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英《光明日报》（ 2020年03月23日 14版）

【治史心语】

近些年来，历史学科入选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的课题，有不少是专题史料文献的整理与研究。这类课题之所以受到重视，主要是因为其所具有的双重学术价值。一般情况下，这类课题最终都会有两方面的成果：其一是通过深入细致的专题研究，出版重要的科研成果，推动该领域的研究向纵深拓展；其二是通过搜集与整理，出版大型相关史料汇编。许多学者甚至认为，史料汇编的出版将为海内外史学界更多同仁从事相关研究提供极大便利，能够流传久远，其学术价值更为显著。

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郭常英及其学术团队在国内最早开始致力于近代中国慈善义演这一专题研究，发表过多篇学术论文。大约两三年前经过精心筹划与组织，进一步优化整合国内的研究力量，申报“中国近代慈善义演珍稀文献整理与研究”这一重大招标项目，经严格评审而获批。随后笔者还曾有幸参加该重大项目的开题，对其具体研究内容和计划有较为详细的了解。最近，听闻该项目的研究进展非常顺利，即将出版由郭常英主编的约200万字的阶段性成果《〈申报〉义演文献汇编》，感到非常高兴。

这里有必要简略回顾一下，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随着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复兴，慈善史研究不久也受到史学界关注，相继出版了多部有关慈善史或慈善团体与人物的学术专著，发表的论文更为数甚多。但在很长时间内，史学界对于慈善义演的研究却并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以致无从了解慈善义演研究的重要意义，甚或认为这是比较偏冷、意义不大的一般性课题。通过郭常英教授及其团队的艰苦努力，我们才逐渐意识到对慈善义演的研究，其重要学术价值不仅在于弥补这一课题本身长期以来研究不足的缺陷，甚至可以说是填补了中国近代慈善史研究中的一个空白，而且还可以透过慈善义演这一全新的视角，对近代中国的经济、政治、群体、社会等相关问题进行新的探讨，进而获得一些新的认识。所以，近代慈善义演研究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

在这方面，笔者也不无体会与领悟。在自己近40年的商人与商会史研究中，虽然熟知各地善堂、善会等慈善团体中的主导者，基本上都是商人，商人与慈善事业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并曾就经元善、张謇等近代著名商董慈善思想与活动的发展演变，发表专文进行过论述，但却没有注意到商人、商会与慈善义演这一新型慈善公益性社会活动的密切关联，因而完全没有提及这方面的内容，从而影响到对商人、商会作用与影响的全面认识。实际上，近代慈善义演的兴起与发展，与商人、商会也有着较为紧密的关系。19世纪晚期慈善义演在上海初兴，商人即热心相助。由于商人的经济条件好于一般民众，在慈善义演兴起之后，由著名商董发起承担并在商人中分售义演戏票，在近代工商业较发达的都市中非常普遍，成为商人支持慈善义演的独有重要方式。民国时期有的商董还曾筹集经费，主动发起组织义演活动。清末诞生的商会和商团等新式商人团体，有的虽在章程中说明：“一应善举，无关大局、无关要义者（如布施、周济、养而不教之类），本会经费虽裕，概不担任，亦不得于会中提议”（章开沅等主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第1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1页），但是，对于近代新型慈善义演这一社会公益活动，商会实际上多有参与，从各方面给予了较大支持。有的也主动出面组织义演活动，募集善款用于救灾（有关详细情况请参阅拙文《近代商人与慈善义演》，载《史学月刊》2018年第6期）。透过这些新探讨，对近代商人、商会的社会活动及其影响也获得了新的认识。个人的这方面研究事例表明，对近代慈善义演研究的多重意义确实应该予以充分重视。

过去对近代慈善义演研究的忽略与不足，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相关史料非常分散，不易搜集。而史料缺乏对于史学研究而言，就如同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着实无从下手。因此，要充分开展对某个历史学课题的深入研究，首先要做的一项艰苦工作就是广泛搜集和整理各方面的相关史料文献。甚至历史学某些重要研究领域能否兴盛并持续发展，也取决于相关史料的挖掘、整理是否完备和充分。在这方面笔者同样也不无切身体会。大约40年前，商会史研究这一重要课题在国内外史学界也受到严重忽视，除了国外学者发表的两三篇论文提及商会，国内几乎完全看不到相关研究成果。章开沅先生最早在辛亥革命史研究中意识到商会研究的重要性，多次在学术会议和论著中呼吁整理商会档案文献以开展商会研究，并与苏州市档案馆洽商共同整理卷帙浩繁的苏州商会档案。不久，多卷本《苏州商会档案丛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相继出版，《上海总商会议事录》《上海总商会组织史资料汇编》和《保定商会档案》也随后问世。于是，商会史研究迅速兴起，最初是辛亥革命史研究中的一个新兴分支课题，后来发展成为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新领域，相关专著和论文层出不穷，对于推动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深入发展多有裨益，受到海内外近代史学界的关注与好评。

