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载《巴蜀史志》2019年第5期

坐落在绵阳市郊芙蓉溪畔的汉阙——《绵阳县志》记载为“平阳府君阙”，自1961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后，备受各地专家和学者关注。但是，其墓主是谁？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究其原因，主要是可供考证的文字依据太少，阙文又早已残缺不全，依稀可辨的几个文字也是影影绰绰，似像非像。历代各种文献资料，有关此阙的记载也是寥若晨星，难以寻觅。尤其经历了 2008 年“5·12”汶川特大地震的破坏，整座阙坏损更为严重，原阙橼头上留下的几个汉字几乎消失殆尽，更让人费解。

阙，是一个历史时期留下来的文化产物，代表一个历史文化层。它出现的时期在两汉至三国末（史称汉魏时期）。其时宫殿、祠庙和陵墓前常筑有此物，多以石材堆砌而成。前二者用来装饰威严、渲染气氛、肃立环境；墓阙则有名垂万世、旌表祖先、扬举后人之用。故凡有条件者，后人总会为其先人建造墓阙，以期荣宗耀祖、扬名天下。墓阙的墓主按汉时规定须是有一定身份之人，或达官贵人（太守以上），或豪门望族。从阙的建造风格和工艺难度来看，在生产力还不够发达的汉代，也非一般平民百姓所能企及。绵阳的“平阳府君阙”因阙文有对墓主“府君”之称，故可以断定它是一座墓阙。

汉平阳府君阙（晏茂川 供图）

墓阙的建立有一个基本原则，墓主必须是当地人，也就是说，墓主不管逝于何地，必须还葬故里，方能由后人为其立阙。因为阙不仅颂其墓主，还要扬其后人、张其宗族。这也是身为蜀汉重臣的蒋琬大司马虽病逝于涪县（今绵阳市区），但因非涪县籍（原籍湖南），故只能“厝葬”涪县（见《三国志·蜀书·蒋琬传》），只能修墓立祠，而没有立阙的缘由了。另外，“府君”一词也颇带时代性。“府君”之称有三种情况。一是汉魏时，因太守自辟僚属如公府，故尊称太守为府君。如《后汉书·高获传》中，高获称太守鲍昱；《三国志·华歆传》中孙策称太守华歆；汉乐府《焦仲卿妻》中称太守，皆曰“府君”。二是汉魏以后对贵人的敬称，如《世说新语·言语》中称司隶校尉李膺为府君。三是自唐以后，不论爵秩，碑版通称死者为府君。三种称谓，虽时代不同，但结合汉隶阙文字体出现，绵阳的“平阳府君阙”肯定为汉时墓阙。

既然是墓阙，那么墓主为何人？几十年来，不少专家学者各有不同解读，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

1

“×平杨叔”为墓主

据宋代《隶续》记载，阙文仅有“平杨府君叔神”六字。作者对此加有按语：“平杨府君六字，盖汉人神道所刻者。石缺不全，莫知为何人，汉字存于今鲜矣，譬之麒麟一毛，虬龙片甲，皆可贵也。”可见宋时阙文已斑驳脱落，缺头少尾。从其记载中，“杨”字非县志所载“阳”字。“杨”很显然为墓主之姓，“叔”则为其字。故此六字表述的是：此阙是在×（或××）平担任过府君之职的杨叔其人的神道碑。这个“×平”有可能是当时的地名，如晋人常璩著《华阳国志》中有文曰：“族祖武平府君”，其“武平府君”就是指在武平郡当太守的常宽。据此可以推断，墓主是在×平当过府君的杨叔。

李业阙（晏茂川 供图）

但遍查两汉、三国及晋代史书，在册的显赫人物中均无杨叔其名，涪县更无此人。这仅是根据此文献记载推断出来的一个人物。

2

“汉平杨叔”为墓主

清乾隆时期，四川著名文人李调元著《蜀碑记补》记载：“汉平杨府君叔神道”八字。清嘉庆《四川通志》金石部分记载为“汉平杨府君神道”。民国《绵阳县志》“艺文”引言里，在慨叹明末战乱给绵阳县带来的灾难时说：“李譔五经，简篇灰烬；汉平双阙，传刻苔封。”这些记载皆言“汉平”。

查“汉平”一名有三个地点：一是今江西樟树市西，后汉置，三国吴改为吴平；二是今重庆市涪陵区东南，三国蜀汉置，南朝宋省；三是湖北旧荆州府境，南齐置，隋废，今缺。前两地与立阙时代相符，但江西一地离蜀太远，汉魏时期还未见有蜀人赴其地做官的记载。再查《三国志·后主传》载：“延熙十一年秋，涪陵属国民夷反，车骑将军邓芝往讨，皆破平之。” 蜀后主刘禅建兴中（223—237）改涪陵郡为涪陵属国，延熙十二年（249） 分涪陵西北置县，故名汉平县（今武隆县西北鸭江乡）。因此，“汉平”一名有地点可查，若“汉”与“平”二字连缀相称，那么阙文所指墓主就是在汉平县做过府君的杨叔其人了。

