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顺旧志里的河南人

刘 刚

河南，古称豫州，是中华民族与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因其大部分地域位于黄河以南而得名。又因地处九州之中，故又有“中州”“中原”之称。自南宋以来，先后有金肖孙、俞起运、吴鼎立等10位河南人奔赴远离中原、交通闭塞的川南富顺出仕做官，成为封建王朝里名副其实的“南下干部”。这些来到富顺的河南仕子，有的任知监、知县等主官，有的任县丞、典史、训导等佐属官，他们不以千里为远，默默地在自己的岗位上实现着“兼济天下”的人生抱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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恪尽职守的金肖孙

金肖孙，字瑞枝，河南清丰县人，清顺治三年丙戌科（1646）举人。康熙六年（1667）任富顺知县，县志载其“为政平允，民心悦服，重修县治，规模俱称”。可惜4年后的清康熙十年（1671），金肖孙不幸在任上去世，成为清朝统治富顺后以身殉职的首位县官。

在金肖孙到富顺之前，清军、南明军、农民起义军及土匪、军阀等在四川地区长期混战，老百姓为避乱大都逃往南部山区，在二三十年间几乎陷入无政府状态。据县人李觉慧《城皇庙记》载：“吾邑自历甲申（明崇祯十七年或清顺治元年，1644）难，百里无烟，城市竟成邱墟。慧自甲午（顺治十一年，1654）正月从蔺播山箐中（今贵州遵义一带）归来，披荆芟草，随蛇踪虎迹入。时城中总计居民十三家，虽居街市，终日尚有不见面者。如北门至水井街一带，久成虎穴，寥寥居民，无一人敢从此采樵。”在这期间，清廷曾试着先后调派陈纯忠、李友贤、杨重彩、李世奇、洪宪新、李茹芝等数任知县对富顺实施管辖，但旧志上鲜有他们的政绩记载。很显然，战乱频仍且“城中总计居民十三家”的惨状，连生存都是一个问题，执政兴县更是难如登天，政绩也就无从谈起了。

清康熙六年（1646），大乱初平的富顺终于迎来了河南籍知县金肖孙。面对“百里无烟”且“蛇踪虎迹”的县情，金知县要做的不仅仅是招抚流民、安定人心等近期工作，更重要的是需要重构以农业、盐业为主的县域经济，特别是尽快让自流井盐场恢复生产显得尤为迫切。彼时的自流井早已人去场空、井垮灶塌，九成以上的盐井均遭到毁灭性破坏。据《自贡市志》载：“清顺治时，富荣地区仅有盐井34眼、煎锅99口。”这几乎就是金知县接手盐场的实际状况，尽管还留了一点老本儿，但与往昔数百口盐井的工场相比近乎破败。金知县经过一番实地考察，自流井丰富的天然气蕴藏量让他看到了盐业复苏的希望，他在其《火井》一诗中写到“不意临釜川，变化更无穷。有井穿旸谷，烈焰伏其中……九渊一炬起，高岑列灶烘。能省樵山力，兼成煮海功。”这种既“能省樵山力”又“兼成煮海功”清洁能源，迅速成为金知县提振盐业的新动力。

康熙八年（1669），随着自流井盐业的振兴，全县呈现生产发展、社会稳定的良好局面，经济基础逐渐夯实。此时，金知县底气十足地开启了任上的重点工程——重修县衙。由于原县衙“毁于兵燹”，加上明末清初政局不稳等因素，多任知县一直没有固定的办公场所。古语云“民非政不治，政非官不举，官非署不立”，修建县衙既是施政之需，也是为老百姓办事之要。于是，金知县“买官房一所重修，规制始备”。这是清代富顺史上的一大善政和德政，直接为后任知县实施行政管辖奠定了坚实的硬件基础，同时向全社会宣示了新生政权致力于治县理政的坚强决心。县衙竣工之际，金知县以一首《瑞麦歌》表达了自己的心境，他在诗中借嘉禾、瑞麦、庆云等人间祥瑞之物企盼国运昌盛、政通人和。喜悦之余，他不忘感叹“田野尚多芜，草木尚多枯”，希望皇恩浩荡，泽及富顺这个边远荒僻之地，从而实现“普天率土万民苏”的太平盛世。遗憾的是，恪尽职守的金肖孙不幸于康熙十年“卒于任”，没能见证“康雍乾盛世”如期到来的那一天。

清乾隆四十二年《富顺县志》载金肖孙《瑞麦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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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士恤民的俞起运

