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亚(1924.12.25-2011.2.26)

朱光亚作为新中国的原子弹、氢弹科技攻关的组织领导者之一,作为中国国防科技事业的组织领导者之一,他对国防科技事业的杰出贡献是值得载史入册的。1949年朱光亚在美国密执安大学获物理学博士,他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首届院士。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999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对当年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23名科技专家予以表彰,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江泽民主席把奖章挂在了朱光亚的胸前。朱光亚院士是我们心目中的一面旗帜、学习的楷模。在他诞辰101周年之际,谨从他几十年从事国防科技工作的实践历程中采撷部分片段作文,以表达我们对他的缅怀和纪念。

朱光亚在美国密歇根大学期间博士学位照

培养了我国第一批核专业人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面临着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严重战争威胁,美国多次威胁要对中国使用核武器,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党中央决定发展自己的原子能事业,急需大量的专业科技人员参加这一工作,中央有关部门采取多方面的有效措。

1955年初,教育部在北京大学成立物理研究室(后改名原子能系,现技术物理系),朱光亚奉调从东北人民大学(现吉林大学)回到北京大学,和从浙江大学调来的胡济民教授负责组织筹办,担负起为中国培养急需的原子能专业人才的重任。这个研究室于1955年7月正式成立。当年秋天,就从全国各有关高等院校相近专业中选调高年级学生,集中在北京大学学习原子能专业知识,抽调部分政治素质和业务基础较好、专业相近的优秀教师进修原子能专业。到1956年,我国就有了自己培养的第一批核专业大学毕业生。后来,朱光亚的这些弟子们大多都成了核工业领域的技术骨干。第二年,清华大学和兰州大学也开设原子能专业。总之,这个时期的核教育,为中国核工业的创建,培养了一批事业心强,业务素质好,具有开创精神的技术骨干,也为核科学技术教育事业积累了有益的经验。朱光亚深刻地认识到,中国的事,到头来还是要靠中国人自己。最重要的是人才,是人的素质的提高。在他投身中国核科技事业的研究和实践生涯中,言传身教,培养和扶持了许多中青年科技人员,使他们接过了老一代科技专家手中的接力棒。

从1955年到1959年,朱光亚在承担教学工作的同时,还领导和参加了我国早期的核物理研究和反应堆物理研究等方面的工作。20世纪50年代初,近代物理所(即原子能研究所)开始了为低能核物理实验研究创造条件的工作。1957年,朱光亚被调到原子能研究所任研究员,专门从事中子物理和反应堆物理研究。他和同事们自己动手研制、制造的静电加速器投入运行,苏联援建的重水反应堆、回旋加速器也交付使用。在反应堆、加速器旁配建了几台中子晶体谱仪和飞行时间谱仪后,由朱光亚和何泽慧等科学家指导,开展了核物理实验研究,在重水堆上进行了中子物理实验;在回旋加速器上除中子物理外,还开展了(d,p)极化等核反应研究;在质子静电加速器上开展了轻核反应研究。这些工作为60年代“两弹”过关作了重要的技术储备。

1958年,原子能所成立了反应堆物理实验组,承担了研究性重水堆的物理启动任务。1959年2月,在朱光亚领导下,自行设计、制造和安装了第一座轻水零功率装置,并进行了为掌握研究性重水堆物理实验,跨出了我国自行设计、建造核反应堆的第一步。

60年代初是我国自力更生建设核工业的关键时刻。当时,朱光亚、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邓稼先等一批杰出科学家直接参加了核武器的研究工作,并取得了显著成就。同时,也把我国核物理研究工作的重点转到确保“两弹”过关的轨道上。

朱光亚是著名的核物理学家、堆工专家,是权威,几十年埋头于开发利用中国核技术的实践,中国核技术的子午卯酉,都装在他的脑子里,每当我国核科技发展到一个关键决策时刻,难道不想听听他的意见和见解吗?

1956年8月,周恩来总理按照毛泽东主席的指示,拉开了我国核武器研制的序幕。他专门找了朱光亚、钱三强、王淦昌等几位著名物理学家座谈。听取他们对发展中国核武器的意见。

周总理和专家们面对着一张仅仅以零星资料设想而画成的唯一的原子弹结构图,展开了热烈的探讨。很难想象,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凭着空空的两手就要开始去构筑那个震撼世界的宏伟工程!

