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与中华五千年文明

刘 斌 

当我们仰望星空，看到浩瀚宇宙，那些一闪一闪的星星，仿佛恒久不变地镶嵌在天幕中。然而，现代科学告诉我们，光年是距离单位，宇宙深处星星点点射向我们的光线，来自遥远的过去。原来，时空的穿越，不过是俯仰之间。

考古，同样是这种俯仰之间的学问，由我们亲手开启的时光之门，将我们带回人类历史中每一个不同的瞬间。而距今5000年，就是一个特殊的时间点。

放眼世界，5000年前是文明诞生的大时代。世界几大流域，不约而同地孕育出早期文明，比如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文明、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文明。那么，5000年前的中华文明在哪里？

考古学上，我们把文字之前的历史称为“史前”。在中国的史前时代，距今1万年以来，在辽阔版图的不同地理单元中，就开始演绎出各具特色的文化序列。考古学上形象地称之为“满天星斗”，比如辽西的红山文化、江汉地区的石家河文化、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晋南的陶寺文化、陕北的石峁遗址……随着探源脚步的迈进，我们才渐渐发现，“满天星斗”的文化中，有一些已然闪现出文明的火花。“良渚”就是其中一个特殊的案例。

北京时间2019年7月6日下午，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3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位于浙江杭州的“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图片来源：金融时报）

大约在5300年前的长江下游地区，出现了一个尚玉的考古学文化——良渚文化。尽管在它之前，玉器就已广受尊崇，但在此时却达到空前繁荣。与以往人们喜爱的装饰玉器不同，良渚人的玉器不仅仅是美观的需要。这些玉器以玉琮为代表，并与钺、璜、璧、冠状饰、三叉形器、牌饰、锥形器、管等组成了玉礼器系统，或象征身份，或象征权力，或象征财富。礼玉上常见刻绘有“神徽”形象，用以表达良渚人的统一信仰。我们在杭州余杭的反山、瑶山，常州武进的寺墩，江阴的高城墩，上海的福泉山等遗址中，都发现了极高等级的墓群。这就似乎将良渚文化的分布范围分割成不同的统治中心，呈现出小邦林立的局面。然而，历史偏偏给了余杭一个机会，在反山遗址周围，越来越多良渚文化遗址被发现，这种集中分布的遗址群落受到了良好保护，使考古工作在这片土地上稳步开展，为良渚文明的确立提供了必要前提。

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黑陶器、玉琮、木屐、漆器、陶片和玉璧（左上起，顺时针方向）（翁忻旸 摄，图片来源：金融时报）

今天，在我们眼前所呈现的，是有8个故宫那么大的良渚古城。它有皇城、内城、外城三重结构，有宫殿与王陵，有城墙与护城河，有城内的水路交通体系，有城外的水利系统，作为国都，其规格已绰绰有余。除了文字和青铜器，良渚文化在各个方面均已达到国家文明的要求。其实，只要打开思路，我们发现，通行的文明标准不应成为判断一种文化是否进入文明社会的生硬公式。青铜器在文明社会中承载的礼制规范的意义，在良渚文化中是体现在玉器上的。文字是记录语言、传承思想文化的工具，在良渚文化中，虽然尚未发现文字系统，但那些镌刻在玉礼器上的标识，也极大程度地统一着人们的思想，而大型建筑工事所反映出的良渚社会超强的组织管理能力，也透露出当时一定存在着某种与文字相当的信息传递方式。因此，良渚古城的发现，使良渚文明的确立一锤定音。

良渚古城（图片来自网络）

如今，良渚考古已走过83个年头。从1936年施昕更先生第一次发现良渚的黑皮陶和石质工具开始，到今天我们将其定义成中国古代第一个进入早期国家的区域文明；从1959年夏鼐先生提出“良渚文化”的命名，学界逐渐开始了解这一文化的种种个性特点，到今天我们对良渚文明进行多领域、全方位的考古学研究与阐释，良渚的国家形态日渐丰满起来。

施昕更（左）、董作宾（右）在良渚遗址现场（图片来源：钱江晚报）

在近现代历史的观念里，我们曾经不知道有一个“良渚”的存在，我们观念里的文明，是夏商以降、周秦汉唐传续至今的、在黄河流域建立政权的国家文明。但最初的文明是怎样的形态？在距今5000年的节点上，我们发现了良渚文明是一种区域性的文明。由此推及其他的区域，辽西可能存在红山文明，长江中游可能存在石家河文明，只是因为考古发现的局限，我们还不能确定描绘这些文明形态。良渚文明在距今4300年后渐渐没落了，但文明的因素却随着良渚玉器得到了有序的传承，影响力遍及九州。

良渚玉器（图片来自网络）

人类的迁徙、交往，从旧石器时代开始从未间断。不同规模、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人口流动，造成了文化与文化间的碰撞、交流与融合。区域性的文明也是一个动态过程。目前来看，良渚文明是我们所能确证的中国最早文明，在这之后的1000多年，陶寺、石峁、二里头的相继繁荣，使得区域文明的重心不断地发生变化。在这个持续的过程中，礼制规范、等级社会模式、城市架构等文明因素不断地传承、交汇，直至夏商。从良渚到商周，正是中华文明从区域性文明向大一统逐步汇聚的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

（作者系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

良渚文化神徽像（图片来源：浙江日报）

附

良渚考古大事记

●1936年

施昕更先生发现良渚遗址，随后进行3次发掘，出版《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

●1959年

夏鼐先生提出良渚文化的命名，良渚遗址成为良渚文化的命名地。

●1961年

良渚遗址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1979年

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成立后，良渚遗址的考古工作成为该所的工作重点之一。

●1981年

发掘吴家埠遗址，建立吴家埠工作站。

●1986年至1993年

陆续发掘反山权贵墓地、瑶山祭坛及权贵墓地、莫角山大型人工营建土台和汇观山祭坛及权贵墓地等重要遗址，奠定了良渚遗址在中华文明起源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1993年

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成立良渚工作站，负责良渚遗址的调查勘探与发掘研究。

●1996年

良渚遗址被列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至1999年，良渚工作站共发现135处遗址点。

●2002年

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管理委员会成立。2013年，良渚遗址总体保护规划获得通过，划定了42平方公里的红线保护范围和111平方公里的环境控制区。

●2006年至2007年

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现面积近3平方公里的良渚古城遗址，这是同时期中国规模最大的城址，被学术界誉为“中华第一城”。良渚古城的发现开启了良渚考古的新纪元。

●2009年

良渚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成立，并由国家文物局和省文物局授牌成立良渚遗址考古与保护中心。

●2013年

良渚遗址获评“世界十大考古新发现”，至今已6次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1次入选“世界十大考古新发现”，3次进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2015年

发现良渚古城外围水利工程。这是中国最早水利工程、世界最早水坝系统，证实良渚古城具有完整都城结构，是同时期世界上功能系统保存最完整的都城之一。

 ●2019年

2019年7月6日下午，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3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位于浙江杭州的“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根据《浙江日报》等报刊资料整理）

来源：《人民日报》（2019年7月13日第5版）

作者：刘斌（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