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时期奔赴富顺的麻城人

刘 刚

 明代的湖广麻城与四川富顺，都因科举文化发达而产生过上百名进士。其中，前者以“荆楚进士第一县”著称，后者以“才子甲西蜀”闻名。两地相隔有上千公里之遥，而见诸文字的联系可追溯至始于元末的农民起义。

 据1993年版《富顺县志·大事记》载：“元顺帝至正二十二年（1362），明玉珍据蜀，建大夏政权，改元天统，富顺遂归于大夏。”那时，大量的麻城籍士卒随义军领袖明玉珍西征入蜀，先后落籍于包括富顺在内的四川各地，成为以军事移民方式入驻四川的首批麻城籍平民，此谓第一次“湖广填四川”。这些麻城人不仅为明初开发西部提供了大量劳动力，促进了明代川渝经济的发展，同时为后来的麻城籍精英到富顺出仕为官奠定了地域认同基础。笔者通过查阅富顺旧志发现，明代先后有7名麻城人到富顺出任职官。特别是嘉靖朝至隆庆朝，竟然有陈谟、邱齐云、刘方、刘泰宇四位麻城人连续出任富顺知县，这在富顺职官史上是个奇迹。 

今日富顺（图片来自网络）

嘉靖知县陈谟

 陈谟，字子明，号正庵，湖广麻城人，嘉靖四十一年（1562）壬戌科进士，是当年麻城考中的唯一进士。同年，陈谟被授予富顺知县。

 据富顺旧志记载，陈谟“性量渊深，文章蕴藉，养民教士兼举有方，而材武亦复沉毅。”大意是说，陈谟性格深沉，含蓄而不外露，始终把“养民”和“教士”作为政务的重点，尤其是才能与勇武兼具，处事沉着坚毅。

《明清历科进士题名碑录》之陈谟

 嘉靖四十四年（1565）末，大足县白莲教首领蔡伯贯借助宗教组织秘密布道，并联合各地教徒举行大规模起义，建国号“大唐”，定年号“大宝”，称嘉靖四十四年为大唐大宝元年。此后的1月之间，大足、安岳、荣昌、铜梁、合州、石照、定远7州县先后被攻破。富顺县白莲教首领黄一元等乘机声援，与蔡伯贯遥相呼应，县境顿时一片骚动。知县陈谟见此情形，第一时间召集义勇壮丁，从早到晚组织操练，并亲自引兵迎敌。不久，蔡伯贯、黄一元等败亡，富顺县城得以保全。

 在富顺任职期间，陈谟还组织维修县北著名的赖雅桥。该桥距县城60里，位于今自贡市大安区何市镇百合村与黄桷村之间，横跨赖雅溪上。据县人、明嘉靖进士范懋和《重修赖雅桥记》载，大桥由县人、正德十五年（1520）庚辰科进士何钟的先世所创建。不过，大桥“频又圮坏，一葺于邑侯正菴唐公，再葺于若泰邱公”。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由于陈谟出仕后改姓唐，故“邑侯正庵唐公”即为陈谟。古桥“惟兹孔道，繇邑郊关，北历资中达锦省（锦里省城，即成都），又柝诸路，彻远藩，甚纷错。且方内广畛除稠，朋里甚充斥，所会几剧骖（七面相通的大道）矣”，可见其处于交通的枢纽位置，陈知县的修葺工程对确保这一咽喉要道的通畅运行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嘉靖四十五年（1565），陈谟离任而去，后官至佥事。

嘉靖知县邱齐云

 邱齐云，字谦之，别字汝谦，号若泰（或岳泰），湖广麻城县人，嘉靖四十四年（1565）乙丑科进士，比陈谟中进士的时间刚好晚一科年（3年）。嘉靖四十五年（1566），邱齐云任富顺知县。