1970年6月28日下午3时,我国核潜艇陆上模式堆达到冷态临界。30日晚上10时,反应堆达到热态临界。周恩来总理获悉后,马上指示装堆启动小组人员到京汇报。7月15日下午和16日上午,朱光亚等有关方面的专家和周总理、李光念等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分两次听取汇报小组5个多小时汇报。

朱光亚青年时期工作场景

在突破原子弹、氢弹关键技术方面的贡献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代号“596”。这是1959年6月的数字记法,它包含了令人愤慨和兴奋的故事:1959年6月,前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了协议;随即,撤走了在中国核工业系统工作的233名苏联专家。

消息传到北戴河,正在那里开会的毛泽东主席说:“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同年7月,周思来总理在庐山会议期间向二机部宋任穷部长传达了中央的决策:“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8年时间搞出原子弹。”就在这个月,我国正式成立核武器研究机构——核武器研究所。成立核武器研究所首先需要一位既是科学家又能做组织工作的人来负责。宋任穷部长说:“这个人选,请三强考虑,提出建议。”

钱三强熟悉每位科学家的特点,知道什么样的任务放在哪位科学家的肩上最合适。他出以公心,知人善任,而所有科学家又都是以事业为重,服从需要,甘作无名英雄。不到一个星期,人选提出来了:朱光亚。

举荐的理由是:朱光亚在核物理方面有很好的基础,曾在美国蜜执安大学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又有从事科学组织工作的经历和能力。年龄只有35岁。

朱光亚调任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长,从此,他为核武器事业的发展运筹帷幄,把全部心血献给祖国的国防尖端事业。年轻的朱光亚立即投入到庄严的事业之中,他和邓稼先等科学家一起协助研究所的领导人,筹办核武器研究工作,组织队伍,大力协同,顺利实施了中国自力更生研制核武田的计划(即“两年规划”)。在核武器研究所创业时期,朱光亚发现从四面八方汇集来的年轻科研队伍,在工作作风上还不能适应科研的要求。他协助所长,大胆地抓了科研小整风,要求科研人员养成一套严谨、认真和一丝不苟的作风。他认真细致的工作精神,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赞扬。

从1960年初,核武器研究所即开始原子弹科学技术的研究探索,在原子能所的配合下,对原子弹的研究设计,进行了对裂变反应有关数据的测定,原子弹某些部件加工过程的物理检验,以及各种放射性测量方法及标准的建立等工作。

与此同时,朱光亚、邓稼先和稍后调来的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等科学家和工程师一道带领青年科技人员和工人投入了紧张的工作。1962年朱光亚主持编写的《原子弹装置科研、设计、制造与试验计划纲要及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与《原子弹装置国家试验项目与准备工作的初步建议与原子弹装置塔上爆炸试验大纲》。对争取在2年内实现第一次原子弹爆炸试验的目标起到了重要作用。同年9月,对原子弹装置的科研、设计、制造与试验以及必须解决的关键技术问题作出了全面安排。到年底,按计划完成了各方面的研究实验任务,使原子弹的研制工作逐步转入技术设计和试制阶段。

在第一颗原子弹研制的关键时刻,为加强对原子弹装置和载航弹的设计试验工作的技术指导,1962年底核武器研究所成立了产品设计、冷试验、场外试验和中子点火4个技术委员会,朱光亚任中子点火技术委员会副主任。他参与了中子点火等技术课题的组织攻关指导工作,1963年底,成功地进行了缩小尺寸的整体模型爆轰试验。1964年6月,快中了临界实验装置的试制、安装和调试已告完成,随即开展了次临界度的测量,为了确保安全,杜绝意外事故,采取了“万无一失”的防范措施。每次开罐、装罐都是徒手操作。朱光亚不仅参加了测量试验的组织安排,试验时也始终坚持在现场,和参试人员一起经历科研攻关的全过程和分享成功的喜悦。试验结果符合理论预测。根据此次试验,遂制定出次临界安全操作规程。

《原子能和原子武器》 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

1962年9月,在爆轰物理实验有了重大突破;理论计算摸索到了一定规律;点火装置研制有了迅速进展的关键时刻。二机部党组提出1964年或者1965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的报告。毛泽东主席审阅了这份报告,高兴地批示:“同意,很好。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12月4日,中央为此专门召开了一次会议,在中南海宽敞明亮的会议室里,温暖如春。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聂荣臻、罗瑞卿等领导同志在座。刘杰部长首先汇报了工作计划。接着朱光亚同志代表原子弹研究院汇报研制进展的具体情况。

