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识途与老师闻一多的交往

慕津锋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今年也是“民主斗士”闻一多先生联合昆明文化界发表《关于挽救当前危局的主张》80周年。1945年3月12日,昆明文化界340多人联名发表《关于挽救当前危局的主张(草案)》,提出召集国是会议,组织联合政府,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等。此稿由吴晗起草、闻一多润色、华岗(西园)补充、罗隆基(努生)清录。今年还是闻一多学生马识途先生110周年诞辰。2024年3月28日,马识途先生在成都去世,享年109岁。

马识途

抗日战争爆发后的1937年,华北危急、北平危急。为保留中国教育精髓,让中华民族文化之火不熄,闻一多先生追随清华大学南下湖南、贵州、云南,最后在昆明担任西南联大教授,继续传播中国文化。而年轻的马识途在抗战爆发后,在南京积极参加进步学生运动,1938年在武汉加入中国共产党,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党的事业。1941年1月,中共鄂西特委因叛徒出卖被国民党反动派破坏,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在中共南方局的安排下,26岁的马识途毅然报考昆明西南联大。

正是在西南联大,马识途和闻一多先生逐渐成为志同道合的“革命师生”。

1941年10月,马识途入西南联大外文系求学,后为更好地开展工作,他转入西南联大中文系继续学习。西南联大中文系当时有朱自清、罗常培、罗庸、魏建功、杨振声、刘文典、闻一多、王力、浦江清、唐兰、游国恩、陈梦家等众多知名教授。在学校,他谨遵南方局对他的“三勤”要求——勤学、勤工作、勤交友,一面努力学习,一面积极参加学校进步活动,一面“慎重”交友。1942年9月,马识途与中共云南工委建立组织联系。1943年,在中共云南工委的领导下,马识途与齐亮、何功楷等人建立起中共西南联大党支部。其后,为进一步推动西南联大师生运动,马识途积极与西南联大知名进步教授建立紧密联系,这之中就有自己的老师,素有“时代的鼓手”之称的闻一多先生。

闻一多

在学生马识途眼中,老师闻一多先生上课极有激情,他在讲课中常将中国的历史与中国当下社会紧密联系起来,让他们这些学生有切身感受。

在一次唐诗课中,闻一多给学生们讲到杜甫的“三吏”“三别”,讲到激动处,闻一多愤愤地说:“杜甫描写的是一千多年前的事,你们仔细张开眼看看,这却是写的眼前抗战时期的事。”闻一多在课堂上犀利剖析现实,学生们内心十分激动。课后,为了保护老师的安全,马识途陪着老师闻一多回他位于昆华中学的家中。在随后的交往中,思想越趋进步的闻一多与学生马识途的师生情谊日益深厚。对于马识途等进步学生组织的各类活动,闻一多也都积极参加。

1944年5月3日,马识途参加并聆听了西南联大历史系、社会系举办的“五四25周年座谈会”,政治系教授张奚若、历史系教授雷海宗、中文系教授闻一多都参加了这次活动。第二天,马识途等人也在中文系组织了“纪念五四文艺座谈会”,并邀请了闻一多、罗常培等教授参加,但因特务捣乱,会议被迫中止。因为意见有些不同,闻一多和罗常培在会场产生了争执,不欢而散。为了与国民党反动派做坚决的斗争,马识途等人认为这次座谈会不能半途而废,一定要坚持举办,不仅规模更大,而且影响也要更大,决不能让敌人吓倒。5日,马识途与齐亮先去拜访闻一多,做闻一多工作,劝他继续参加“纪念五四文艺座谈会”,并希望闻一多先生能主动邀请罗常培前来主持会议。马识途对闻一多说:“要罗先生出来,除非闻先生您亲自上门去请他,同时解释一下昨天晚上的误会。”马识途没想到闻一多先生听后立刻就答应了,而且还天真地说:“马上就去。”马识途赶忙劝住:“最好让我们系会的负责同学先去找罗先生说,并且我们还要商量一下怎么个开法。”稍后,马识途又与齐亮拜访了中文系主任罗常培,动之以师生之情。马识途又告诉罗常培,闻一多先生准备登门请教并与之商量继续开会的办法。经马识途、齐亮的劝说,罗常培先生也同意继续参会。

