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衍钢 徐昊《光明日报》（ 2020年05月03日 03版）

毕布罗斯考古遗址中的方尖碑神庙 资料图片

编者按

在人类历史上，不同地区的人民创造了丰富多彩的地域文明。诸文明在交流互鉴中不断吸收、融合各方精华，从而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在此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重要的文明交流节点。这些地区成为沟通不同文明的桥梁与纽带，见证了东西方文明交流交融的印迹，书写了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篇章。本期刊发的文章聚焦古代东地中海地区三个重要的文明交流节点即毕布罗斯、塞浦路斯和阿尔米纳，分别介绍其在文明交流史上所发挥的枢纽作用，以期窥见古代东西方交流的历史图景。

公元前两千纪是古代文明的黄金时代，埃及、两河流域、爱琴海、希伯来与小亚细亚等文明竞相绽放，各文明之间的交流与互动也十分频繁。其中，地中海东岸的腓尼基城市毕布罗斯（Byblos）是诸文明交流的一个关键节点。毕布罗斯不仅是繁荣的海上贸易城市，也是活力四射的人文荟萃之都，古代欧亚非文明在此处碰撞、融汇，形成兼容并蓄的独特景象。

毕布罗斯的地理位置得天独厚，位于今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以北约30公里处，西临地中海，东接黎巴嫩山脉。这里既有适于停泊航船的优良海岸，又可轻易获取黎巴嫩山区的香柏、雪松和松脂等在古代世界紧俏的商业物资。据古代文献记载，毕布罗斯是最早兴建城市、步入文明的腓尼基邦国。现代考古发现也证明，早在公元前3100年至公元前2900年间，当地居民已使用石块垒墙造屋，城市初具雏形。毕布罗斯最初为渔业码头，居民世代临海而居，他们拥有丰富的航海经验并发展出先进的造船技术，可以维持大规模的贸易船队，这为毕布罗斯开辟和经略海上贸易提供了切实保障。毕布罗斯的造船工艺和船体结构对后世影响深远，埃及人不仅大力模仿借鉴，还以“毕布罗斯船”统称类似的大型航船。毕布罗斯人的另一特长是善于在错综复杂的地缘政治格局中维持平衡，营造相对和平的外部环境，维持商业贸易的平稳发展。毕布罗斯统治者往往会向周边强国称臣纳贡、接受册封，同时全力维护政治独立和贸易自由。在早期毕布罗斯皇家铭文中，当地统治者既有两河流域城市统治者的“恩西”头衔，也有埃及地方行政长官的“王公”头衔。凭借上述优势，毕布罗斯从公元前三千纪至公元前两千纪期间，逐步发展为东地中海沿岸的海上交通枢纽和贸易中心。

在整个青铜时代（约公元前2900年至公元前1200年），埃及都是毕布罗斯的首要贸易对象。双方交往的最早证据是毕布罗斯遗址出土的一件石皿残片，上面镌刻着古埃及第二王朝法老卡塞克海姆威（约公元前2714年至公元前2687年在位）的王名圈。毕布罗斯在向埃及出口香柏木和松脂的同时，也由埃及进口大量手工艺品，埃及风格的首饰、圣甲虫印章、陶罐和青铜小雕像在毕布罗斯广受欢迎，埃及文化的影响由此在这里迅速扩展。同时毕布罗斯还与毗邻的两河流域文明区交流频繁，经由陆路贸易输入的两河流域特色滚筒印章在贵族中颇为流行。法国考古学家皮埃尔·蒙特在毕布罗斯遗址发现一枚独特的滚筒印章：该滚筒印章为典型的两河流域式样，其上刻有埃及象形文字，印章上的图案为毕布罗斯守护女神巴拉特·吉巴尔。女神头顶牛角与太阳圆盘，其形象与埃及女神哈托尔十分相似。这枚印章是古代两河流域、埃及与腓尼基三大文明交流融汇的典型产物，凸显出毕布罗斯在西亚北非诸文明发展演化中不可替代的媒介作用。

位于爱琴海的克里特岛也在中晚期米诺斯时代（约公元前2100年至公元前1100年）与毕布罗斯维持着稳定的贸易关系。毕布罗斯人以本地出产的香柏木与手工艺品换取克里特出产的羊毛与陶罐等物。不过转口贸易的规模可能更大，毕布罗斯商船将产自埃及的石皿、陶罐与圣甲虫印章等运往欧洲。爱琴文明由此经毕布罗斯的海上贸易线接触到远在北非的埃及文明。英国考古学家安德鲁·贝文对克里特出土的埃及物品进行过深入研究，他的结论是：在米诺斯时代，克里特岛与埃及之间虽未建立直接联系，埃及文化却经由毕布罗斯的中介在克里特广为传播，例如克里特岛美萨拉平原的丧葬仪式就明显带有埃及观念和埃及元素。此外，尚有众多产自两河流域、小亚细亚、塞浦路斯和迦南地的手工艺品通过毕布罗斯的贸易线路源源不断输入克里特，为欧洲接触和吸纳东方文明开启了大门，是为后来古希腊“东方化”的先声。

