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新闻记者 杨帆

瘟疫一直都和人类文明史如影相随，并影响着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方方面面。

关于瘟疫最早且最详细的文字叙述来自公元前6世纪文字版《荷马史诗》第一部《伊利亚特》第一卷，游吟诗人曾对瘟疫有过如此描述：“阿基琉斯与阿伽门农因争吵而结仇，高歌吧！女神！为了佩琉斯之子阿基琉斯的暴怒……是哪位天神挑起了两人的争执？是宙斯与勒托之子阿波罗。他对国王不满，在他的军中降下凶恶的瘟疫，吞噬了将士的生命。”

欧洲的文艺复兴、巴洛克时期曾诞生了无数瑰丽的艺术宝藏，艺术巨匠们不仅用画笔讴歌上帝与天使，同时也在描绘撒旦和死神，而作为硬币的反面，那些与死亡相关的画作很多都是以瘟疫作为叙事背景。而难能可贵的是，一些涉及瘟疫的作品散发着温暖人心的光芒，无论是宗教式的祈祷还是对恶疾的救治，都能看到人类在瘟疫面前不屈而顽强的抗争。

作为文明古国的埃及历史上曾爆发过十次大瘟疫。《圣经》记载过发生在那里的一次瘟疫，里面《出埃及记》第九章提到过，面对竭力拦阻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法老王，上帝降下了十灾，而瘟疫就是十灾中的第五灾，“耶和华降下疫灾，将重重的瘟疫加在埃及田间的牲畜上，埃及的马、驴、骆驼、牛群、羊群几乎都死了，唯独以色列人的牲畜，一个都没有死。”

伦勃朗《十诫》

有历史学家考证，摩西率领以色列人走出埃及的时间发生在公元前1450年，而埃及历史上第一次瘟疫大流行应该就爆发在那期间。摩西给后人留下了“分海”的故事，也留下了大名鼎鼎的《十诫》，荷兰画家伦勃朗1659年创作了油画《十诫》。作为《圣经》中的基本行为准则,《十诫》影响深远。

透纳《埃及的第五次瘟疫》

3000多年后，一位英国画家——约瑟夫·马洛德·威廉·透纳画出了《埃及的第五次瘟疫》，在那幅完成于1800年的画作里，地平线从中一分为二，上半部是天空，浓重、旋转的笔触，加上不同色度的褐、赭和浓黄色，形成一团巨大的云涡；下半部是灾难洗劫后的大地，一片焦土色在中景轮廓清晰的金字塔和前景僵卧在地的白马及人的尸体之间延伸。整个画面效果既引人注目又令人颤栗。透纳的创作灵感来自于1792年爆发于埃及的瘟疫，那场灾难导致了50-80万人死亡。

西方学者将《荷马史诗》作为重要文献去研究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9世纪的迈锡尼文明和古希腊社会，导语中所叙述的“阿波罗用瘟疫惩戒人间”虽是以神话隐喻现实，但其瘟疫爆发时间已不可考。不过，在《荷马史诗》成书后的200多年，古希腊的雅典爆发了一场有明确时间记录的大瘟疫，而且这还是鼠疫第一次真正走向历史舞台。

米希尔《雅典鼠疫》

公元前430到前427年，雅典发生鼠疫，近1/2人口死亡，整个雅典几乎被摧毁。由17世纪比利时画家米希尔·史维特斯所绘的《雅典鼠疫》生动地复原了古希腊史学家修昔底德所描述的见闻：“有些病人裸着身体在街上游荡，寻找水喝直到倒地而死。甚至狗也死于此病，吃了躺得到处都是的人尸的乌鸦和大雕也死了，存活下来的人不是没了指头、脚趾、眼睛，就是丧失了记忆……”

鼠疫发生在第二次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当疫情初现端倪时，由于长期以来的偏见，雅典人一口咬定认为是斯巴达奸细在蓄水池中放了毒，非但没有认真去防控疾病蔓延，反而把大量人力物力投入在了军事行动上，导致问题解决方向完全错误，待找到根源时已无力回天。

人类从什么时候发现传染病，已经无源可考，但传染病史一定贯穿人类进化过程。漫步今日罗马，诸多建筑遗迹仍让人追想古帝国的辉煌。也就是在罗马鼎盛时期，从罗马城开始，罗马帝国全境至少爆发了四次大瘟疫，其覆亡给今人留下深刻的警示，从众多传世画作中，我们仍可见到这场正邪大战的生动见证。

尼古拉斯《阿什杜德的瘟疫》

公元168年，如日中天的罗马帝国突然爆发了大规模瘟疫，史称“安东尼瘟疫”。尼古拉斯·普桑在画作《阿什杜德的瘟疫》中忠实纪录了这场恐怖瘟疫的实况：“因无人埋葬而在街道上开裂、腐烂的尸体，腹部肿胀，大张着嘴，如洪流般喷出阵阵脓水，眼睛通红，手则朝上高举。尸体重叠着尸体，在角落里、街道上、庭院的门廊里以及教堂里腐烂。”