当天晚上,马识途、齐亮陪同闻一多一起拜访罗常培。闻一多建议罗常培,中文系要开一个更大的会,比历史系开得还大,比4日晚上的还要大,并且还要多请几位有影响力的教授。经四人当晚商定,7日中文系重开“纪念五四文艺座谈会”,会议将由闻一多、罗常培共同主持。

7日晚7点,中文系“纪念五四文艺座谈会”再次在西南联大新教舍广场举办,罗常培、闻一多、朱自清、沈从文、冯至、卞之琳、李广田等中文系知名教授皆来参加。在座谈会上,闻一多先生发表了精彩的演讲:

“我们的会开得很成功。朋友们,你们看(他指着从云中钻出的月亮),月亮升起来了,黑暗过去了,光明在望……”

1944年7月7日,在抗战过程中这个特殊的历史节点,由西南联大壁报协会、云南大学、中法大学、昆明英语专科学校联合主办的时事报告座谈会在云南大学至公堂举办,闻一多,云大校长、著名数学家熊庆来参加会议。10月10日,马识途与齐亮等人积极筹办在昆华女中大操场召开的云南各界人士纪念会。

10月18日,昆明文艺界在云南大学至公堂举行“鲁迅逝世八周年纪念晚会”。会前,马识途前往闻一多住处,邀请其参加并讲话,闻一多欣然同意。会上,闻一多先生充满激情地讲道:

“有些人死去,尽管闹得十分排场,过了没有几天,就悄悄地随着时间一道消逝了,很快被人遗忘了。有的人死去,尽管生前受到很不公平的待遇,但时间越过得久,形象却越加光辉,他的声名却越来越伟大。我想,我们大家都会同意,鲁迅是经受住时间考验的一个光辉伟大的人物,因为他为中华民族的文化事业留下了宝贵的遗产。他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文学家。”

说到这里,闻一多忽然转过头去,望着墙上挂着的鲁迅的像,鞠了一躬,然后说:

“现在我向鲁迅忏悔,鲁迅对,我们错了!当鲁迅受苦受难的时候,我们都还在享福。当时我们如果都有鲁迅那样的骨头,哪怕只有一点,中国也不至于这样了。骂过鲁迅或看不起鲁迅的人,应该好好想想,我们自命清高,实际是做了帮闲帮凶,如今把国家弄到这步田地,实在感到痛心!”

正是由于马识途、齐亮、何功楷所组成的西南联大党支部的努力工作,西南联大的进步民主运动得到了蓬勃发展。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当胜利的消息传到昆明时,整个昆明变成了欢乐的海洋。但到了深夜,马识途渐渐冷静下来,他忽然有一种“众人皆笑我欲哭,众人欢乐我心忧”的心绪,总有一种忐忑不安的感觉。

第二天,云南省工委书记郑伯克找到马识途,告诉他,根据南方局指示,要动员一批同学到解放区去,还要动员更多的同学下乡,到国民党统治薄弱的地方准备武装斗争。没过几天,有进步学生悄悄告诉马识途:国民党云南省党部调查室有一份“必须消灭的危险分子名单”,上面列有马识途和齐亮的名字。马识途立刻将此情报上报省工委。很快,省工委作出指示:要求马识途、齐亮、李晓等人赶紧撤离,转移到滇南农村。在撤离前,马识途根据上级组织安排,为李晓、许寿谔办理了入党手续,为李明等一批失去联系的共产党员办理了恢复组织关系的手续。

在离开昆明,前往云南乡下开展地下工作的前一天,马识途在征得组织同意后,再次拜访恩师闻一多,向他告别。一进门,马识途大吃一惊,原来老师把自己的长须刮掉了。看着马识途惊奇的表情,闻一多笑着说:“我履行诺言,抗战一胜利,就刮胡子。”在这次交谈中,马识途向闻一多表达了中共希望闻一多先生在抗战胜利后先回到清华大学,继续和北平的西南联大学生一起进行革命斗争的想法。那时,对于自己的未来,闻一多先生有多种选择。但他最后表示他愿意考虑中共所提出的建议:回清华。他对马识途说,他梦想着不久天下太平,他想重新投入他的学术研究,他有很多学术研究要开展,也有很多学术腹稿要完成。