 邱齐云出任富顺知县时，年方25岁，正是风华正茂的年龄，乾隆二十五年《富顺县志》载其“豁达明敏，精于吏治，虞诩利器，邑称再见。”文中的“虞诩”，是东汉武平（今河南鹿邑）人，曾为朝歌（今河南汤阴）长、武都（今甘肃成县）太守，官至尚书令，以不惧权贵、勇于举报官吏过失而著称。旧志以“虞诩利器，邑称再见”比拟邱知县，是对他“豁达明敏，精于吏治”的高度赞赏。

邱齐云《石王桥记》（作者供图）

 据旧志记载，邱知县在富顺任职的三四年间，非常重视基础设施建设和文化建设。隆庆元年（1567），为缓解办公用房不足，他“创造砖楼于典史署后”。隆庆二年（1568），赵化镇石王桥（又名银蛇桥）竣工之际，邱知县亲自撰写《石王桥记》。他在文中详述石王桥的兴废史，并考证关于镇人郑瑩“绍兴某年状元及第”的传说，赞叹“今桥且新矣！桥之下复有银蛇，侧有龙耳之奇集聚左右，安知山水之灵，不废于此邦之贤者。”邱知县还用以事系人的手法，先后列举宋绍兴罗汉寺僧道安、北宋易学家邵雍等贤士的人文故事，不仅展示了自己广博的文史知识，也揭示了赵化镇深厚的文化底蕴，为今天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赵化留下可供引用的宝贵资源。清光绪年间，戊戍变法六君子之一的刘光第在编纂《赵化镇山水志·石王桥》时，不忘将邱知县为桥作记一事载入其中。旧志又载，嘉靖朝以前的弘治时期，县人周安、周宁兄弟俩和睦相处，两家“同居百口，一门永无间言”，出现“田舍生连干梨”等祥瑞之事，邱知县赞其“百口一堂，和气致祥。竹梨荷麦，穗干奇特。公艺之风，诵说未终”，并将兄弟俩奉祀于忠义祠，以此倡导全社会传承弘扬优良家风。此外，邱知县还继陈谟之后协调组织续修县北赖雅桥，与陈谟一同被载入《重修赖雅桥记》一文中。

 工作之余，邱知县喜欢讲学及吟咏，旧志载其“公余与诸生会讲书院，多所裁成，并工吟咏，在邑著有《墨花斋集》及《西湖诗稿》。”年轻有为的知县、饱读诗书的进士、驾轻就熟的座师，有这样的贤才时不时到书院授课，相信那时县学生员心中的偶像一定非邱知县莫属。可惜邱知县留存下来的诗文甚少，富顺旧志上仅有《咏仙峰山》《咏君子石》两首诗作。其中，《咏君子石》云：“忠信环十邑，两石相向揖。河中岂无鱼，守礼不敢拾。因悲纵横者，雨中相对泣。”诗人借赵化镇沱江畔“仰昂起伏有揖逊状”的君子石，倡导忠信、守礼、谦让的为官之德。无独有偶，刘光第亦有《君子石》诗曰：“傲气满天下，鞠躬能几时。中流凭砥柱，大雅是吾师。象笏宜端拜，鱼钓直自垂。观音滩上路，里范照江湄。”一块君子石，竟然引发相隔三百年的两位诗人前后唱和，也许是缘于共有的君子之风吧。

 隆庆四年（1570），邱齐云因政绩突出擢升户部，先后任主事、郎中，六年后又出任广东潮州知府。万历六年（1578），邱齐云再调四川保宁任知府，三年后辞官乡居。万历十七年（1589），邱齐云病逝。 

隆庆知县刘方

 刘方，字元和，湖广麻城人，隆庆四年（1570）由举人任富顺知县。在富顺任职期间，刘知县于行政事务善治善能，尤以关心民众疾苦为己任，乾隆二十五年《富顺县志》载其“器度宽平，政事谙练，凡所条陈，洞烛民瘼。”

 隆庆朝，富顺县属叙州府管辖。除富顺外，叙州府还辖有宜宾、南溪、庆符、长宁、兴文、隆昌、筠连、珙县等八县。在当时，拥有自流井盐场的富顺县不仅盐业兴盛，而且而人丁兴旺，盐产量在叙州府各县中更是首屈一指，税赋占叙州府的一半以上。于是，府衙决定增加富顺的徭役以“拨赴九县应差”，并很快得到上级衙门的批准。知县刘方获指令后迅即撰文，条陈富顺“粮重地狭，土瘠民贫，不应以一县之民应九县之役”，以此据理力争，最终使这一不合理的决策得以取消。