俞起运，河南汲县（1988年撤建为卫辉市）人，廪生（由公家给以膳食的生员）出身。雍正六年（1728），经保举任富顺知县。任职期间“重士恤民，捐修大成殿、两庑，以忧去”，其中的“重士恤民”是对他施政特点的最好总结。

其中的“重士”，主要体现在修缮文庙上。文庙是富顺的文脉之根，是举人、进士的梦工厂，历来成为“才子之乡”富顺的重要支撑，一直颇受知县的重视。但俞知县到来之前的整个康熙朝，数十年间仅有4人中进士，这不得不说与富顺文庙的破败相关。俞知县深知庙学在老百姓心中的地位，他把修缮文庙作为新官上任的第一把火。据《富顺县志》载：“雍正六年，知县俞起运修补大成殿、两庑。”经查《富顺文庙历代修缮及补充设置记录》，进入清代以来，大成殿和东西两庑分别由康熙年间的知县钱绍隆和满云鹔先后修复，至俞起运到来时早已年久失修。俞知县的“捐修”之举，成为雍正朝六任知县中唯一的修缮记录。也许是俞知县的作为感动了孔圣人，大成殿、两庑修缮一年后的雍正七年即取得立竿见影的神奇效果，竟然有万赤、何廷瑞、李九畹三位才子同时中举，或许这是对俞知县崇文重教之心的最好报答。

而“恤民”则体现在弘德育人、淳风化俗上。尤其对孝义之士，俞知县更是以礼相待。这里有两个例子：其一，一个叫刘琰的廪膳生，年少时失去母爱，“事继母以孝，闻母疾，侍汤药不懈，诸弟皆为所化”。俞起运获知此事，当即以知县的名义保举刘琰为“优行生”（学行兼优的生员），为年轻人的发展进步助一臂之力；其二，一个名钟子英的人在县城西门以经营饭铺为生，某天打扫卫生时偶然拾得白银150两，但他并不打算占为己有。当等到失主返回时，钟子英如数奉还。没想到失主“感其义，以一半分谢，子英坚不受”，街坊四邻一时传为佳话。俞知县听说后，向钟子英的店铺赠送了一块“拾金不昧”的匾额，在“旌其店门”的同时为店主的诚信经营树立了千金难买的金字招牌。俞知县恤民爱民的情怀，由此可见一斑。

富顺西湖

“重士恤民”之外，俞起运对与富顺齐名的西湖也偏爱有加。自古以来，富顺西湖以四时苍翠、明月波光、水天一色著称，民间素有“天下西湖三十六，富顺西湖甲四川”的美誉，曾吸引着周延雋、陈骧、周载、颜正、李皓、汪回显等名士游乐其中，留下众多不朽诗篇。当俞知县从北方来到南方时，立刻被美丽而精致的西湖所吸引，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已经到了“爱此不忍释”的地步。更让人惊讶的是，俞知县为了与“花发香风生”的西湖为伴，竟然在湖边新修了四间房屋。当看到西湖杂草丛生时，俞知县又立刻组织开展全面清理工作，其《爱莲亭诗》记录了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蒲草蚀湖面，趋牛驾犁耕。根固梨不尽，触水水不平。引镰割蟠结，荡水分纵横。牛拖更人拽，除尽水始清。”工程结束时，西湖又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新景致：“亭影直倒映，云光亦倒倾。章渠啄莲实，不与凡鸟争。飘飘何所似，鹅鸭堪共盟。湖鱼噀水藻，游泳多不惊。是时红衣落，翠盘擎万茎。”湖水清清，亭云倒映，水禽与游鱼享乐其间，碧绿的荷叶在微风中摇曳，俞知县对眼前的美景甚是惬意。“当前是幽意，何须待花明。及时便行乐，览赏携茶铛。群山绕一湖，峥峥复盈盈。令我俯仰间，心目出市城。”在今天看来，俞知县已把富顺及其西湖深深地爱在心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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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扬后世的吴鼎立

吴鼎立，号铭斋，河南固始县人，清道光三十年庚戌科（1850）二甲进士。同治十年（1871）五月，吴鼎立卸任成都知县，调往富顺署任知县。同治《富顺县志》载其“廉明奉公，曲达民隐”，而民国《富顺县志》则记述他“修县志并捐廉发商生息，作书院膏火”。尽管吴鼎立在富顺任职时间只有短短的一年，但任上所做实事足以流芳百世。

