“扇”字谐音“善”，永存巴蜀历史。记得2010年8月，陕西的几位民间学者编写了一本《尹昌龄研究》，全书30多万字，中国文联出版社印制，展现了蜀学中关于尹昌龄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

  在中国学术史上，自古以来“蜀学”在全国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民国时期，当新文化风起云涌之时，蜀学的“名份”也从未动摇。那年月，“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川籍学者走向外面世界的虽不多，但却有自己的禀性，身处天府之国，很看不起外省人。看不起自有原因，有他们值得骄傲的许多方面。以旧学来言，他们在群经诸子等朴学领域确实颇有整体实力，像赵少咸、向宗鲁、庞石帚等旧学大家，读书广雅，博古通今，并不输给同时代的外省士林宿儒。

 1936年，胡适的铁姐们，美国康奈尔大学的同窗陈衡哲陪同夫君任鸿隽到四川大学任校长，甫抵即聘请刘大杰做中文系主任，就很丢了面子，因为刘先生做的那些旧诗，论水平比他的蜀中学生都要差一截，故而没过几个月，刘大杰呆不下去了，遂向任校长请辞，只有走人了事。由此可见，蜀中文史人才怎生了得？那年月，其实也不应苛求刘先生，他是新派人物，根本无法与川籍学人的旧学“华山论剑”。比如早年的廖平，后来又冒出了一个名噪学界的吴虞，二人都是现代中国的鸿儒。吴虞家住成都老北门，每天以研究古文字的释读这门冷学问为业，且硕果累累。他的故居位于北大门外的新都，早年入成都尊经书院学习经学，戊戌变法后，转而学习西方社会政治学说，著书立说，发出蜀中学人的声音，被称为“成都言新学之最先者”。

 吴虞是“五四”时期的文化名人，曾先后在成都大学、北京大学和四川大学任教。与龚自珍、马君武一起，被柳亚子称为“诗界革命军之三人”。陈独秀称其为“蜀中名宿”和“天外峨眉”，胡适则称其为“只手打翻孔家店的老英雄”。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我至今不解，那时的成都偏安一隅，城北的社会生活环境并不佳良，何以催生了这么多睿智的文人士者？

 历史上的成都北门街巷里曾有过许多深宅大院，住过许多名人，例如晚清名臣丁宝桢，他于1876年自山东调任四川总督，在四川任上，他做了两件特别的事：一是开发了名菜宫保鸡丁，二是创办了四川机器总局（四川机械局），推广洋务运动。他的故居在北门方正东街，那里曾有他的家族祠堂“丁公祠”；辛亥革命英雄夏之时，曾担任过四川副都督兼蜀军总司令，他的妻子、民国女杰董竹君更是闻名遐迩，家住北门公馆；成都报业鼻祖级人物，大实业家傅崇榘的故居在北门附近桂王桥北街石马巷；1949年10月1日登上天安门城楼的国家副主席、民国闻人、四川西充莲池人张表老（张澜）也为川人挣了不少脸面，多得去了，不胜枚举。史料记载，他们就在皇城以北的几十条大小街巷里住过，彼时公馆林立，俨然一个官吏与士林聚落，好一派老成都的人文风光。

 满清时期，满城北面的骡马市一带，乃是满汉商贾经营牲口的集市。到了民国时期，随着满人的迁徙，逐渐变为汉人的纸张及文房四宝流通之地，生意兴隆。正是有李劼人于1926年在乐山原蜀新碱厂旧址上创办的的乐山嘉乐纸厂，钱子宁于1939年创办的宜宾中元纸厂等数十家省内纸业，才使抗战时期的新闻纸、钞票纸、打印纸、道林纸、电报盘纸、绘图纸等实现“四川造”，并在那十字路口开设店铺，解决了当时四川报纸印刷纸张大多靠进口的难题，从而大大降低了报纸的价格，使报纸得到了广泛普及。其中数吴氏家族的纸铺较大，还有鲁氏家族帮着营销，以期满足省内外的用纸需求。

