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 2020年05月02日   06 版）

图①：上海博物馆藏齐家文化星纹镜。

图②：上海博物馆藏战国六山纹镜。 

图③：上海博物馆藏新朝始建国天凤二年常乐富贵镜。 

图④：上海博物馆藏东汉永康元年神人神兽画像镜。

铜镜，是映照颜容的用具，与古代人们的日常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

中国最早的铜镜出现于公元前20世纪，后历经春秋战国的发展、汉唐的辉煌鼎盛、延续到明清直至近代。在这漫长的岁月中，随着铸造技术的进步与成熟，铜镜的纹饰精美华丽，铭文丰富多样，不仅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尚和人文习俗，而且也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为今天的人们认识和研究古代社会以及古代艺术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古拙朴质的早期铜镜

星纹镜是目前发现时代最早的铜镜之一，属于齐家文化晚期，即公元前2000年左右。齐家文化铜镜以星纹为装饰，图案拙朴，镜缘处有两个小孔，具有早期铜镜的特征（图①）。铜镜在甘肃、青海地区的齐家文化出现后，首先在与甘青地区生态环境相同的今长城沿线地区传播；此后，大约在商代晚期传入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向西传到天山东部的哈密、吐鲁番一带。

商代和西周时期，铜镜比较少见，其铸造尚未形成规模，它们与同时代的青铜器在纹饰上相去甚远，铸造水平也有很大的差异，形制虽然较为原始，但已具备后期铜镜的特点。

精巧灵秀的战国铜镜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社会处于剧烈变革的时代。此时，商周以来青铜器中占主导地位、具有等级象征的礼乐器逐渐衰落了，而日常生活用具特别是铜镜，却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形成较为详备完整的工艺体系，标志着中国铜镜从早期的稚朴走向成熟。

这一时期铜镜的镜体一般比较轻薄，形制大多为圆形，也有少量方形。弦纹钮是战国铜镜的重要特征之一，其形式为桥形钮背上均有一至四道凸起的弦纹。

以长沙为中心的南方楚文化区域，所出土的铜镜被称为楚镜，楚镜大约起始于春秋晚期，盛行于战国中晚期，秦和西汉早期的铜镜仍延续了楚镜的一些风格特点。其中，山字纹镜是楚镜中最独特的一种，也是最常见的镜类。山字纹是指镜背的主题纹饰形状呈山字形，来源于青铜器上勾连雷纹的基本构图，但作了结构性的改变，成为一种新颖的几何形纹饰（图②）。

精致规整的两汉铜镜

汉代是铜镜发展的繁荣时期，其生产规模和铸造水平都有很大的提高，铜镜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之一。

汉镜的形制规整，镜型比较厚重，一般为圆形。镜钮多数为半球钮，这种钮制成为以后镜钮的基本形式。镜背纹饰在表现手法上也出现了新的变化，采用以四乳钉为基点组织的四分法布局，主纹突出，地纹逐渐消失；东汉出现重列式图案，这是“轴对称”式的新风格，改变了“中心对称”的传统样式。铭文逐渐成为铜镜装饰的组成部分，内容丰富，除常见的吉祥语外，还出现宣传铜镜质地的“善铜”“佳境”的自夸铭。西汉末年出现了有年、月、日的纪年镜。

西汉时期新出现的镜类有星云纹镜、花瓣纹镜、博局纹镜、禽兽纹镜、四灵镜以及完全以铭文为主题装饰的铭文镜等。

其中，博局纹镜以其特别的图案而引人注目，也有学者因其构图似西文字母TLV，故称之为TLV镜。博局纹来源于博戏。博戏是秦汉时期非常盛行的一种游戏，而博局纹与博戏棋盘局路的图案基本相似。关于博局图案的内在含意，有学者认为具有术数意义，象征天宇框架，体现古人的宇宙观（图③）。博局纹镜主要流行于西汉晚期至东汉中期，与博局纹相配饰的四神、禽鸟、辟邪、羽人等纹饰也开始兴盛，这是西汉晚期开始出现的重要变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影响了铜镜的纹饰题材。

东汉中期以后，各地形成了若干个铸镜中心，如会稽郡、广汉郡等。题材以画像镜、神兽镜、龙凤镜、四叶纹镜为主，内容广泛，纹饰结构复杂。画像镜以神人神兽纹、历史故事为主，铸作精美，纹饰采用高浮雕技法，图案隆起凸出，具有强烈的立体感和生动的视觉效果（图④）。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铜镜的形制、纹饰、构图方式大体延续了汉代铜镜系统。这一时期，铜镜开始大量传入日本，对日本铜镜铸造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作者为上海博物馆青铜研究部副主任，图片由上海博物馆提供。本报记者曹玲娟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