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新闻记者 柳青

充分发挥社区动员能力，实施网格化、地毯式管理，群防群控，稳防稳控，有效落实综合性防控措施，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防止疫情输入、蔓延、输出，控制疾病传播。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前方工作组防控组社区防控专家组负责人，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社区卫生首席专家，首都医科大学教授。

根据武汉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社区疫情防控组公布的名单，截至4月24日16时，全市无疫情小区累计7080个，占比99.7%；无疫情社区累计1381个，占比达到98.2%。4月18日，武汉整体被划为“低风险”区域。

“我们打出了中国特色的、值得借鉴教科书般的、有效经验的’武汉战役’”，日前，在接受封面新闻记者采访时，社区防控专家组负责人吴浩回忆起在武汉“战疫”的51个日夜这样说道，“相信我们的制度的优势。我当时跟领导谈，要用党员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让老百姓有信心，同时要加强培训，与时间赛跑。”

2月11日，在“封城”20天之后，武汉在焦灼的新冠肺炎疫情中宣布，在全市范围内，所有住宅小区实行封闭管理——这座千万级人口城市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隔离“升格”，为中国乃至全球的疫情防控，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事实上，武汉七个中心城区之一的江岸区“先行一步”，在2月9日即启动了小区封闭管理措施，而向江岸区防控指挥部提出这一措施建议的，正是吴浩带领的社区防控专家组。

吴浩对记者介绍，这是专家组抵达武汉之后，向当地提出的第一项建议，“（2月）8号我们向江岸区指挥部、江岸区的区委书记等报告，建议采取居家防控措施，把小区全部封闭管理起来，没有围墙的社区就用街区封，同时我们也向中央指导组相关的领导做了报告，建议在武汉市采取（措施）。”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前方工作组防控组社区防控专家组负责人吴浩 图片来源：中国网△

2月6日，由国家卫健委基层卫生健康司副司长高光明带队，北京市社区卫生首席专家吴浩“临危受命”，前往武汉指导社区防控工作。同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在出席武汉肺炎疫情全面排查动员会时指出，武汉市要举全市之力入户上门排查确诊患者、疑似患者、密切接触者以及可能的发热患者等“四类”人员，要不落一户、不漏一人，第一时间将“四类”人员送往隔离点和定点医疗机构救治。

2月7日，吴浩带领社区防控专家分队进驻拥有近80万户籍人口，150个居委会的江岸区。彼时，这里是武汉市疫情最严重的中心城区之一，虽然已经建立了十多个隔离点，但是吴浩在走访中发现，武汉疫情的严峻程度大大超出专家们的预料，社区基层人员的防控知识欠缺、防护物资不到位，大量的病人在缺乏防护的情况下“找居委会，等待住院”，而且，“每天超市里基本上都是满人的”。

吴浩（左三）在武汉指导社区防控工作 受访者供图△

他对记者说，“所以需要进一步细化社区防控。在51天的奋战中，吴浩和社区防控专家组成的13个小组分别进驻武汉市13个区，与当地指挥部联络员组成的驻区专家指导工作小分队，走访武汉市377个街道、500多个小区和161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及所有区疾控中心，养老院等集中场所，部分工厂，交通枢纽等，提出1275条问题和建议，均为当地采纳和落实。他参与起草了《关于依法科学精准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技术方案，组织参与起草和审校《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基层防控指导意见》、编审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防治社区手册》，为进一步做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疫情防控工作提供了科学指引和规范。从武汉返回北京，吴浩发现自己瘦了十几斤。

今年49岁的吴浩的身兼多职：全国政协委员、首都医科大学全科医学与继续教育学院教授、全科医生。从2003年的SARS疫情到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吴浩始终坚持在社区防控一线。当出现在公众面前，他多是以北京市丰台区方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的身份介绍自己。疫情初期，方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区相关部门领导下，启动社区包片联防联控，实现网格化管理。吴浩介绍，从2月1日至今，方庄社区确诊病例“牢牢的定在6例”，且全部为输入型病例。

中国工程院副院长王辰院士4月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专访时指出，“一定要真正促进医疗和预防体系的融合，而不是让它们愈行愈远。”吴浩对记者表示，他十分赞同这一观点，“不是只有预防医学就能解决公共卫生的事，也不是只有临床医生就能解决公共卫生的事。要融合，而不是搞独立体系。 ”另外，公共卫生绝不是卫健系统这一个部门事，要社会参与协同。