笔者认识这二家后人，多次聆听口述，故而得知。1949年以后，私有财产先“公私合营”，再后来成了“公有”，那些民国的纸铺纷纷易名“文具店”，或改行为“新华书店”。直至上世纪80年代，骡马市那里的十字路口处，“未来号天桥”下尚有若干家书店，文具店开业。再往北不远，过“万福桥”，有四川省印刷厂，其前身为民国时期的印刷厂。原来都是有历史渊源的，这就是老成都皇城以北的人文故事。

 回望历史，抗战时期的1937年底，日军进犯，南京失守，民国政府被迫西迁，经三峡夔门入蜀，黄埔军校也随之由下江南京迁往成都。黄埔军校官兵甫抵不久，即将始建于1935年的陆军成都分校并入，改称黄埔军校成都本部。到1949年止，其间共有10期学员毕业，每期约2-3千余人、总计约近3万人。黄埔军校成都本部是黄埔军校历史上培训军事干才最多，在同一校址办学最长的一个时期。抗战时期，黄埔军校成都本部培养出了大批国家急需军事人才。

 在黄埔军校1924-1949年的25年办学岁月里，经历了从广州初创、南京中兴、到成都发展壮大的历程，而成都本部占了整个校史一半的光阴。黄埔军校成都本部作为民国政府的“西点军校”，承载着极为厚重的历史文化内涵，见证了太多的历史风云，记载了太多的热血青年从此校门迈出，走向抗战烽火前线，血战沙场、以身殉国的悲壮凄美故事。

 1949年，熊克武与刘文辉率部在川西起义，算是为四川的“和平解放”立了大功。随后他担任过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地位仅次于刘伯承和邓小平，之后还担任过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第一、二、三届常委、民革中央副主席，是那年月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熊克武的堂弟熊达成是四川的著名水利专家，上世纪在成都工学院，后来的成都科技大学，再后来的四川大学西区水利学院任教授。笔者幼年随祖父母与熊达成教授一家做邻居，成都工学院14舍中门一楼左侧和右侧，鸡犬之声相闻，长达近半个世纪。至今还记得，熊家大姐多次与我说起布后街2号的民国往事，那年月，熊克武与熊达成虽是堂兄弟，但情同手足，二家人都住在一起，宅院里还有西式的网球场、游泳池，可见那是怎样的老成都豪门大宅？ 

 如今，巴金故居坐落于成都天府广场以北的正通顺街98号，过去曾是一所深宅大院，又称李家院子。1904 年巴金出生在这里，并一直居住到19岁，在此度过了他的少年和青年时代。1923年春天，巴金离开这里去南京读书。

 记得多年前去参观过巴金故居，原为五进三重堂砖木平房建筑，有大厅、堂屋、桂堂和院墙，在桂堂天井里还有两株桂树，在两株桂树当中就是故居的中线，大门就在中线的东边，院墙由青砖砌成，从南到北总长约八十公尺。

 1949年后，这所大宅院易主，变为成都军区战旗歌舞团的驻地，大部分房舍于1971年拆除，唯有那“双眼井”依然如故，作为故居的坐标，默默地守望着这里发生过的“家、春、秋”民国故事。限于篇幅，谨此举隅，其实老北门的故事实在太多，人文历史丰富多彩，三天三夜也讲述不完。

 如今，成都天府广场往北，过骡马市、文殊院、荷花池、成都北站，再到五块石，驷马桥，天回镇，一路向北，它的每一个地标都是老成都人的情感记忆和文化符号，抽丝剥茧后，你就能看到一个真正的成都。每一个老成都人的心里都有个不可替代的“北门”。成都铁路局曾是北门最大的国有单位，统辖西南地区的铁路运输系统，被誉为成都的“铁半城”。那年月，当一名“铁半城”的职工是很“牛逼”的，被视为“铁饭碗”，受到羡慕，说到谈婚论嫁，更成了“钻石王老五”。当年，女孩子若嫁给铁路上的小伙子，亲朋好友的脸上都很有光彩。

