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新闻记者 简婷婷 刘皓洋

2002年11月16日，中国广东首先发现严重呼吸道综合症（SARS）的病例，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SARS迅速扩散和蔓延至众多国家。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截至2003年8月7日，全球累计“非典”病例共8422例，其中中国内地累计病例5327人，死亡349人，居世界首位。

这些数字，映射了中国在出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所面临的空白挑战，也正是这一年开启了中国现代应急管理体系的“元年”，推动着中国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体系跨越式的发展与变革。

在中国古代没有传染病疫情报告制度，历史书对瘟疫的描述大多为“人死无算”“户丁尽绝”“十室九空”等，没有具体的死亡记录，没有流行病学数据，没有数据显示人们的防疫行动，全是自生自灭的自然过程。

直到清末1900-1911年东北大鼠疫，伍连德作为东三省防疫总医官在历史上首次采取了防疫手段，建立了应对措施体系，在四个月内疫情得到有效的控制将危机解除。

从历史上看，此次防疫工作从组织管理、措施实施、医疗救护、防疫检疫等方面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效。清政府官员发起并成立了“中央卫生会”，组织机构下设到县、厅一级，社会各界响应成立临时防疫会。

当即颁布了防疫法规，制定严格的疫情报告制度和查验隔离制度，开展入室检验、隔离、消毒、信息登记等强制性的防疫措施。

在这场胜利的“战疫”中，催发了人们对于建立永久性防疫组织及公共卫生防疫制度的思考。

2003年“非典”的暴发，由于中国当时对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没有一套健全的机制规定，也没有对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信息发布、新闻传播、多部门协调、社会动员、重大控制措施实施的明确规定。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机制的空白，为了弄清数据，有关部门不得不对北京地区二级以上的175家医院，一家一家地进行核对，才查清北京地区所有医院收治的病例。

直至2003年4月1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在视察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时表示，要推动中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整套机制的建立。这是中国领导人第一次公开提出应急机制建设。

2003年4月20日，时任中国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卫生部副部长朱庆生宣布疫情将由此前的五日一报改为一日一报。当日下午，新华社发布中共中央的决定，免去张文康卫生部党组书记职务，免去孟学农北京市委副书记、市委常委职务。4月23日，成立国务院防治非典型肺炎指挥部，统一指挥、协调全国非典型肺炎的防治工作。同时，中央财政设立20亿元非典型肺炎防治基金。之后，抗击“非典”的工作开始走上正轨。

2003年5月9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签署国务院第376号令，公布施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以在我国建立起“信息畅通、反应快捷、指挥有力、责任明确”的处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法律制度。《条例》的公布施行，标志着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工作纳入法制化轨道，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机制进一步完善。

这份被认为是“公共卫生事业的转折点”的法规条例，从动议起草到正式发布实施只相隔20多天，开创了中国立法的“SARS速度”。

2003年6月24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解除对北京的旅行警告，同时将北京从非典疫区名单中排除。从全国防治非典型肺炎指挥部成立，到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双解除”，中国“非典”战疫仅仅用了两个月时间。

“非典”之后，在自然灾害、安全事故、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等各类突发事件的洗礼中，中国公共管理体系不断发展成熟，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

SARS后十年

“SARS就像一面镜子，一下子反映出许多长期被忽视的公共卫生问题。”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胡永华说，“但它也是一次契机，一次让中国公共卫生事业赢得发展的契机。”

SARS之后，全国公共卫生系统开始了空前的大规模建设。政府投入117亿元解决疾控方面的硬件设施。建设专门用于接收呼吸道传染病病人的负压病房，是硬件设备升级的一个典型例子。经过十年的发展，负压病房不仅在医院得到了普及，部分城市还配备了负压救护车，最大限度地减少医务人员感染的几率。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首席科学家曾光曾在采访中提到，硬件建设中最有成效的还是信息报告系统建设。曾光描述了上世纪90年代信息报告系统的状况：“当时，每年全国开疫情会，就是算账会，各省参会的人都自己带着算盘，相当落后。”