南阙（晏茂川供图）

但“汉”“平”二字连缀古来早有存疑，据民国《绵阳县志》记载：“今仙人桥侧所存石阙，刻有梁 大通造像各种。阙上端并有‘汉平’二字，如瓦当式隶书。第一‘汉’字，第二坏烂，第三‘平’字，谓之平阳府君阙。‘汉平’二字不相属联，又多刻大通造像杂其间，且‘汉平’字外无字，殊难臆定，姑两识之。”再对照《隶续》之记载，这个“汉”字很显然是后人经考证补刻于阙上。汉平杨叔仍未查见其人，亦有待进一步详考。

3

蜀汉重臣李福为墓主

又查，汉时“杨”“阳”因同音常相通假。如地名“丹阳”，《史记·楚世家》记为“丹杨”，《汉书·地理志》记为“丹阳”；“杨货”一名，《论语》记为“阳货”，《史记》作“杨货”。如果扩大“杨”“阳”相通的用词范围，那么“平杨”即为“平阳”，“平”和“杨”连缀组成一地名，汉魏时已有平阳郡、平阳乡、平阳亭等建置，那么阙文六字之意又可释为：在平阳作过府君之人的神道。这尤如前文中“武平府君”一样的称谓，这在古代称谓中也属常见。而“叔”字在这里只能作为 建造墓阙的人对墓主的称谓。如《隶续》中收有另一碑阙为“汉杨侍中文父神道”，其“父”字就是对墓主的称呼。

据《三国志·蜀书》载，蜀汉重臣李福，字孙德，涪县人，为益州豪强李权之子。先后为蜀汉书佐、西充国长、成都令、巴西太守、江州督、杨威将军、尚书仆射（蜀汉时，为尚书省次官，主持日常事务），封为平阳亭侯（地点尚未明确，一说在江油境，一说在三台境）。其籍属、身份和封号都符合立阙条件和“平阳府君”的称谓。阙文中的“叔”字，则表示立阙人与李福的辈分或排行（古时兄弟间排行为孟、仲、叔、季）关系。

以上三种情况，都离不了杨、李二家。据晋人常璩所著《华阳国志》记载，汉时涪县大姓为“杨、杜、李”三家，可见杨、李二姓建阙是有一定社会基础的。但《隶续》的作者为北宋洪造（后改名适，1117—1184 年），官至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即宰相），他不可能亲临绵阳来查看此阙，他为收集天下汉隶字体而著《隶释》《隶续》二书，故阙文皆由地方呈报，他汇总编纂。再《隶续》一书是晚年著作，终编于北宋淳熙六年（1179），分四次刊刻，有的刻于越（浙江绍兴），有的刻于蜀。现在再版的多是清嘉庆影印本。《蜀碑记补》于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中进士后入翰林为庶吉士，在京所著并刊印成书。清嘉庆《四川通志》是引用李调元之文而成。其文皆受《隶续》影响，只是变“平杨府君叔神”六字为“汉平杨府君叔神道”八字。

北阙（晏茂川供图）

但是清同治《直隶绵州志》中将“平杨”改为“平阳”又是何因？今查该州志的主编是绵州知州文棨、董贻清，他们亲自督纂并厘定，总纂伍肇龄、何天祥二人。伍为进士出生，历官居翰林院编修、国史馆协修、侍讲学士等；何亦为生员，另外还集用42 位文人学士参加编修，尤其是州官文棨之祖父李在文、父亲年昌阿皆为绵州州官，三世牧绵，皆勤于修志。因此，该志书改“杨”为“阳”亦非儿戏或笔误。此志不仅改了阙文，而且将《隶续》所集之阙文亦改 为“阳”，可见其用心之良苦。另外， 从各文献中所引《墨宝》一书之文曰：“平杨必姓名，如建平太守之类。叔，其字也。”其中“必姓名”明显是刊刻之误，因其例证“建平”就是地名，所以正确的原文应是“平杨必地名”。由此可见，原阙橼头上六字变为八字是由后人补刻所为。再南北朝梁大通年间，有人又补刻有浮雕造像于其间，所以不排除此八字的排列并非原文排列顺序。另按惯例，应为“汉故平阳府君叔神道碑 ……”等内容。“汉”和“平”之间应有 “故”字，而“平”和“阳”字是相连缀 的。如是成立，那么墓主定为李福可能性就更大了！再则，从立阙的原则看，必须符合建造时代（必须是汉魏时期）、官阶（太守级以上）、封号一致（平阳亭侯）、原籍（墓主归葬故里，由其后人为其立阙）等几个条件，李福都完全满足。晋人常璩《华阳国志》里明确记载有 “李福，涪县人”。所以《宋集古堂记》里说宋时绵州（今绵阳）近郊的古碑碣屡遭破坏的情况时，十分慨叹：“如公琰（指蒋琬）之碑，孙德（李福，字孙德）之碣，里父犹了□识其全也”，十分明确地认证了留传至今的国家级重点文物“平阳府君阙”就是蜀汉重臣李福的墓阙，不可置疑。现绵阳市内不少史志专家、学者及北大考古系主任孙华先生亦持此观点，应该说是破译了此阙墓主的千古之谜。

（本文载《巴蜀史志》2019年第5期，总第225期）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王志强（绵阳市地方志办公室退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