除了享有“铁半城”之誉的成都铁路局，城北还有明星企业成都跃华食品厂，成都禽蛋公司、成都量具刃具厂、成都造纸厂，成都木综厂，四川印刷厂、前锋热水器厂等等，都曾与老成都人，老四川人的日常生活密不可分。在统购统销、购物需要凭票证的年代，那舌尖上的各种跃华糖果，餐桌上的副食品，那中小学的教材和作业本，那曾在80至90年代引领全国生活时尚的前锋热水器，曾勾起多少人对儿时的温馨回忆，滋润过多少学子的心田，改善过多少家庭祖祖辈辈的生活方式。可以说，没有老成都的北门，就没有今天成都人值得展示的过去几十年生活。

 那年月，在她的怀抱里，还有四川省林业局、四川省建设厅、四川省地质局、四川省科研所、四川省手工局（轻工局）等一系列政府机构，更有成都剧场、成都旅馆等在当时很上档次的旅游接待及文娱活动场馆，共同组成了老成都北大门的脸面，她们兴，则成都兴，一荣俱荣。老成都之北，作为一个整体，担负过成都70年以来建设与发展的历史不可承受之重，为 十年“文革”浩劫后的百废待兴，改革开放40年成都的民生改善做出了巨大贡献。

 在上世纪70年代末，靠近北站的“红花埝”还只是一块分布着大小荷塘之农地，不期后来成了成都乃至四川的“淘宝”集市，也不知是谁赋予她一个美丽的名字：荷花池，全国闻名。她是来到成都的创业者最早造梦之地，彻夜不息的灯火，诞生过成都最早的大批百万富翁。30余年后，于2013年2月，荷花池市场正式关闭，迁入新都，意味着一个“成飘”时代的结束。属于老成都记忆的重要部分，消失在新成都的历史里，但却宣示了成都的博大与包容，入行的门槛低，让人人拥有机会，恰恰就体现在最不起眼的城北，在每一个起早贪黑的底层生活角落里。这一点，也恰恰是如今城南发展的“高大上”所无法相提并论的。

 假如历史的光影可以回放，以“改革开放四十年”为一个时间结点，成都北大门的前20年给老成都人留下了许多温馨记忆；后20年，尤其是近10年，随着市政对城南、城西、城东的大力拓展建设，北门的原有产业结构发生了变化，城区发展滞后，还基本停留在过去90年代的层面上，极目复望开去，街景冷清，老成都人对此心酸不已。但近年来随着“北改”兴起，又有了浴火重生、凤凰涅槃的发展态势。不知能否在新旧交替中留下一个真实的老成都？我们期待她的蜕变还能保留一些过往的历史遗韵，因为那才是我们心中的成都北大门。

 对于少年儿童而言，没去过北门外动物园的童年是不完整的，那里是一个充满温情的乐园，那里的每一片林子与草坪都有哭笑打闹的童年记忆。在没有单反相机和手机的年代，每一张黑白照片定格的都是最美好的童年。是啊，在成都北大门，无论男女老少，那些过往的故事构成了成都人的精气神，每一个成都人都能从中窥见自己的过去。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过往，每个人的过往都是城池的一部分。作为一座千年古城，其实老成都的精彩故事是发生在每一条街巷里的。城市如同一个手掌，大街小巷即是掌纹，在大多数老成都人心中，这些街巷的过往既是记忆中最深的纹路，也是最纯真的童年回忆。如今，已有几十条街巷从成都北大门地图上悄悄地消失了，消失的大多是最有故事的地方，或许已成记忆碎片，但仍将会长驻在心海里，还会在茶肆里，伴随着盖碗茶杯里飘散出的茉莉花香，不断被人说起，永不会消遁！

2019年2月25日星期一

修订于加拿大温哥华枫林谷

文/图：桑宜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