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水泉

三星堆文化是古蜀国时期，从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文化，而三星堆遗址的年代，应该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延续到了商末周初，大约距今3000年以上（铜纵目面具于1986年在三星堆遗址的2号祭祀坑出土，距今已3800多年）。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市南兴镇的三星堆，处于成都平原北部之沱江冲积扇上，西出广汉市七里许，北临沱江支流湔江（俗称鸭子河），与千里沱江第一峡——金堂峡相距20余公里。

由于没有文字记载，三星堆文化是如何兴起、发展的，已经很难考察了。只有通过这些丰富的出土文物，配以我们枯燥的想象，才能粗略地还原当时古蜀国——三星堆的繁荣景象。毕竟，那些青铜器、金箔、玉器和陶器等，即便在今天看来，其工艺水平和设计理念等，也都是相当了不起的。

三星堆文化是如何灭亡的？当前的假说很多，战争和瘟疫是两大主流意见。首先，让我们从三星堆出土的文物来看，绝大多数是祭祀用器，很少有武器（如宝剑之类的）。这也从侧面说明了，当时的三星堆是很少受外界武力威胁。众所周知，成都平原在金牛道修成前，中原地区即便想要进攻三星堆，依靠着“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地利，三星堆的国防线也是固若金汤的。由此，我们可以基本断定，三星堆的灭亡，应该与战争没什么直接关系。

其次，如果三星堆是瘟疫横行导致的灭亡，那即便是这里的人都死光了（我们从出土的文物数量和遗址的面积看，估计当时的三星堆应该是一座人口几十万的城市），即便旧的城池不存在了，但良田沃土还在，后来的蜀人，也应该在此继续立国建城而发展。但是，三星堆却神秘消失了（有学者认为三星堆的人迁都了），这一带成了一片荒野，“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以致于史书都没有详细记载。这也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此地不宜大规模搞“城镇化”，人们才不得不另辟蹊径而另起炉灶。于是，人们自然会问，什么原因逼迫着三星堆人离开呢？笔者认为，极大的可能是水患，是沱江淤塞后，让成都平原东北部形成了一片汪洋，使得三星堆人才不得不另寻家园，远走他乡。

成都平原位于中国四川盆地西部，包括成都市各区县及德阳、绵阳、雅安、乐山、眉山等地的部分区域，总面积1.881万平方公里。该平原发育在东北-西南向的向斜构造基础上，由发源于川西北高原的岷江、沱江及其支流等8个冲积扇重叠联缀而成复合的冲积扇平原。整个平原地表松散，沉积物巨厚，地势平坦，平均坡度仅3%-10%，地表相对高差在20米以下，而最要命的是，偌大一个平原却只有金堂、苏码头、新津三处泄洪口。苏码头和新津处于平原西部，特别是岷江的河道非常宽，因此这一带的泄洪压力并不大。但是，作为东部泄洪口的沱江（金堂峡），整个集雨面积却达到了近七千平方公里，而在2004年拓峡前，金堂峡的河道最窄处，只有40来米。因此，即便是现在，每到雨季，沱江流域的防洪压力也都特别大。

当然，金堂峡窄不说，还地质灾害频发。不说遇到山崩地裂的情况，单是金堂峡的各种长期隐患，就够对付的。金堂当地人都知道，在金堂峡内，有一处叫垮梁子的地方。此处在治理前（为确保金乐路不位移，相关施工单位在此打了一排如圆形桥墩一样的柱子），在沱江边的堆积物，每年都会向河道“垮”几厘米。试想，如果不及时清除滑向河道的这些堆积物，那一旦淤塞沱江河道，河水势必会越来越高。对于成都平原这个“地表相对高差在20米以下”的地区，沱江水位上升二、三十米，那整个平原自然就凶多吉少。因此，治理沱江水患，应该是古蜀国的一项长期工程。

当然，鳖灵拓峡的传说，更让笔者深感沱江水患的厉害。西汉著名学者扬雄在《蜀王本记》中，讲述了蜀王治水的故事：古蜀国时，成都平原一带水患严重，老百姓经常在雨季被洪水侵扰得无家可归。遇到山洪暴发，滞水难泄，就连蜀国的国都（郫县）都岌岌可危。看着自己的子民被泡在水里，蜀王杜宇心急如焚，却又一筹莫展。楚国有一个叫鳖灵的人，千辛万苦来到蜀国，杜宇得知他能治水，就封他为相。鳖灵掘开玉垒山（今金堂县境内），让洪水沿着金堂峡一泻千里，使得成都平原水患得以基本解除，老百姓因此安居乐业，初步奠定了天府之国的基础。鳖灵治水有功，杜宇还把自己的王位禅让给鳖灵。鳖灵即位后，蜀国进入到开明时代。嘉庆本《金堂县志》记载：“三皇庙在三皇滩上，神象中一，左右七，俱狰狞可畏（应该是鳖灵的神像）。”《四川通志》记载：“此盖鳖令（灵）因凿（峡）有功，故建庙祀之。行舟至此，必杀鸡祷之乃去。”《读史方舆记要》也记载：“鳖灵迹在金堂峡南岸，去怀安即（淮口，即今天的淮州新城）二十余里，石门巨迹长三四尺，旁大刻‘鳖灵迹’三字。”可见，鳖灵拓峡的事，确实是可信的，不是什么空穴来风，也不是以讹传讹。