当朱光亚开始汇报时,周总理亲切地招呼他,“请坐到前边来!”身材高大的朱光亚在周总理对面坐下,显得有些激动。他只有38岁,风华正茂,已经是原子弹研究院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协助院长抓全面的科研组织工作。

此刻,周总理和其他领导同志兴致勃勃地听着朱光亚的汇报。汇报结束时,周总理赞赏地说“讲得很好。原子弹研究院的同志们作了艰苦努力,党和人民是清楚的。”

临别的时候,周总理紧紧地握着朱光亚的手,诚挚地说:“请捎个话,毛主席和中央的同志感谢你们,人民感谢你们,你们要不懈地努力!”

从1962年11月至1963年初,国防科委曾多次组织核武器研究所、核试验基地等有关单位研究第一颗原子弹的试验方案。朱光亚和程开甲等提出,先用塔爆方式进行试验,验证原子弹装置核心部分动作的可靠性后,再进行原子弹空爆试验。先进行塔爆试验,便于进行可靠的测量,获取更多的数据。因此,国防科委采纳了朱光亚等人的方案,确定用塔爆方式进行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1964年8月中旬,遵照中央专委的决定,由国防科委、二机部、核试验基地和参加试验工作的各总部、军兵种的负责干部和专家共68人,组成首次核试验委员会,统一组织指挥全部试验工作。张爱萍将军任主任委员,刘西尧部长任副主任委员,主要成员有朱光亚、张震寰、张蕴钰等。为实施首次核试验作出了贡献。通过全体参试人员的不懈努力和全国有关部门、单位的大力协同,实现了在1964年秋进行第一次原子弹爆炸试验的目标。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张爱萍、朱光亚、刘西尧、李觉、吴际霖(左起)欢迎参试人员凯旋。

原子弹爆炸成功后,毛泽东主席高兴地说:“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正在这时,传来了法国人即将爆炸氢弹的消息,中国人能抢在法国人的前头吗?身为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的朱光亚又立即投入到组织领导氢弹的探索研究。1965年2月,在朱光亚和彭桓武主持下,核武器研究院着手制定了关于突破氢弹理论的研究计划;第一步继续进行探索研究,突破氢弹原理;第二步完成质量、威力与核武器使用要求相应的热核弹头的理论设计。

在探索研究过程中,朱光亚等充分发扬学术民主,鼓励科研人员大胆设想,提出各种新的概念和新的设计思想。通过采用不同的材料配置和结构,设计模型,进行数值模拟和分析研究,确定了探索氢弹原理的主攻方向。经过2年零2个月的艰苦研究试验,于1966年12月28日,朱光亚和王淦昌等科学家协助聂荣臻元帅、张爱萍将军在西北试验场成功地进行了氢弹原理试验。这次试验在中国热核武器的发展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半年后,即1967年6月17日我国进行了首次氢弹试验,并获得圆满成功。中国成为世界上第4个掌握了氢弹制造技术的国家。

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我国仅用了2年零8个月时间,是世界5个核大国中时间最短的。这与朱光亚等一批杰出科技专家的出色工作分不开的。

许多年后,已担任中国科协主席、国防科工委科技委主任的朱光亚,深情地讲述了中国核科技事业起步的艰难和创业的艰辛:“当时,主要的困难就是资料很少,可以说几乎没有什么资料。我们调来的人就算是骨干,也有一个熟悉的过程,也要学、不学不行……”是啊,在外国对我技术封锁的条件下,要靠中国科学家自己的智慧和创造,进行原子弹的理论研究、产品设计、技术操作、组织实施、摸索试验……其中的艰难和不易是可想而知的。

1966年12月28日,朱光亚(中)和聂荣臻(左一)在中国核试验基地。

值得一提的是,在我国争分夺秒实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前,朱光亚还完成了一项特殊任务。那是1963年7月,美英苏三国代表在莫斯科准备签订《关于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试验条约》。很显然,他们想扼制中国的核试验。在条约即将签订前,周恩来总理指示二机部刘杰部长找科技人员讨论并征求意见,为我国政府的严正声明提供资料,并且要求一定在7月23日条约签订前拿出来。朱光亚具体负责这项工作,组织人员查阅资料、进行讨论,自己连夜起草,及时提供了有理有据、义正词严的提纲。