罗马历史上最后一次，也是影响最深远的一次瘟疫发生在542年（查士丁尼瘟疫）。当时瘟疫从东罗马帝国爆发，它从埃及席卷至东罗马首都君士坦丁堡，并向西扩散至欧洲。这次瘟疫造成了整个东罗马帝国四分之一人口死亡，欧洲古代历史的面貌也随之改变。

居勒《被瘟疫侵袭的罗马城》

在美术史上，《被瘟疫侵袭的罗马城》是一幅极有代表性的作品，19世纪法国画家居勒·埃里·德洛内为这幅画筹备了12年之久，同时采用了非常文学化的表现手法。他撷取了圣徒塞巴斯蒂安殉道故事中的场景：“之后一位善良天使显现，他指挥一位恶天使手持长矛戳击各家门户，门被戳几下，家里就死去几人。”而这幅画作里描绘的恐怖情景，正是导致拜占庭（东罗马）帝国走向灭亡的开端——查士丁尼瘟疫。

梳理人类瘟疫史，中世纪席卷欧洲的黑死病是一个绝对绕不开的话题。黑死病肆虐了三个多世纪，造成了很大的生命和财产损失。在1346年鼠疫爆发后的短短5年内，第一波的鼠疫就导致了意大利和英国死者达人口的半数。

这场灾难也引发了政治、文化、经济、宗教、社会结构的危机，进而引发了一系列深刻的社会变革，甚至可以说这场鼠疫直接催生了当代西方文明。在这个大背景下，14世纪到16世纪欧洲思想解放运动开始了文艺复兴、作为欧洲崛起的核心，文艺复兴使人性得到释放，神性受到质疑。

彼得《死亡的胜利》

在文艺复兴时期，欧洲产生了大量优秀画家，最有代表性的包括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提香、丢勒、乔尔乔涅、荷尔拜和勃鲁盖尔等。这次新型冠状病毒爆发在2020年立春前夕，不少人希望疫情能快点过去，春暖花开的日子早点到来。15世纪，当时受到黑死病波及的意大利画家波提切利同样有这样的期盼，作为文艺复兴代表作之一，他的《春》通过罗马神话故事的人物表现了春天的美，在画面中，诸神为春天的到来而欢歌，女神维纳斯位于画面中央，这一作品的主题也正是对美和爱的追求。

《死亡的胜利》是“荷兰画派”最后一位巨匠老彼得·布鲁盖尔于1562年左右绘制的一幅板面油画，它描绘了一群骷髅大军过境的恐怖景象，而这些天灾亡灵军团的隐喻，自然是让全欧洲陷入绝望的黑死病了。

保罗《Doctor Beak from Rome》（来自罗马的贝克大夫）

这次新冠病毒感染肺炎在中国爆发之初，很多相关新闻总是和口罩与防护服牵扯在一起，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保罗-福斯特作于1656年的作品《Doctor Beak from Rome》则是世界上最早描绘了口罩和防护服的画作。这幅画反映了中世纪时，黑死病横行欧洲，当时的医生为了杜绝感染而穿戴的鸟嘴防护服，这是人类开始寻求科学防治的尝试。

在黑死病之后，另一场大瘟疫在英国爆发。1665年至1666年间，伦敦大瘟疫导致8万人死亡，相当于当时伦敦人口的五分之一。这次疾病后来被确认为是淋巴腺鼠疫，一种由鼠疫杆菌造成并以跳蚤为载体的细菌感染。丽塔·格利尔的这幅《大瘟疫》描绘了伦敦大瘟疫期间的悲惨景象：“所有的店铺关了门，街上几乎看不到行人，路旁长满了茂盛的杂草。城内唯一能够不时打破沉寂的工作，便是运送尸体。每到夜晚，运尸车咕隆咕隆的车轮声和那哀婉的车铃声，让人听了毛骨悚然。”

丽塔《大瘟疫》（局部）

还有一幅关于瘟疫的名画能载入史册，这幅名为《拿破仑视察雅法鼠疫病院》是画家安·让·格罗根据1799年拿破仑东征叙利亚途中的史实制作的。雅法城是当时叙利亚的军事要地，在激战中，法军遍染鼠疫。拿破仑为此下令，所有骑兵在行军中一律下马，并身先士卒，徒步行军，以让出足够的马匹来运载病号与伤员，并将重病患者安排住院治疗。这幅画就是表现拿破仑和他的部属亲临病院探视士卒的情景。

《拿破仑视察雅法鼠疫病院》

《拿破仑视察雅法鼠疫病院》的画面极具史诗感，细节刻划惊人地细腻。拿破仑和他的军官们位于画的中央，左右有两组鼠疫病人、前景则是隐没在暗影中的重病员，画家把建筑的透光集中于右方，以突出拿破仑形象。左边人物中有个垂危者正挣扎着，激动地想抬头看一眼统帅。这种强烈的情感和拿破仑的冷静与严肃形成鲜明的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