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雪梅 

《人民日报》（ 2020年11月14日   第 05 版）

云冈石窟20窟上世纪50年代初期及现状对比图。

数量众多的石窟寺是我国传承脉络清晰、关联性密切、体系完整的历史文物遗存，也是真实性、完整性保存最好的文物类别，在我国文化遗产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世界文化遗产中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遗产类型。云冈石窟、龙门石窟、麦积山石窟、莫高窟、大足石刻……无一不是让我们魂牵梦萦的艺术珍宝。

10月23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石窟寺保护利用工作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明确加大石窟寺抢救性保护力度、建立石窟寺安全长效机制、规范石窟寺旅游开发活动等10项主要任务。《指导意见》提出，到2022年，石窟寺重大险情全面消除，重点石窟寺安防设施全覆盖，到“十四五”末，石窟寺保护利用水平显著提升，文化影响力日益增强。

这样的《指导意见》是前所未有的。

1941年至1943年画家张大千赴敦煌莫高窟对洞窟进行了调查、断代、编号、壁画描摹和展览宣传，引发了社会的关注。常书鸿于1944年成立了“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这是我国第一个依托石窟寺建立的文物保护机构。1940年1月17日至21日，梁思成、刘敦桢、莫宗江、陈明达等考察大足石刻，后来又将“大足石刻”介绍给国际学术界。1941年5月，冯国瑞考察麦积山石窟，首编《麦积山石窟志》。1943年秋，王子云任团长的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考察麦积山石窟，进行首次摄像建档活动，使麦积山石窟得到社会各个方面的关注……20世纪40年代有识之士的考察、研究、呼吁等活动，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石窟寺保护工作得以重视的基础。

自新中国成立至今，石窟寺保护已经历了70余年的发展历程，工作和成果基本上代表了我国文物保护工作的发展历程和发展水平，保护理念在实践中逐渐完善成熟；多学科融合的保护科技支撑模式和技术体系基本成熟；一些石窟寺重大保护工作及其成果在我国文物保护发展历程中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对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起到了推动作用；尤其涉及以敦煌石窟为代表的“中国特色，敦煌经验”文化遗产保护模式，在国内外产生重大影响。

上世纪80年代后期，尤其是90年代初期，我国石窟寺抢救性保护工作全面展开，石窟寺保存状态大大改善，保护工作内容更加丰富。1989年至1999年，敦煌石窟针对窟顶戈壁沙害，探索开展了工程治沙、生物治沙、化学治沙等综合性科学治理工作，取得显著效果。1993年至2002年，敦煌研究院与中国科学院兰州冰川冻土研究所、中国科学院长春精密光学机械研究所、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等合作开展壁画数字化技术、数字敦煌研究工作，为数字敦煌建设奠定了基础……

根据《指导意见》，各地石窟寺已经开展保护情况的调查。这些年石窟寺数字化保护利用一直在推进中，需要加快制定相关标准规范，促进数字资源的管理和共享共用。近日，国家文物局、文化和旅游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石窟寺等文物开放管理和实行游客承载量公告制度有关工作的通知》，就加强石窟寺保护管理做了更为细致的安排。核定、公布石窟寺景区游客承载量和重点洞窟的最大瞬时容量，推广预约参观制，这无疑将使石窟寺的管理更为科学，游客的参观更为有序，是着眼于长久的前瞻之举。

石窟寺虽然看起来坚如磐石，但历经千年，在柔韧的水、尖利的风以及热胀冷缩、虫咬蚁蛀的磨蚀、淘空下，大多面临结构失稳、水害侵蚀、风化破坏等顽症的折磨，特别是许多中小石窟尚未得到全面有效的保护。如同大夫治病，石窟寺保护不仅要正确诊断，更要对症下药、有药可医。

珍贵的文物，需要一代又一代文物工作者的倾情守护。以常书鸿、段文杰、樊锦诗等为代表的老一辈敦煌莫高人铸就的“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莫高精神”，是我国石窟人守护石窟、守护文明的代表。其实这样的名字可以列很长，很多人是我们所不熟悉的，是他们开创了我国石窟寺保护的壮丽事业，而未来，需要更多的后继者继承这样的精神，将这份艺术瑰宝传之久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