朱光亚参与组织领导了我国历次原子弹、氢弹的试验,为“两弹”技术突破及其武器化工作做出了重大贡献。在核试验这条道路上,美国进行了1000余次,而我国只进行了45次,不及美国的二十五分之一,研制经费仅为美国的百分之几。从1981年开始,我国的核试验已完全转入地下。1986年3月,我国政府郑重宣布:中国已多年未进行大气层核试验;今后也不再进行大气层核试验。

为了一次次核试验的成功,人们已经记不清朱光亚有多少次来到罗布泊试验场和青海研制基地,来到科技人员中间……1975年10月27日清晨,我国在罗布泊进行第二次平洞核试验。朱光亚和王淦昌等科学家再次来到核试验现场,在指挥部的帐篷里等候取样组归来。

由于放射性剂量严重超过允许标准,第一次取样未成功,听了取样组的汇报后,朱光亚紧锁双眉沉思,王淦昌则焦急地说:“我要进洞取样,一定要把气体样品拿回来!否则怎么向总理交待!向人民交待!”

朱光亚忙说:“那怎么行!你要是取样,我们都要去坐牢。”

接下来组织的第二次、第三次进现场取样,连告失败,仍然没有取回样品。第二天,朱光亚、王淦昌等来到现场,在洞口紧急研究,决定采取一切防护措施,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再次组织人员进洞取样。第四次,取样人员终于找到2瓶气体样品,取样组迅速返回,立即送到化验室,经检验分析,气体样品符合要求。

当“成功”的消息传来之时,整个试验场区一片沸腾。朱光亚和王淦昌来到取样组,激动地一个接一个和大家握手,连声说:“太感谢你们了!太感谢你们了!”

进入80年代,在一次地下竖井试验的前夕,年过花甲的国防科工委科技委主任朱光亚,又一次和国防科工委主任丁衡高中将去试验基地看望了参加试验的科技人员,对现场进行了细致的检查。

90年代,江泽民同志亲临核武器研制基地,对核武器事业做了极其重要的指示。他还邀请朱光亚、于敏等科学家在中南海促膝畅谈,商讨我国核武器事业的发展大计。

1992年11月7日,年近古稀的朱光亚专程从北京来到西部科学城绵阳出席了第三届“邓稼先青年科技奖”授奖仪式。向获奖代表颁发了获奖证书。朱光亚在颁奖大会上动情地说:“我怀着非常激动的心情来参加今天的大会,这是我今年第二次回娘家了。刚才颁奖我也是很激动的,这特别说明了我们的事业是后继有人的……”这充分表明了这位核科技先驱者对核科技事业的情感与热爱,表明了他对核科技事业的冀望与憧憬。

朱光亚晚年

参与核能技术的和平开发利用

1970年6月,朱光亚从原核工业部第九研究院调任国防科委副主任。从此,他的工作面更加宽广了。他也站在一个更高的起点上,目光始终盯着世界科技的迅猛发展。1972年9月11日,周恩来总理专门就加强基础科学研究、高能物理研究和高能加速器的预制问题致信朱光亚和张文裕两位科学家,周恩来在信中说:“西尧同志请朱光亚同志召集有关方面一议事,请不要等我批,先议出办法,供大家讨论采用。”“这件事不能再延迟了。科学院必须把基础科学和理论研究抓起来,同时又要把理论研究与科学实验结合起来,高能物理研究和高能加速器的预制研究,应该成为科学院要抓的主要项目之一。”

朱光亚指出:“高技术的跟踪和发展研究工作,在密切注意追踪国际先进水平、就技术成果和最新的发展方向的同时,必须有创新精神,必须重视高技术发展战略的深化和动态研究,不断调整研究方向和任务。”他在负责核技术研究的同时,还参与组织实施中国第一座30万千瓦核电站——秦山核电站的筹建、核燃料的生产和放射性同位素应用等项目的研究开发。80年代,朱光亚又参与了我国跟踪世界高技术的重要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的制定和实施,以及国防科技发展战略研究工作。为中国核能技术的和平利用和跟踪世界高技术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从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前期,朱光亚又参与了有关军控问题的研究。他对自己能亲身参与这一关系祖国安全和人民幸福的核科学技术领域的研究发展工作,贡献出自己的力量,无怨无悔。

1982年起,朱光亚历任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主任,为中国国防科学技术事业做出了贡献。他还先后当选为中国核学会第一届、第二届理事会副理事长、第三届名誉理事长,中国科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91年5月,在中国科协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被推举为科协第四届全国委员会主席。

