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与故宫博物院

魏奕雄

北京紫禁城神武门上挂的“故宫博物院”横匾,是郭沫若于20世纪50年代题写的。此外,郭沫若与故宫博物院相关联的事还有不少,兹择三则叙说之。

郭沫若诗颂故宫护宝人

《郭沫若学刊》2011年第3期发表了中国郭沫若研究会会长蔡震先生《郭沫若用寺字韵诗作考》一文,披露了以前不曾刊发过的郭老佚诗《十二用寺字韵》:

从寸之声是为寺,于文当即古持字。

秦刻用之以为持,鼄钟有例亦不异(鼄公牼钟有“分器是寺”语)。

石鼓于今已入岷,无咎先生言訚訚。

花岗之石趺坐锐,质坚量重难调驯。

一鼓费一卡车载,纩裹网维箱底在。

初移宝鸡后峨眉,暴寇无由攘过海。

星之景兮云之卿,视此奇迹不足惊。

扶持神物走天下,宇宙恢恢乘大名。

我向北京蔡震先生电话请教此诗出处,答曰抄录自一位朋友收藏的一幅郭老墨迹,那是1940年1月7日郭老“闻石鼓已入蜀……书奉无咎先生教正”的。那时候,重庆的文化人流行用寺字韵作诗,相互唱和,1939年郭老写了十几首寺字韵诗,但《郭沫若书法集》中书赠予立群的《寺字韵诗七首》手迹没有这一首。后来蔡震先生要到了郭老这幅墨宝的照片,翻拍了一份送给我,这是该墨迹首次在乐山面世。

“无咎”是当时的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的号。这首诗表达了郭老对故宫文物特别是石鼓迁藏峨眉的关注。

1933年2月,为避免日寇劫掠,北京故宫博物院、古物陈列所、颐和园、国子监等的19000多箱珍贵文物秘密迁徙上海。因为都由故宫博物院统一装运,统称“故宫文物南迁”。1936年12月移存南京朝天宫。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南京岌岌可危,又分三路西迁。南路80箱向贵州安顺;中路9000多箱走水路,经汉口、宜昌转运,1938年1至5月陆续载至重庆,1939年7至9月移置乐山安谷;北路7000多箱(包括石鼓10箱),由陆路先迁陕西宝鸡,二迁汉中,三迁成都,四迁峨眉,于1939年5月17日至6月17日先后入藏峨眉大佛寺和武庙。姑且不说南路和中路,就说这石鼓所在的北路,从汉中迁出后12天,原先存放文物的汉中南郑文庙,即被日军飞机扔下7颗炸弹夷平。汉中至成都途中,发生了3次汽车翻车事故。从成都大慈寺迁往峨眉后7天,成都也遭到日军狂轰滥炸。郭老诗中的“初移宝鸡后峨眉”,浓缩了这一漫长曲折艰险繁杂的历程。据原故宫博物院峨眉办事处主任那志良在《典藏故宫国宝七十年》一书回忆,当时10个石鼓就存在峨眉武庙西配殿里。

南迁文物千千万万,为何郭老独独提到石鼓呢?这是因为他曾专门研究过石鼓文的缘故。大革命失败后,郭老流亡日本,于1932年开始对东京文求堂所存石鼓文拓片进行梳理,1933年写成《石鼓文研究》初稿。

石鼓是唐代出土的刻有记叙东周秦国国公陪同周天子游猎盛况的石碣,故又称“猎碣”,共有介于籀与篆之间的文字500个左右,无论是史料价值还是书法雕刻艺术价值,都珍贵无比。有宋代以后的多种拓本存世,最佳的是宋代先锋本、中权本、后劲本和天一阁本四种。郭老《初用寺字韵书怀》一诗中,曾有“尝从猎碣考奇字。先锋后劲复中权,宋拓良与今石异。”