整理编辑大型史料需要下相当大的气力，非常疲惫与辛苦，而且必须极为认真，否则就会出差错。首先是将众多分散的史料尽量不遗漏地搜罗在一起，需要花费很大的功夫，其次是整理和断句也不容易，弄不好即出错，还有些因年代久远字迹看不清，极难辨认，需要结合前后文反复推敲。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很多学者都不愿意承担主持整理编辑大型史料这种任务，但郭常英为了慈善义演这一新研究课题，同时也是为史学研究的发展，主动承担了这一重任，并取得了可喜的进展，值得敬佩。实际上，对于一个学术研究单位来说，搜集整理某一重要研究专题或领域的大型史料是非常重要的基础工作，紧随其后该单位将会在这一研究领域取得突出的领先地位，甚至能够成为海内外学术界研究该方向或领域的中心。此外，让研究生和青年教师参与这项工作，也是帮助他们快速掌握如何搜集和整理史料这一史学基本功的最有效方式，同时可以使他们较早进入这个新的研究领域，在具体研究课题的选择和史料的全面掌握等方面均处于有利的领先位置，如果够勤奋够聪明，不久即可取得很好的研究成果而成长为该研究领域的优秀青年学者，所以这也是培养学术梯队的一种非常有效的途径。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之所以能够成为海内外史学界著名的辛亥革命史、近代商会史以及近代教会大学史研究中心，拥有较强的学术梯队，就是在章开沅先生率领下沿着这个学术路径而逐渐发展起来的。

不过，虽然非常辛苦也非常有意义，但史料的搜集和整理毕竟只是学术研究的基础工作，要想在研究层面取得高水平的研究成果，还需要再付出艰辛的努力。根据笔者个人多年来的研究体验与心得，从事慈善义演这种新课题的专题研究，当然首先是需要对慈善义演本身各方面的问题进行探讨，但如果要使这一课题的研究具有更高更大的学术价值和影响，又不能仅限于此，必须采用更为宽阔的视野跳出慈善史研究的既有范式，透过慈善义演考察近代中国的相关宏观问题。

商会史研究的发展进程，可以很好地诠释如何深入从事历史学专题研究的这一奥秘。20世纪80年代初商会史研究初兴阶段，因缺乏广泛而开阔的研究视野，只是就商会论商会，而且只是附属于辛亥革命史的一个分支课题，问题意识也比较简单，主要是考察商会在辛亥革命中的态度与行动，并以此评价商会的作用与影响。这样的研究在当时虽对辛亥革命史的深入扩展不无意义，也受到史学界肯定，但如果只是仅限于此而停滞不前，随着其后辛亥革命史不再是近代史学界关注的热点，商会史研究也会随之而趋于沉寂。好在商会史研究者很快即意识到这一缺陷，在研究视野、理论与方法等方面不断进行新的探索，问题意识也趋于多样化，很快使商会史从附属辛亥革命史的某一分支，发展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一个新领域。许多学者注重跳出商会来研究商会，透过商会这一新视角相继考察了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发展特点、近代国家与社会的新型互动关系（起初侧重于近代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等关涉整个近代中国的重要宏观问题，不仅使商会史研究在原有基础上得以深化发展，而且更进一步受到近代史学界的关注与称赞。

显而易见，近代慈善义演的研究要获得更快的发展，在史学界更受关注，就必须取得更多有影响的高水平研究成果，而要取得这样的成果，就必须在研究视野、理论和方法等方面不断进行探索，像跳出商会研究商会那样，跳出慈善义演来研究慈善义演。我们期待整个中国近代慈善义演珍稀文献的整理与出版，也期待相关的高水平研究成果问世。

（作者：朱英，系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本文系作者为即将出版的《〈申报〉义演文献汇编》所作序，发表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