 早在隆庆元年（1567），富顺划出县东以隆桥驿为中心的十四里之地新设隆昌县，“割去户四千零十二，口八千零二十六”。刘方到任后，立即“审编册籍”，查清“实在户三万一千二百二十二零一名，口六万二千四百六十五”。在此基础上，他还严厉查处飞粮隐匿等有违法度的行为，并举一反三革除粮税收取方面的诸多弊端。尤其值得称道的是，针对给老百姓带来沉重负担的驿传、均徭等徭役，刘知县通过自己的思考与探索，大胆向上提出“随粮带征”的尝试性改革思路，为明后期全国推行“一条鞭法”提供了富顺实践。这不仅给全县老百姓上缴税银简化了办事流程，为进一步摆脱各种徭役的苛扰开拓了一条新的思路，而且极大地促进了农业和盐业的发展。在任期间，刘知县还“修城筑堤”，使县城成为老百姓的“一方保障”，旧志对其作出“凡所设施，均关治体”的评价。

 不久，刘方从富顺卸任而去，升任镇江府同知。

隆庆知县刘泰宇

 刘泰宇，湖广麻城人，隆庆六年（1572）任富顺知县，万历二年（1574）离任。

 刘知县在富顺任职期间留下的最大善政莫过于修缮城池。经查康熙二十五年《富顺县志·城池》，富顺城垣最初由夯土筑成。至明代，为增强城池的防御能力，开始逐段易土为石。直到明正德八年（1513），知县童纶将土城改建完工，形成“城周五里有奇，为门者七”的规模。为纪念这一历史性贡献，明代四川水利佥事蒋信“竖昭勋坊以表之”，明代四川唯一状元杨慎也写下《富顺修城记》，并描述当时的城池“坚如积铁，屹如壁山，崇楼耸峙，磴道联升，陴堞周护”。不过，富顺县城三面环水的特殊地理结构导致城基常年受水流冲刷，城墙垮塌等险情时有发生。特别是东北城隅，因“江水冲激，沙岸渐崩”，“墙垣颓圮”成为急需解决的城防大事。万历二年（1574）甲戌，“知县麻城刘公方由小东门至子门甃以灰石，甫两月而堤成，赖以保障。”

 刘知县的事迹不仅载入《富顺县志》，还受到县人、隆庆朝翰林庶吉士熊敦朴的关注。他在《城池记》中这样写到：“隆庆岁壬申（1572），楚黄泰宇刘侯为之经始，起东北郊，沿江下踞子门，叠砌层阶，邑城赖之。”熊敦朴的这段文字表明，刘知县启动城池的修缮工程始于其莅任富顺之时，并非为政绩而一拍脑门想出的花花点子。正是因为有了他的高度关注和早期谋划，城垣从启动到竣工“甫两月而堤成”。

 另外，刘知县还大力支持熊氏族人募捐倡修唐代文物“观音菩慧寺”。该寺位于县城东北正街，一直是熊氏一族科甲连捷的“香火莲社”，可惜不幸毁于隆庆六年（1572）六月的一场大火。面对熊氏族人呈递的“制疏”，刘知县不仅口头“俞允”，还不忘落下“印记”，积极支持工程开工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县人、熊敦朴的堂弟熊敦谊专门就此撰写《观音菩慧寺记》一文进行记述。

 除上述4位知县外，到富顺任职的麻城人还有邹崇义（字世宜，嘉靖十五年由举人任知县）、刘冻（字汝宗，嘉靖三十三年由进士任知县）以及李国良（明教谕）等3人。他们在数百年前从鄂东奔赴西蜀，在麻城与富顺两个“千年古县”之间架起了一座沟通交流的桥梁，也给两地后来的文明交往开启了一扇大门。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刘 刚（四川省自贡市地方志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