在古代文明传统中，毕布罗斯一直与书籍和文字密不可分。在真正的纸张出现之前，纸草是最为轻便高效的书写介质。在铁器时代早期（约公元前1200年至公元前900年），毕布罗斯已在纸草贸易中占有突出地位。凭借与埃及的特殊关系，自公元前11世纪起毕布罗斯就垄断了纸草贸易。产自埃及的纸草大部分先运抵毕布罗斯，之后再分销欧亚各地。纸草在希腊本土和小亚细亚风靡一时，成为大多数古希腊经典文献的书写载体。毕布罗斯通过纸草贸易搭建起的文化交流桥梁，极大地促进了东地中海地区知识文化的传播互动与传承交融。久而久之，毕布罗斯几乎成为纸张和书籍的代名词。希腊语中的“纸草”（ππυρος）和“书籍”（ββλος）这两个词都来源于“毕布罗斯”的希腊语名称（ββλος），基督教经典《圣经》（Bible）的名称更是直接沿用希腊语的“书籍”一词。毕布罗斯对后世文明的深远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毕布罗斯还是古代世界文字与书写演化的核心区域。作为一个繁忙的贸易港口，毕布罗斯的日常商业活动涉及大量的契约签订、账目记载、记录留存等事务，如何让文字书写简洁高效遂成为困扰毕布罗斯的难题。毕布罗斯曾引入埃及象形文字和两河流域楔形文字。毕布罗斯统治者雅皮·什姆·阿比（约公元前1700年至公元前1690年在位）的墓葬中就有带象形文字名号的陪葬品；埃及的阿玛尔那外交信函中有毕布罗斯统治者拉比·阿达迪写给法老的楔形文字书信。但这两种文字复杂烦琐，掌握人群与使用范围皆有限，尤其不适合商业用途。在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1000年之间，注重实效的毕布罗斯人发展出一套“伪象形文字”系统，书写更为简单，符号数量也大大缩减。之后迦南文与西奈文亦盛行于毕布罗斯，这两种文字在近东地带长期演化，已具有原始字母特征。在上述多种文字系统兼收并蓄的基础上，最终产生了腓尼基字母。腓尼基字母是以毕布罗斯为代表的腓尼基城邦在广泛吸纳古代各种书写系统的基础上，博采众长创造出的全新文字。1923年，法国考古学家皮埃尔·蒙特在毕布罗斯遗址上发现了公元前9世纪左右当地统治者阿希拉姆的石棺，其上镌刻的字母铭文为已知最早的腓尼基字母。

腓尼基字母是第一种基于音素的成熟拼音系统，它的诞生是人类书写史上最深远的革命。腓尼基字母随着毕布罗斯的贸易网络流传到欧洲，希腊人加以改进发明了希腊字母，后来使用范围更广的拉丁字母和西里尔字母则是希腊字母的分支。因此，腓尼基字母为欧洲古典文明乃至后世西方文明的书写奠定了基础，是当今一切欧美文字的源头。另一个由腓尼基字母分化出来的文字系统是阿拉姆字母。阿拉姆字母首先通行于西亚，其后通过中亚与南亚的文明交流网络广泛传播演化，遍及欧洲之外的世界，汉字以外的绝大部分古代东方文字皆直接或间接传承自阿拉姆字母。近代以来随着欧美文明的强势扩张，欧洲的拉丁字母和西里尔字母成为新一波书写系统发明的基础，不仅新近跨入文明的民族用欧洲字母创建本族文字，欧洲字母还在土耳其、马来西亚和越南等国取代了源自阿拉姆字母和汉字的传统文字。换言之，孕育了希腊字母与阿拉姆字母两大书写系统的腓尼基字母，是现今所有拼音书写系统的共同始祖。

毕布罗斯凭借显著的地理位置优势，成为古代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典范。它与周边地区进行商贸与文化活动，不仅构筑了古代文明交往的网络与纽带，还在更深远的层面影响了人类文明的传承。从这一意义来讲，毕布罗斯可谓现代人类文明发展演化的重要基石。

（作者：刘衍钢、徐昊，分别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师、南通大学文学院历史系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