“非典”后几年，在卫生部的牵头下，全国组建了公共卫生监测预警系统，形成了一套严谨的信息报告制度。最值得一提便是疫情网络直报系统。这套信息系统覆盖中央、省、市、县、乡五级行政机构，可以将全国31个省份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直接报告给中央政府。

SARS之后的十年里，中国先后修改了《传染病防治法》、《国境卫生疫法》和《动物防疫法》等相关法律，这些法律在后来的传染病防治中作用开始显现。

“非典”以后，中国又经历了禽流感、三鹿奶粉和甲型H1N1流感等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中国疾病防控从疲于应付到从容应对，从被动迎战到主动出击，从各自为战到多方联动，覆盖全国的疾病防控、传染病救治体系已经形成。

2009年，在墨西哥、美国相继爆发甲型H1N1疫情之后，中国政府就国内情况及所采取的应急措施进行了及时的通报，有利于避免发生社会恐慌，稳定民心。国家卫生部立即指导各地做好人感染猪流感的预防、控制工作。可以说，甲型H1N1流感在中国并没有引起太大的恐慌，在某种程度上，得益于及时和全面的信息公开制度，以及中国政府充分、完善和快速的应急预警和处理机制。

新华社 田弢 摄

2020年1月，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中国各级政府立即采取了严格防控措施，以抑制疫情蔓延速度。

疫情暴发之初，国家卫健委发布1号公告，及时将新冠肺炎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乙类传染病，并采取甲类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措施。

随即，全国各地陆续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各省指挥部根据国家的决策部署和统一指挥，组织协调本行政区域内应急处置工作。各地先后出台紧急通知，禁止举办群体性聚餐和人员聚集的集体活动。随后，全国20多个省区市先后实施小区封闭式管理：物业管理企业与街道、社区紧密配合，严格执行出入管理，减少人员流动带来的疫情传播风险。

教育部则连续发出通知，全面部署统筹做好教育系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教育改革发展工作，全国大中小学、幼儿园等开学时间不断推迟。

2020年2月15日，山西省对口支援湖北天门医疗队的医护人员在天门市中医医院工作。新华社 田弢 摄

中国采取的一系列严格防控措施，有效遏制了疫情蔓延。根据世卫组织专家小组估计，中国政府采取的防控措施已经避免了至少数十万新冠肺炎病例。专家小组认为，中国采用的非药物类疫情防控措施和经验，对卫生系统和应对疫情能力较弱的低收入国家来说“是无价的”。世卫组织官员则评价说，中国在发现病例和接触者、患者护理和管理、如何准备医院和个人防护设备、感染预防和控制等方面都提供了十分重要的经验。

对于中国在经济和人民生活上付出的巨大代价和牺牲，世卫组织称赞说，中国为抵御新冠肺炎疫情传播至国际筑建起了第一道防线。而中国疫情防控经验被各国吸取，可以成为国际抵御新冠肺炎的第二道防线。

目前，随着中国新冠肺炎疫情风险的降低，各地根据自身情况已经开始逐步复工，生活秩序也在慢慢复苏。

参考文献：

《疫情防控越吃劲 越要坚持依法—透视传染病防治法等法律法规中的“战疫大招”》2020/02/10 新华社

《“非典”十年 公共治理体系变革（3）》 2013/6/18薛澜 刘冰 学习时报

《SARS之后国家重金打造的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为何并未及时启动》2020/02/08  刘玉海 瞿依贤 经济观察网

《突发事件应对与安全教育》 王威、徐军、廖海波、潘洪涛

《遇SARS而后勇——中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之路》2013/2/19雷滢 中国网

《非典十年反思：专家称隐瞒疫情惯性至今仍存在（5）》2013/4/7 中国新闻周刊

《1910 —1911 年的东北大鼠疫及朝野应对措施》焦润明

《非常时期的非常速度——<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出台经过》2003/10 茅家梁

《后非典，十年的价值》2014/06/23 吕天玲 陈沙沙 民生周刊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公布施行》2020/5/13 新华社

《温家宝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成立国务院防治非典指挥部中央财政设立20亿元非典防治基金》2020/4/23 新华社

《25个省区市启动一级响应 一级响应是什么？》 2020/01/25 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