以下是封面记者与吴浩的对话：

封面新闻：您抵达武汉时，已经封城两周了，当时看到武汉社区防控的形势怎么样？

吴浩：比我们预想的严重得多。我们去小区、居委会了解情况，（社区工作者）防控知识和技能还是有比较大的欠缺，个人的防护物资也是短缺的。

因为当时方舱医院还没有完全建起来，大量的病人要等待住院，他也找居委会联系转诊，病人的防护也不是特别好，在小区到医院的就诊过程中，会形成交叉感染的可能性。确诊的病人，因为没有得到转院，就在社区里生活，但是生活垃圾没有特殊处理，这是一个重要的风险点。一些有围墙的小区，还有物业在管，但是很多小区里面，人员可以随意出入，还有很多的街区，老旧独栋楼房，更没有封闭可说了。

居委会平时工作人员就不足，当时志愿者、机关下沉干部也还没有到位，居委会要承担大量的统计数据的填表工作， 比如统计密切接触者等等，那时候信息还没有共享，造成人手更加紧张，而且容易出现数据错乱。

因为已经封城了，老百姓要储备生活物资，每天超市基本上都是满人的，当时口罩也比较紧张，意味着有的人甚至不戴口罩在超市长时间逗留，而且很多都是地下超市。在那种密闭的空间，很容易产生气溶胶现象，这是巨大的风险。

疫情初期，武汉将主要的力量都投入在救治中。社区基层工作人员在当时已经做了大量的艰苦工作，很多人在没有足够防护的情况下冲锋陷阵。我们对新冠病毒的认识是逐步深入的，这些问题都是可以理解的。

封面新闻：为什么会那么迫切地提出来要实施小区封闭管理？

吴浩：当时主要是要完成“四类人员”排查，要把这些传染源都找出来，控制住，阻断传播途径。

但是当时人员是随意流动的，我们知道，可能还存在着一些无症状的感染者，这些人也可能跑出来，感染别人。另外，就算是都排查完了，又可能会跑到另外一个小区去居住了。当时在武汉已经社区传播，再加上核酸检测能力不足，所以很难区别出来。

2月13日，我们在中央指导组指示下设计武汉四类人群排查快速评估方案，14日深入78个小区现场调查并完成评估报告，分析防控漏洞及疫情分析和预判，为中央指导组科学研判疫情提供了一手资料，为武汉市2月17日一19日全市社区拉网排查提供了参考依据。随着“四类人员”大排查行动的深入细致开展，更加严格的小区封闭管理，社区网格化管理日渐完善，越来越多的传染源被发现并得以收治隔离，对有效遏制武汉疫情的社区传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封面新闻：您带领专家组到达江岸区之后提的第一个建议是什么？

吴浩：就是建议当地政府立即进行居家防控。把小区全部封闭管理起来，没有围墙的社区就用街区封。“封”的目的是什么？让老百姓居家，保护健康人群。

2月11日，在社区防控专家组建议下，武汉宣布在全市范围内所有住宅小区实行封闭管理 受访者供图△

因为那个时候谁是感染者，分不清楚。要把所有的可能的风险控制起来，同步的进行地毯式排查，把“四类”人员排查出来。后期还有一个条件，方舱医院建起来了，排查出来就可以把病人送出去，这样两线作战就可以实现控制传染源，阻断社区传播途径。

封面新闻：具体是哪天提出的这个建议？

吴浩：（2月）6号深夜抵达武汉，7号防控小组所有人去查看，是不是武汉统一存在那些问题。8号，我们向江岸区指挥部做出了书面报告，我向江岸区的领导提出了建议，给他阐述这些理由。同时我们也向中央指导组相关的领导做了报告，建议在整个武汉市采取（措施）。江岸区是我当初第一周驻点调研指导的区，第2天就开始了。武汉市是（2）月10号研究，11号发布了通告。

封面新闻：提出这个建议之后，包括江岸区和武汉市，对于实施小区封闭管理，当地有没有犹豫或者持不同意见？

吴浩：这是一种责任和风格，我们基于现场调研作出专业研判，是作为建议者，决策者还是这些领导，所以他们也承担了巨大的风险。在那种时间段，拍板做这些事情，也是巨大的担当。我们也提出，要用党建去引领，组织相关的干部，广泛的动员，发动人民战争，加强社区的防控，开辟两个战场，一个战场是救治，第二个战场，我们要把社区防控给做起来。

封面新闻：武汉是一座千万级人口的大城市，小区实施封闭管理是一项“超级工程”，专家组提出这个建议的信心来自何处呢？

吴浩：这是需要大量人力资源的和高效的指挥体系，是社区工作者、志愿者、党团员和机关干部，用他们的汗水构筑了这场战役的胜利，同时也归功于武汉人民高度的配合和坚耐。我们为什么能提出这样做？因为相信我们的制度优势，我当时跟那些领导谈了，要用党员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要让老百姓有信心，相信政府，同时要加强相关防控的知识和技能培训，也是与时间赛跑。