晚年,朱光亚还担任着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的职务,仍然以满腔热情和无私奉献的精神、严谨务实的作风,为贯彻党中央科教兴国,科技强军战略思想不懈地工作着。

1993年,朱光亚在中国核试验基地永久沾染区视察时留影。

科学家的品质  科学家的责任

朱光亚严肃而不失温私,严谨而虚怀若谷,功勋卓著却缄默无言,这种缄默展示着科学家崇高的品质和博大的胸怀。他从不以权威自居,在学术问题上,他严肃认真,非常注意倾听同事们的意见。工作中他一丝不苟,对事业精益求精。上世纪50-60年代,他常写在小黑板上的一句话是:“不打无准备之仗。”朱光亚以他几十年从事国防科技事业特殊生涯所形成的独特气质,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96年初,解放军出版社策划出版一套“国防科技科学家传记丛书”,朱光亚应是其中必写对象之一。报请他审批时,他把自己的名字划掉了。在有关国防科技回忆史料的文献中,都有他撰写的文章,但字里行间他都只谈别人和集体。朱光亚说:“核武器研制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大科学工程,需要有多种专业、高水平的科学家与工程技术人员通力协作。”每当人们问及他在中国核科学技术研究方面的成就时,他总是温和地一笑说:“已经取得的重大成就,是许多同志共同做的。我个人并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他特别提到了钱三强、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何泽慧、邓稼先、程开甲、陈能宽、周光召、龙文光等科技专家不可磨灭的功勋。

有人问起他对名利的看法时,朱光亚的回答是:“只要时刻感到自己身处祖国科研的前沿,时刻为科技兴国的大业做着踏踏实实的工作,这就足够了。”

朱光亚不仅具有卓越的科学大家的品质,而且具有科学家崇高的责任感和使命感。1994年3月他在全国政协八届二次会议上,代表中国科协作了长篇发言,呼吁全社会切实尊重科学,用科学精神、科学态度、科学方法、科学思维来处理和对待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各项任务。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实现中华腾飞的基本条件。但是,要使科技真正成为社会发展的一种普遍推动力量,就必须使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使每个公民都能掌握和使用科技的武器,进行创造性的工作。

朱光亚说,十多年来,中国广大干部群众的科技意识有所增强,对科学技术和科技人才在经济发展中所起的积极作用尤有较深的印象。但是,现在仍有一些不尊重科学、不尊重人才的现象。

他说,现在有些地方片面强调经济效益,忽视科学规律和科学宣传,导致生产力破坏和愚昧迷信抬头。一些地方在发展经济中依然停留在粗放经营的低水平上,只顾眼前利益,不顾资源、环境、生态;社会上曾出现相信舆论效应,漠视科学真理的现象;还有的不按法律要求和科学态度确定事实,损害科技工作者维护科学尊严的合法权益。

他希望各界人士,包括法制建设,要进一步尊重科学,依靠科学,为科技工作者宣传科学、普及科学知识、揭露伪劣商品和虚假广告提供法律保障,使“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风气进一步得到弘扬。

朱光亚讲的是真话、实话,政协委员们对他的发言报以热烈的掌声。

1991年他当选中国科协主席后有人问他今后的打算时,他回答说:“我老了,不能在尖端科研的第一线冲锋陷阵了,以后要更多地做基础性的工作,一是要努力搞好科协的工作,使科协成为科技知识、科技人才与实际相结合的良好中介;二是要尽力搞好科技界自身的建设,努力扶持青年科技人才,为完善和壮大科技队伍作出应有的贡献。”

1994年6月中国工程院成立。在此之前,朱光亚作为中国工程院筹备领导小组成员之一,积极参与了“中国工程院”的筹建工作。他在谈到工程技术人员时说,工作在全国各个地区、各条战线、各个岗位上的广大工程技术人员,发扬无私奉献、大力协同的精神,为中国工程技术和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长足进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应该看到,今后全社会基础工程建设的任务还非常艰巨。因此,加速中国工程技术的发展,加强工程技术人才的培养和队伍建设,对实现中国经济发展的宏伟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深远影响。

6月7日,朱光亚当选中国工程院首任院长,在人们热烈的掌声中,这位功勋卓著的科学家一再谦逊地表示:要向工程院的院士们学习、请教,从而努力做好他这一为人民服务的新工作。这,就是一位科学大家的卓越品质和崇高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