同治《富顺县志》

首屈一指的是主持完成同治《富顺县志》编修。其实，该县志早在同治六年（1867）就由时任知县罗廷权开始设局倡修，其后5年间因频繁更换知县，直到第六任知县吴鼎立才大功告成。前后参与该志的编修者多达93人，分总纂、分纂、督刊、纂修、协修、总校、分校、採访、校字、缮书等10个工种，成为众手修志的典范。吴鼎立作为总纂集成者最后审定志稿，并为志书作序。难能可贵的是，吴知县百忙之中还亲自撰述《自流井风物名实说》（又名《自流井图说》）一文入列“盐政”门，并附《烧盐法》《枧说》等文献，对自流井盐场的地理区划、盐井经营、汲卤熬盐、凿井方法、井病治理等进行详细记述。另外，该志书卷一新增绘图20幅，尤其是《自流井小溪图》为今天的自贡城市架构留下了最初的雏形。全书图文并茂地记载了全县的历史沿革、地理方物及人文社会等情况，是研究区域地情文化的资料宝库，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和利用价值。如今，吴鼎立主修的清同治十一年《富顺县志》原刻本仍存，依然在发挥着存史、资政、育人的独特作用。

其次是接力推进县境边界成功驻军。富顺西边与南溪县、宜宾县接壤，三县之交有一个乡村聚落名“坟山嘴场”。由于这里远离三县县治，往往藏垢纳污、匪盗猖獗，老百姓常常“夜不安枕”。同治九年（1870），经四川总督吴棠批准，同意在该场设立绿营兵的基层单位“汛”，并配备把总1员、兵丁30名，其主要任务就是防盗捕贼，以保一方平安。按照商定协议，“三县令每月会哨一次”，同时将“坟山嘴场”更名为“从善场（今富顺县福善镇）”，似有择善而从、不善而改之意，官府用心实在良苦。同年十月二十六日，驻军营房破土动工，但直到同治十年（1871）五月仍未竣工。新任知县吴鼎立获知此事，感叹“此守土责也”，于是“锐意筹款，刻期三月而汛署始成”。紧接着，吴知县积极主动地牵头为驻军官兵筹措钱粮，其中，宜宾、南溪两县共派钱二十二千，而富顺县单独筹款三十七千，分担经费超过六成。为强化协防和发挥驻军的最大作用，吴知县又将观音桥、新场、李家桥三场划归从善汛管辖，为当地的长治久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吴知县在其《从善汛记》中这样记述：“天下之治乱，自一邑始。一邑之治乱，自一乡之善不善始。夫人性皆善，而有善不善者，亦视乎所从以为断。若富邑之从善汛，其明征也。”看得出，吴知县对从善场的未来充满了信心。

同治《富顺县志》载“从善汛图考”

三是将“流水沟”更名“永年场”。富顺县城以西四十里有一个乡场，时名“流水沟”，其地山环水绕抱，本属地脉钟祥之地。但居住此地者“往往生计寂寥，甚少丰裕”，都以为“流水沟”这一场名不吉利，怀疑“其义殊无渟蓄”。同治十年（1871）五月，知县吴鼎立到此地考察风土人情，一听场名也顿觉失望，认为“流水之为物也，取其象以宣令则通达而无滞，取其象以修业不盈科则不行”。他解析其名还有“流荡”“流连”“流离”之义，对开基立业确实不利，于是果断更其名为“永年”，寓意“永安厥业、长乐有年”。如今，永年镇已成为富顺县西区的一个重镇，被列为四川省小城镇建设试镇之一。

此外，吴知县还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当看到书院办学经费紧张时，他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养廉银捐交商人营运生息，通过收取利息银的方式为书院支付相关开销，这正是“廉明奉公，曲达民隐”的生动案例。要知道，吴知县在富顺工作不过区区一年，如此为政之心和治县业绩，当为今永年镇、福善镇乃至全县人民铭记在心。

除上述三位政绩显赫的河南才俊，还有南宋乾道年间任富顺知监的李深甫、明洪武年间任富顺训导的侯琳、明正德四年任富顺知县的李志贤（祥符人）、清康熙三十二年任富顺典史的刘璿、清咸丰二年署富顺知县的郭鉴庚、清咸丰二年署富顺邓井关县丞的刘东岩（项县人）、清同治十三年署富顺知县的王宫午（祥符人）等七位河南仕子，他们共同构成仕官富顺的优秀群体，在富顺史上烙下深深的河南印痕。

来源： 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文/图：刘刚（自贡市地方志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