封面新闻：当时您的队伍有多少人？

吴浩：一开始，是由27名基层全科医生和疾控专业技术人员组成的社区防控小分队，带队的是国家卫健委基层卫生健康司副司长高光明。后来专家小分队又补充了7位消杀队员，因为环境的消杀是很重要的。那段时间大家日夜奋战，用双脚丈量了汉江大地，基本上夜里12点之前无人能睡，专业的问题我们互相讨论，提出的因地制宜解决方案。

封面新闻：在武汉50多天里，您觉得哪一部分的工作是最难的？

吴浩：保供。怎么让老百姓能够稳定下来，是很难的。让老百姓能够安心，物资要有保障。还有一些慢病病人的用药，这些都是要考虑的。

封面新闻：4月8日，武汉解除离鄂离汉通道管控措施，这是疫情防控的重大节点。武汉“解封”的建议，是否也是专家组提出的？

吴浩：个人认为封小区不是目的，最主要的目的是要为尽快恢复生产，恢复正常生活。所以我们从2月16号开始，在中央指导组防控组领导指示下，就着手研究如何解封的问题，应该是2月27号，我们团队向中央指导组防控组提出了“解封”的参考意见。但是武汉“解封”的具体时间不是我们提出的。

封面新闻：如果武汉“解封”之后，疫情出现反复，专家组是如何考虑的？

吴浩：这些情况都要做预案，预案不到位，是不能“解封”的。不光要做预案，还要做演练。所以我们最后一只社区防控的小分队到4月19号才完成使命，4月20号才撤回来了，发挥了侦察兵，战斗员，指导员的特殊作用，3月5日被授予全国卫健系统新冠肺炎防控先进集体。

封面新闻：3月下旬，为什么会作出援鄂疾控工作队暂缓撤回的决定？是不是因为出现了大量的无症状感染者？

吴浩：不是。无症状感染者我们早就在关注了，并且一直在做相关的评估和管理工作。

当时面临复工复产，我们需要培训当地的疾控人员。在前期，都是在防控，也做了一些培训，但这种培训不是彻底和系统的。在中央指导组防控组的领导下，组织专家，我们编写了《新冠肺炎病毒社区防治手册》作为教材，在全湖北省发行。防控方案更新到了第六版，也需要系统的培训，澄清一些误区。这样即使援鄂的国家医疗队和疾控队员走了，武汉市也没有问题。

封面新闻：2003年SARS疫情，您就在社区防控一线，跟17年前相比，这次疫情的防控难在哪里？

吴浩：首先是病毒不同。跟SARS相比，新冠病毒狡猾的多。另外，17年前，人口流动少。救治主要是在医院，对于民众来说，尽量减少聚集就可以了。

我觉得一些国家在防控上出现问题也是这个原因，对病毒的认识还不到位，民众的防护也比较大意。实际上，不光是居家，还要戴口罩、勤洗手，这是最重要的。

封面新闻：作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负责人，您怎么看基层卫生机构在传染病防控中发挥的作用？

吴浩：从这次疫情的角度来讲，实际上有很多研究已经指出来，初期武汉有很多病人是到医院就诊过程中被感染的，如果他可以联系基层医疗机构，基层医疗机构很快地识别出来，控制住，就会减少传染给别人的机率。

比如在方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实现了67%的就诊率，就是每100个病人就诊，67个人次是在社区。正因为老百姓平时跟我们打交道多，家庭医生做居家管理、居家健康指导，可以第一时间给老百姓预警和指导。方庄在2月1号有6例输入性的病例，但是到现在为止，没有出现一例扩散，牢牢的定在6例。因为我们在区卫健委领导下和地方街道办事处密切配合，形成了网络化管理，实现了“四早”。

随着人口的老龄化，医院建的再大，跑得动吗？健康是需要维护的，这个过程是漫长的，相关的机制要到位。一些门诊用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都不能报销，老百姓怎么可能去呢？

封面新闻：新冠肺炎“战疫”两大战场，一处是医疗机构，一处是社区防控。您怎么看社区防控这场仗？

吴浩：社区防控面对的是一个群体，如果说我们是参谋，出的主意如果错了，损失的可能就是一群人。所以在参加国家卫健委阶段性总结会议的时候，我说，在中央防控组的指导下，在武汉市当地民众和政府的支持下，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我们打出了中国特色的、可以借鉴的，经典的“武汉社区防控战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