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新闻记者 陈甘露

1664年初夏的一个夜晚，伦敦临街的一户人家支开了门口的“看守人”后，拿起铲子、棍子和勺子开始在一楼打洞。不久，他们挖出了一条地道，通往隔壁鞋匠铺。趁着夜色，因为患鼠疫被隔离的一家人，逃跑出去，消失在了伦敦的街头。

也是在这一年的夜晚，因为鼠疫蔓延，伊萨克·牛顿被“隔离”在好友汉弗莱·巴宾顿的家中。他在草稿纸上疯狂地计算，把一个对数展开为无穷级数，一直把它计算到小数点后第55位……

△伦敦大鼠疫

1664年，大鼠疫从春天开始在伦敦横行。这是继1348年黑死病后，伦敦遭遇的最沉重打击。一直到1666年，一场大火烧掉了一万三千多间房屋，鼠疫才终于被扑灭。这场鼠疫夺去了伦敦城市1/5的人口，“所有店铺都关门，街上几乎看不到行人，城内唯一能够不时打破沉寂的工作，便是运尸。每到夜晚，运尸车轱辘的车轮声和哀婉的车铃声，令人毛骨悚然。”同黑死病相比，伦敦鼠疫死亡人数大大降低，许多学者都认为，这背后的功臣是“隔离”——伦敦大鼠疫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在一个城市用此应激方法来对抗瘟疫。

被抛弃的麻风病人

其实，伦敦人并不是“隔离”的发明者，最早的医学隔离记载是中国的秦朝——著名的“疠迁所”。曾经很长一段时间，学者都认为2000多年前的“疠迁所”是中国古代专门收容麻风病人的隔离场所，也是世界上最早的“隔离医院”。

不过，随着1975年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秦简”的成功挖掘和考证，我们才明白，“疠迁所”并不是值得自豪和夸耀的中国医疗史见证，而是一种刑罚手段。

睡虎地秦简详细地记录了秦代统治者们如何处理麻风病患：病人被关在“疠迁所”里，等待他们的命运不是治疗和康复，而是“定杀”——投入水中淹死或活埋。这就是两千多年前依靠“法家”得天下的秦朝，对于传染病患的处理方式。

△曾让全世界恐惧的麻风病

麻风病因为传染性强和患病后极度痛苦，让2000多年前的人类对这一类病患带有恐惧和歧视的心理。医疗水平不足以治愈，当权者于是选择放弃病人，这不仅可阻断对其他人的传染，也节约了治疗护理成本。

曾带有歧视的隔离

不论是咸阳，还是相隔近万公里的罗马，不论是秦始皇，还是查士丁尼，麻风病都刺激着人类产生“隔离”观念。在西方，尽管没有处死麻风病人，但他们的隔离制度也带有惩戒、歧视意味。

325年，受君士坦丁大帝的指示，基督教在尼西亚召开了第一次基督教全体会议，这次会议号召在每一个教区建立一所医院，为贫穷者、病人和流浪者服务。圣·巴塞尔医院是响应这次会议号召建立的第一所医院，选址位于凯撒城，其中还设有麻风病人的隔离区。这是西方历史上关于隔离的第一次记载，而病人们的环境并不好。

13世纪，麻风病的蔓延达到最高峰。麻风病的死亡率和传染率足以让人恐慌。而终止麻风病的有效措施被认为是隔离，一段关于中世纪隔离病房的记载：“法律规定重病人必须有单独的床。床垫是用稻草或麦秸编制的，尽管对虱子、跳蚤和其他害虫很有吸引力，但几乎从不更换。男女病人均裸体而卧，仅带一顶睡帽，以防寒气。”看得出来，病人毫无尊严，医疗条件也相当差。

△隔离的代表 鸟嘴医生

相对于隔离病房这种温和的处理方式，大部分欧洲麻风病人的命运要悲惨得多。他们被丢弃在岛屿上的自生自灭，用将他们圈禁、封锁的方式彻底隔离。人类历史上，从印度到日本，西西里岛到南非，都有诸如此类的“麻风岛”。

城市抗疫的良方

经历千年发展，隔离终于以理性、正向的方式出现在人类的历史。在遭遇了黑死病后，欧洲开始推行隔离制度——1374年威尼斯首先颁布法规，对来往客商中已感染或有感染嫌疑者一律不许进城。1377年亚得里亚东海岸的拉古萨共和国颁布了对海员的管理规则，所有被疑为受鼠疫传染者，须在空气新鲜、阳光充足的环境里停留30天后才准入境，后来隔离期又被延长至40天，称四旬斋(Quarantenaria),“海港检疫”(Quarantine)一词即来源于此。1383年，马赛特开始设海港检疫站。

到了1664年，伦敦爆发大规模鼠疫。著名作家丹尼尔·福笛写就小说《瘟疫年纪事》，他用大量史料还原了他童年时期遭遇的这场天灾人祸。《瘟疫年纪事》书中描述的种种案例看，伦敦当时实行的隔离是制度化、可操作的。在出现明确标志的“起疙瘩、紫斑或肿块”的症状，要在两小时内上报卫生检察员。确诊之后，患者将被隔离在某一房间，而家人则在其他房间活动，但整个房屋会被上锁、门上或者墙上做记号，然后派人监守。