10个石鼓发掘于陕西凤翔府陈仓荒郊岐山之阳,亦称“陈仓十碣”或“岐阳石鼓”。称为石鼓其实并不像鼓,上小下大,顶圆而底平,四周略作方形,也有正圆的,四面环刻阴文。石质坚硬,每个重约一吨。由于年代久远,有些刻了字的石皮已与鼓身分离,稍有不慎,就会剥落下来。当年文物南迁时,最难包装的就是这10个原存于国子监的石鼓。马衡在《跋北宋石鼓文》中记载:“余鉴于此种情状,及既往之事实,知保护石皮为当务之急。乃先就存字之处,糊之以纸,纵使石皮脱落,犹可粘合:次乃裹以絮被,缠以枲绠(麻绳),其外复以木箱函之”。木箱是特制的,箱的内壁塞满了稻草,钉牢后,外面又用钢条绑扎封死。一辆卡车只载一箱,连同一块诠释石鼓文音义的碑刻,单独用了11辆卡车运送。这就是郭老诗中描述的“花岗之石趺坐锐,质坚量重难调驯。一鼓费一卡车载,纩裹网维箱底在。”

对于石鼓的雕刻年代和国别,长期以来众说纷纭。马衡先生是著名金石学家、考古学家,对石鼓颇有研究,写过一本《石鼓为秦刻石考》,认为不应称“鼓”,主张叫“秦刻石”。他考证所刻文字是春秋缪公(一写作穆公)时期的,郭老则认为是春秋秦襄公时所作,也有学者说是战国秦献公时的。尽管年代有争议,但都认定为是东周时期秦国的遗物。

郭老这首诗中第三句“秦刻用之以为持”,即言石鼓系“秦刻”。诗的开头,也是从石鼓文切入,说寺字韵的“寺”字,在周代就是“持”的通假字。不但秦国刻的石鼓上这样用,东周鼄(一写作邾,音朱)宣公的牼钟上铭文“分器是寺”也不例外,这个“寺”字也是“持”。

1938年春,马衡先生到达重庆,建立故宫博物院重庆办事处。郭沫若也在同年12月底随同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抵达重庆。他们时有往来,不时切磋文史问题。1939年7月,长沙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郭老的《石鼓文研究》。恰巧此时,10个石鼓刚存于峨眉不久。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可以想象,当这两位潜心研究过石鼓文的考古学家聚在一起,谈到石鼓,那是怎样的眉飞色舞,自然就有了郭老“石鼓于今已入岷,无咎先生言訚訚”的诗句。那纩裹网维、一鼓一车的细节,也必定是郭老听了马衡先生的详述而吟成。全诗通篇围绕石鼓着笔,我们似乎也可以理解为郭老以石鼓代指南迁的文物。

故宫文物南迁是反法西斯战争中保存中华文脉的可歌可泣的伟大壮举,是战胜无数艰难险阻惊天地泣鬼神的文物长征,也是保护全人类共有的文明结晶的重大贡献。郭老用“暴寇无由攘过海”来概括南迁的目的。他热情洋溢地赞颂故宫人“扶持神物走天下,宇宙恢恢乘大名”。这里用的是“扶持”,而不用“护送”或其他同义词。读到这里,才明白前四句大讲“寺为持字”的缘由。他说,天边出现了卿云璀璨的祥瑞气象,有人感到惊奇;但当你知道了南迁文物历经千难万险的奇迹,那就不会惊讶了。作为历史学家,他视文物为“神物”,称众多价值连城的国之瑰宝安全转移为“奇迹”。文化不亡,民族不灭。他对中华文物的精华部分得到有效保护深感欣慰且充满敬意,也掂量到这一行动的沉甸甸分量。所以这首诗,实在是郭老对马衡及其同仁在战火纷飞中跋山涉水“扶持神物”的勋劳的旌彰。

马衡院长曾于1944年集石鼓文为联“蒦寺古宫庶勿,来乍我麋寓公”,两旁题跋:“(民国)二十八年夏,自成都移故宫文物于峨眉,石鼓与焉,因集其字为联以纪念之。鼓文以寺为持,以乍为作,蒦護古故勿物麋眉古通,卅三年秋鄞马衡书,时为寓公五年矣。”(马衡籍贯浙江鄞县),依马衡题跋中对古代通假字的解释,这联应读作“护持故宫庶物,来作峨眉寓公”,其中“我”与“峨”亦相通。此联的内容可与郭老这首诗相印证。郭老此诗是目前找到的最早颂扬故宫南迁护宝人的诗篇。