临别时,闻一多告诉马识途,何时回昆明,一定要来看看自己。

抗战胜利后,昆明学生运动更加如火如荼地展开,闻一多先生也积极投身其中。尤其当内战爆发后,愤怒的闻一多义无反顾地奔赴运动最前线。当1945年12月昆明发生震动全国的“一二·一”惨案后,闻一多在烈士墓前发表了一次著名的演说:

“四烈士永远安息在民主堡垒里了。我们活着的,道路还远,工作还多。杀死烈士的凶手还没有惩办,今天我们在这里许下诺言了:我们一定要为死者复仇,要追捕凶手。我们这一代一定要追还这笔血债,追到天涯海角。我们这一辈子追不到,下一代还要继续追,血债一定要用血来偿还的。”

这是马识途最后一次现场聆听闻一多先生的讲话。此时恰逢马识途因工作需要返回昆明。参加完送葬仪式后,马识途又匆匆赶往云南乡下开展革命工作。

而这时的闻一多先生已成为国民党反动政府眼中的“异类分子”,欲除之而后快。在此之前,马识途曾多次提醒老师一定要保护好自己,但闻一多却毫无惧色,他继续大声疾呼,希望自己这样的呼喊能惊醒那些醉生梦死的人起来一起挽救国家的危亡,为此他不惜以生命来殉国。

1946年7月15日,闻一多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前往云南大学大礼堂,主持在那里举行的好友李公朴殉难报告会。在李公朴夫人张曼筠血泪控诉时,会场混入了国民党特务,他们肆意说笑取闹,扰乱会场,使与会民众忍无可忍,李夫人离开讲台后,闻一多先生满腔愤怒地拍案而起,发表了著名的“最后一次演讲”。

闻一多先生的这次演讲是一篇激励人心的战斗檄文!是一个唤起人民觉醒的施号令!同时也是大后方爱国民主人士的战斗宣言!

当闻一多和他的长子闻立鹤从会场离开步行回家时,国民党特务一路尾随,在闻一多父子走到西仓坡联大教职员宿舍时,他们终于拿出手枪射出了罪恶的子弹,闻一多父子倒在了家门前。

闻一多先生走了,但他英勇不屈的正义精神,已永远化作中华民族不屈的脊梁。

听到老师遇难的噩耗后,马识途匆匆赶回昆明。他用大纸写了八个大字作为挽联:哲人其萎,我复何言。这副挽联表达了马识途对恩师的哀思及对国民党反动派卑劣行径的愤怒与斥责。

此后不久,因为革命斗争的需要,马识途被南方局安排回四川成都,先后担任成都工委副书记、川康特委副书记,为四川的解放事业披肝沥胆,勇往直前。

1949年12月底四川解放后,马识途积极参与四川的建设,在繁忙的行政工作之余,他一直没有忘记老师闻一多对他的教诲。1959年,马识途开始用自己手中的笔创作出一部部精彩的文学著作,其中根据他的革命经历创作而成的长篇小说《清江壮歌》成为新中国“十七年文学”中一部重要的红色经典,长篇小说《夜谭十记》则成为改革开放后中国文坛一部重要的讽刺小说。2021年,106岁的马识途完成了自己人生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学术著作《马识途西南联大甲骨文笔记》,这是一份学生向老师汇报的厚重“作业”。在书的扉页,马识途这样写道:

谨以此书献给西南联大及罗常培、唐兰、闻一多、王力、陈梦家等大师们。

在马识途眼中,老师闻一多先生不仅是一位有着重要影响力的教授,更是一个真诚的“民主斗士”,他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楷模。他把老师闻一多视为自己一生学习的榜样。

而在我们的眼中,马识途老人同样是一位在当下中国有着重要影响力的革命作家,他用自己手中的笔为我们讲述中国共产党人为追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而做出的牺牲,用自己的作品为我们讲述着自己的信仰,用自己的实际行动阐述着一位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与使命,他同样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心中的楷模。

谨以此文,向两位大师致敬!

来源:《中国艺术报》2025年6月30日第8版

作者:慕津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