在金堂峡的东岸，有一座高高的山峰，叫龙宝山，是龙泉山脉在金堂境内的第二高峰，与沱江西岸的云顶石城遥遥相对。龙宝山地势高，视线开阔，又处在金堂峡中端，能把金堂峡尽收眼底。而且，在龙宝山上，能见度高的话，还可上观赵镇一带的平原，下观淮口一带的江水奔流，加之此峰在东岸，非常利于观察沱江江面情况。为此，有学者认为，这是鳖灵拓峡的总指挥部和古蜀国观测沱江的水文站。由于鳖灵拓峡的主战场就是金堂峡，因此在龙宝山一带有不少关于鳖灵的遗迹和故事传说。

遗迹一：龙宝山顶上有座炳灵庙。在金堂峡的东岸——龙宝山山顶有一座炳灵庙（现存部分，应该是近几年修的，到处散落着一些古庙的碎瓦片和部分雕刻精美的石构建，岩壁处还有石刻，已非常斑驳沧桑）。据说在1960年代，这里的庙宇都保存得非常完整，里面供奉的就是炳灵大神。宋代《太平广记》引录唐代《集异记·李纳》，称炳灵公为“泰山三郎”。后唐至宋代，泰山三郎逐渐被加封为炳灵公。据说洪雅县炳灵场镇的炳灵祠（建于明代正德年间），祠庙供奉的神，就与古蜀神话里的鳖灵有关。按照洪雅县的供奉思路，有学者考察认为，龙宝山供奉的“炳灵”，极有可能就是“鳖灵”。如果鳖灵拓峡是真实发生的事情，大家在此地纪念这位伟大的治水英雄，纪念这位古蜀王，其实也是无可厚非的事情。

遗迹二：龙宝山顶窑洞型的石屋（当地传说是刘禅墓或太子洞）。只要到实地认真考察，就会发现，“刘禅墓”和“太子洞”的说法经不起推敲。因为按风水学的观点和周围的地形地貌看，假如是“刘禅墓”或“太子洞”，其门都应朝淮州新城的方向（恰好是坐北朝南）开，才符合古时的风水观点。古人认为，墓地一要依山傍水，二要前朝后靠左右抱（即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明堂开阔的原则（即在墓穴前面有一片广阔平整的地方等）。而这座拱形石建筑，却是坐东朝西，与古人的风水理论严重不符。特别是按山顶的地形和窑洞石屋的组合情况看，龙宝山的最高峰恰在“墓”的右面，是很容易白虎伤人的（“左高”是指左方为青龙位，主贵；“右低”是指右方白虎位是凶神方宜矮小、宜静，这个方位应尽量保持空旷）。除了风水说不通外，还有一点，在我们南方地区，很少有人把建筑故意修成“窑洞”形状的（大概有十多平方的面积，顶部覆盖一层土，周边森林植被茂盛，确实是冬暖夏凉的好地方），而且还修在一个山顶上，这就更奇怪了。试想，古人既然铁了心要修成这么特殊的一个形状的石屋，他们为什么不直接在山顶凿一个石窟？省工不说，还牢固。最关键的是，这山顶的环境非常恶劣，雨大风大、雷电频发，根本不适宜人类长期活动。然而，古人（当然不是指鳖灵他们，而是他们的后继者）为什么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最合理的解释，就是为了工作人员方便观察江面情况，不得不一切从实际出发，一切为了工作，才修成这别具一格的模样；就是为了让工作人员有一个通风透气、光线好、冬暖夏凉且干燥的生活环境，才在反复积淀了失败的经验后，不得不修成窑洞石屋的。

遗迹三：人字形的永安寨（当地传说是张飞练兵场）。关于张飞练兵场的说法，显然是站不住的。首先，龙宝山交通不便，并非军事要地，山水水源奇缺，因此在此驻军，就很可能像街亭一样，只要敌人把山一围，就只有不战而降。其次，有学者考证龙宝山的人形寨时，发现了石碑上有“咸丰十年题记（1860年）的字样，这就铁定与张飞搭不上边了。但是，我们如果把这里视为鳖灵拓峡的“总指挥部”，就很容易理顺这其中的各种联系。试想，在鳖灵拓峡后，他会不会“吃一堑，长一智”，在这里设一个水文观测站，派人随时观测沱江江面的情况，以便尽早发现淤塞，尽早排除险情？我们从沱江排洪对古蜀国的重要战略地位看，以及最容易造成沱江淤塞的原因来分析（《舆地纪胜》记载：“会巫山（金堂峡）壅江，蜀地潴水。”扬雄《蜀王本纪》记载：“时巫山峡壅而蜀水不流”），有理由相信，这说不定是鳖灵定国安邦的“一号工程”呢。按照这个思路继续推测，这龙宝山山顶之所以出现人类长期活动处所，也就顺理成章。同时，我们相信，即便在古蜀国灭亡之后，后来的四川执政者，他们也一定会在龙宝山设立水文观测站的。代代相传，直到清朝时期，估计水文观测站依旧在发挥重要作用。而那“永安寨”，极有可能是水文观测站的后勤基地什么的。此外，“永安”二字的含义，也就更不言而喻。

总之，无论是鳖灵拓峡的传说，还是金堂峡的特殊地质，以及龙宝山一带的各种遗迹，其实都明确指向3000年，沱江确实发生了一场特大洪水，一场差点让成都平原又还原为西蜀海的悲剧。这场洪水不仅淹没了金堂一带，也淹没了广汉一点，甚至直接威胁到了另一个古蜀国——郫都，才迫使蜀王杜宇派鳖灵他们出面拓峡治水的。因此，扬雄《蜀王本纪》记载：“帝令鳖令凿（峡），以通江水也。”《舆地纪胜》也记载：“鳖灵遂凿巫山峡，开广汉金堂江，民得安居。”而鳖灵建立的开明王朝历经十二世，公元前316年被秦国所灭，掐指一算，这时间也就是3000多年前，与三星堆出土的文物，是高度吻合的。所以，我们推测三星堆灭于沱江水患。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