这套完备的隔离制度虽然已经比较人性化了，但同在一屋被隔离的健康人或者被隔离的病患依旧不甘“等死”的命运。

为了逃出隔离房屋，当时的伦敦人脑洞大开——有把看守人支开然后偷偷制造钥匙的，有挖地道的，也有把看守人支开请亲戚朋友来砸门的。甚至出现了更过激的行为——杀死看守人。“距科尔曼街不远的一个地方，他们用火药炸了一名看守人，把那个可怜的家伙烧得惨不忍睹……”在1664到1666的18个月里，伦敦最高危的职业就是“看守人”。

1666年，伦敦一场大火烧了三天三夜，一万三千多间房屋被焚毁，鼠疫被意外地扑灭了。此后，英国本土再也没有发生过大规模鼠疫。

△伦敦大火

此后，日益健全的隔离制度被推广到全世界。1910年，东北爆发鼠疫，剑桥医学博士伍连德将隔离的手段带到了中国。他发明了口罩，并且用火车车厢隔离病患，兴建消毒所，最终将这场鼠疫的持续时间压缩在4个月，解救了千万人的性命。

△伍连德发明的口罩

隔离的现代化

尽管隔离在伦敦大鼠疫中发挥了一定限度的作用，但真正让隔离成为医学手段的，进化成现代医学隔离的是另一场灾难。

在19世纪初，当时还是丹麦殖民地的挪威爆发了一场持续时间长达70年的麻风病。这场恐怖的瘟疫让两万挪威人丧命，直接威胁到了挪威的存亡。严峻的形势下，挪威政府和医疗体系开始对病人进行严格的隔离。包括对患病不同的等级进行等级分类，对病情的发展进行追踪，同时开展隔离区与公共区域的大规模消毒，对病死者严格采取火化。

这次麻风病爆发，为现代社会的麻风病防治起到了巨大的推动。同时也让隔离制度走向了现代化。

所谓现代医学体系下的隔离，主要特质是将隔离视作整个公共医疗防护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与消毒、检测、病情观察、疾病治疗以及疫苗、新药物研发有机结合在一起。

启示

隔离中的心理干预

伴随人类千年历史的隔离，似乎也如它诞生之初的功效——惩罚和歧视，大病治愈后，隔离留给人们的是不容忽视的心理创伤。

伦敦的那场瘟疫开始时，福笛还是个小孩子，他跟随家人在乡间避难，过了两三年的“隔离”生活。尽管没有生活在当时的隔离区，但街头巷尾的八卦、对于伦敦隔离的妖魔化故事还是给福笛留下了童年阴影——他一生中最知名的长篇小说《鲁滨逊漂流记》，主人公鲁冰逊·克鲁索在岛屿上生活二十八年，也是他为人类在巨大压力、与世隔绝下生存的一种探讨和想象。这本书大卖后，福笛才写下了《瘟疫年纪事》。

同样，在“隔离”背景下的文学作品还包括薄伽丘的《十日谈》。从16岁就被确诊肺结核的加缪，一生都在同这种病抗争，他经历了类似隔离的养病期，也经历过许多次死亡的威胁，他被禁止参军、被禁止游泳，甚至被禁止最爱的足球，经历了隔离、病痛和被歧视后，加缪第一次病愈后写下了《局外人》和那本让无数青年无法安心的《西西弗的神话》。第二次咯血患病，回到乡间养病的加缪才写下了《鼠疫》。不论是《鼠疫》还是《局外人》，加缪都在描写一种心理状态，一个隔离感。

△诺奖得主、法国作家加缪

而在医学隔离的实际操作中，中国的医护人员很早就考虑到这种心理创伤，2003年非典疫情，我们就采取了心理干预。2003年5月25日廊坊的东方大学城被隔离后，大学城管委会除了安排好隔离人员的生活，还关心他们的心理健康：为每位隔离观察者购买了一台收音机；为每个房间配备一部电话，每人发一张50元电话卡。其他隔离地点，也有配备联线医生，通过电话了解被隔离者的情绪和需求，疏通他们从隔离初期的抵抗、到中后期的恐惧和消极情绪。

△非典时期的隔离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应对隔离产生的各种负面心理，公共卫生手段更加多、介入时间更早。一个是对大众心理的干预，通过网络海报、电视公益片等手段进行科普教育，让大众理性的认识到新型冠状病毒的危害性和可控性，避免恐慌；二是对处于隔离的患者积极介入，不少隔离病房都配备了精神卫生中心的医生，让病人得到更好的心理干预。

当然，隔离会刺激人类心理，也同样会刺激人的灵感，1664年因为大鼠疫关闭了剑桥大学，被迫到乡间隔离的伊萨克·牛顿开启了一个人的科研。随后的十八个月时间里，牛顿先后创立了微积分、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揭示了光的本质，以一人之力为数学、力学和光学三大学科打下基础，而这其中的任何一项成就，都足以让他跻身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科学家之列。后来，科学史家只能用一个拉丁文annus mirabilis（奇迹年），来形容牛顿那令人膜拜的1666年。

参考资料：

1、 《机械宇宙：艾萨克牛顿、皇家学会与现代世界的诞生》【美】爱德华·多尼克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 《瘟疫年纪事》【英】丹尼尔·福笛 上海译文出版社

3、 《西方医院发展简史》方崇亮、刘丕岩、姜桂英

4、 《瘟疫与人》【美】威廉·麦克尼尔 中信出版社

5、 《大流感：最致命瘟疫的史诗》【美】约翰·巴里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6、 《历史上人类与传染病的斗争》中国科学院

7、 《启微医疗与帝国：从全球史看现代医疗的诞生》普拉提克·查克巴拉提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