郭沫若为马衡院长遗稿作序

郭沫若为马衡著作序手稿

1955年,马衡病逝,遗留大量研究金石学的文稿,其中的一部分,由故宫博物院研究人员傅振伦先生于20世纪60年代初整理编辑为《凡将斋金石丛稿》一书。傅振伦恭请郭沫若为这本书作序,郭老欣然命笔:

马衡先生是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前驱。

他继承了清代乾嘉学派的朴学传统,而又锐意采用科学的方法,使中国金石博古之学趋于近代化。他在这一方面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

马衡先生同时还是一位有力的文物保护者。中国古代文物,不仅多因他而得到阐明,也多因他而得到保护。

前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时期,马先生担任故宫博物院院长之职,故宫所藏古物,即蒙多方维护,运往西南地区保存。即以秦刻石鼓十具而论,其装运之艰巨是可以想见的。但马先生从不曾以此自矜功伐。

马先生为人公正,治学谨严;学如其人,人如其名;真可谓既衡且平了。

马先生复能诗,善书,工篆刻。一九三九年同寓重庆,曾以青田石为我治印一枚,边款刻“无咎”二字。今以钤于文末,以见一斑。

凡德业足以盖人者,人不能忘之。马先生虽颇自谦,然其成就,已应归于不朽。

一九六三年八月廿五日 郭沫若

马衡号“凡将斋主人”,又号“无咎”。这本《凡将斋金石丛稿》编成后,因“文革”而搁置,直至1977年才由中华书局出版问世。郭沫若的这篇序言,文字虽简短,内容却颇丰,他高度评价马院长在考古学和金石学方面的巨大作为,又对他保护文物的功绩予以彰显,再次提到故宫文物南迁时10具石鼓装运的艰辛,还颂扬马院长的人品和才干,谓“其所成就,已应归于不朽”。

郭沫若用朴实的言辞,表达了他对马衡院长真诚的钦敬。这是学者之间最诚挚的情感流露。

郭沫若品评故宫藏品

郭沫若多次参观故宫博物院的藏品。1962年4月的一天,他观看了故宫所藏“猫蝶砚”,大感兴趣。这是利用一块端石的自然形态,面部雕了一只猫和部分蝶翅,背后刻全蝶,栩栩如生,小巧玲珑。砚背刻有“江邨居士”长方形篆印,还刻着行楷“金睛焕采,粉翅飘香,锡尔纯嘏,受福无疆。丁酉闰三月庚寅韦斋吴祖谦”又刻“韦”和“斋”两字方形篆印。他请同行的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魏善臣将砚面和砚背拓了一纸带回去,再三端详,雅兴大发,在拓片空白处题写:

故宫所藏猫蝶砚

在故宫中得见此砚,原江邨居士旧藏,镌刻甚为精巧,砚质为端石,利用二鸜鹆眼以为猫眼,灵活有神。砚面蝶翅诸眼亦为石眼,可谓天造地设。砚工惜不知名耳。

一九六二年四月十五日晨

郭沫若题

两个月后,郭沫若再次仔细欣赏这拓片,又题写一段:

考古研究所魏善臣同志拓制,吴祖谦不知何许人,考有清一代丁酉年内无闰三月者,待考。

一九六二年六月十七日晨

郭沫若补题

从这两段题记可以看出,郭沫若对故宫的这件藏品十分喜爱,对刻工的精巧技艺赞不绝口,特别指出巧妙利用端石上的自然孔眼作猫眼和蝶翅眼的匠心,用了“灵活有神”“天造地设”这样的言辞来品评、赞颂。作为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他对砚背所刻的所有文字都认真地研究一番,对“吴祖谦”及其刻字年月也仔细审读,查考相关资料,指出“考有清一代丁酉年内无闰三月者,待考。”这样的研究精神,值得我们认真学习。

这张猫蝶砚拓片和郭老题词,今存北京郭沫若纪念馆。

参考文献:

1.《中国共产党与三线建设》,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年出版。

2.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主编,《四川三线建设简史》。

3.中共内江市委史志研究室编,《三线建设在四川(内江卷)》。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魏奕雄

供稿:乐山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