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敏学《光明日报》（ 2021年05月09日 11版）

聂耳（1912—1935），云南玉溪人，生于昆明，原名守信，字子义，又字紫艺，音乐家。

聂耳（左）与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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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金陵五月更，

故交零落几吞声。

高歌正待惊天地，

小别何期隔死生。

乡国只今沦巨浸，

边疆次第坏长城。

英魂应化狂涛返，

重与吾民诉不平。

——田汉《悼聂耳》

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滩，帝国主义列强和官僚买办把这光怪陆离的十里洋场装点出一派灯红酒绿的繁华幻象，“高高地装在一所洋房顶上而且异常庞大的霓虹电管广告，射出火一样的赤光和青燐似的绿焰：Light、Heat、Power”，而中国的国运与聂耳的前路在这“光、热、力”之下又将去向何方？

1931年3月，聂耳参加联华影业公司音乐歌舞学校（即明月社）的招生考试，被录取为练习生。此时的他，逐渐意识到正确的思想对个人生活与音乐创作具有决定性作用。在日记中，他这样写道：

新的脑子要随时装与新的养料，才能向着新的轨上发达。换句话说，脑筋若无正确的思想的培养，任它怎样发达，这发达总是畸形的发达。那末一切的行为都没有稳定的正确的立足点。

1932年4月，聂耳结识了“左联”常委、共产党员田汉，为他开启了崭新的人生道路。27年后，田汉对与聂耳首次见面时的情形仍记忆犹新：

这位二十一二岁的青年来自辽远的西南边疆云南省，有着不平凡的经历。他有一位勤劳贤惠的寡母，他自己从小爱好音乐……两年前，他同一位云南商人来到上海，后来考取了明月歌舞团，当小提琴手，恢复了他对音乐艺术的追求。他像许多贫苦学生一样追求革命，由一位进步的同乡学生的介绍，他参加了当时的进步组织“上海反帝大同盟”，在上海西区一带做过群众工作。他想找中国共产党，想学习更多的革命理论，知道更多的国内外形势。他爱音乐，他迫切想掌握音乐技术、小提琴和作曲，他想知道通过这些音乐武器能为革命事业做些什么。

同年夏，聂耳在田汉家中又与夏衍结识。在夏衍、田汉、安娥等党员影响下，聂耳加入左翼戏剧家联盟及其附属的电影小组。相似的人生经历和相同的艺术追求更加深了聂耳和田汉之间的战斗情谊：两人自小都是由寡母抚养成人，为实现艺术梦想而努力奋斗，对国民党政府的软弱和现实的黑暗均有强烈的不满。他们都觉得为大众工作可以使个人由爱情、家庭的痛苦中解脱出来，艺术不是个人情感的宣泄，而是社会意识形态的组成。有了共同的思想基础，田汉向聂耳介绍党的文艺方针，开阔其艺术视野。聂耳的思想也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将学院派的古典音乐和流行着的“黎派音乐”作为马克思主义音乐思想的批判对象和革命音乐活动的突破口：

所谓classic，不是有闲阶级的玩意儿吗？一天花几个钟头苦练基本练习，几年、几十年后成为一个violinist又怎样？你演奏一曲贝多芬的Sonata，能够兴奋起、可以鼓动起劳苦群众的情绪吗？

7月，聂耳以“黑天使”的笔名在《电影艺术》上发表著名乐评《中国歌舞短论》，矛头直指明月社及其创始人黎锦晖，“我们所需要的不是软豆腐，而是真刀真枪的硬功夫”，同时为新兴音乐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贫富的悬殊，由斗争中找到社会的进步，这事实，谁也不能掩护。你要向那群众深入，在这里面，你将有新鲜的材料，创造出新鲜的艺术。喂！努力！那条才是时代的大路！”聂耳正是以深入生活的创造精神，用音乐的号角，鼓舞着大众开辟出一条通往光明与自由的金光大道，以其实际行动给出了掷地有声的答案——不同生活接触，不能为生活的著作；不锻炼自己的人格，无法产生伟大的作品。

8月，聂耳主动退出明月社，来到古都北平。虽然他只在此逗留了短短三个月，却是他人生中的一次重要转折。在这里，他结识了于伶、宋之的等左翼文化战士，加入北平剧联，参与左翼戏剧、音乐活动，接触了党组织。正如他在回到上海后给于伶的信中所言，“是把我泛滥洋溢的热情与兴趣汇注入正流的界堤”。11月，聂耳重返上海，进入联华影业公司，开始其音乐生涯的全新阶段。从此，聂耳专注于群众歌曲和电影音乐创作。

1933年，聂耳完成处女作《开矿歌》，又为话剧《饥饿线》谱写插曲《饥寒交迫之歌》。这年夏天，聂耳结识报童小毛头（杨碧君），至今传唱不衰的《卖报歌》也在其笔下汩汩流出。当年2月发起成立中国电影文化协会，夏衍、聂耳分任协会文学部、组织部秘书，过从甚密。同年，在田汉、赵铭彝的介绍下，通过组织考察，聂耳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仪式就在联华一厂的一个摄影棚内秘密举行，党旗是现场画在一张纸上，监誓人是夏衍。

1934年的春天到来了。经过半年多的筹备和努力，左翼戏剧家联盟音乐小组终于成立，主要成员有任光、安娥、聂耳、张曙、吕骥、麦新等人，聂耳成为负责人之一。据与聂耳共事的吕骥回忆：

当时音乐小组成员不多，聂耳小组只有三个人，除他和我外，还有一个搞舞蹈的陈梦庚，是从日本回来的。任光和安娥也是音乐小组的，但在另一小组。为了不引人注意，行动方便，当时小组一般都只有二三人。当时聂耳在联华电影公司又做演员又搞音乐。（《回忆左翼剧联音乐小组》）

4月，聂耳在党组织的安排下，经任光介绍，进入东方百代唱片公司任音乐部副主任。党的文艺工作者利用进步电影和戏剧宣传革命，同时也借着任光、聂耳在外资企业的便利合法灌制、销售红色音乐的唱片，组织发行了大量群众革命歌曲，1934年名副其实地成了聂耳的“音乐年”。

近代长期以来，什么是中国的新兴音乐及其发展方向，始终困扰着每一个进步的音乐家，聂耳以多年的深思熟虑和毕生的创作经验，历史性地对这一难题予以解答：

音乐和其他艺术，诗、小说、戏剧一样，它是代替着大众在呐喊。大众必然会要求音乐的新的内容和演奏，并作曲家的新的态度。革命产生的新时代音乐家们，根据对于生活和艺术不同的态度，贯注生命。

聂耳正是以新的内容和新的态度，全身心地投入到无产阶级新兴音乐的创作中，代替大众呐喊，谱写救亡乐章。在1934年年底撰写的述评《一年来之中国音乐》中，聂耳除继续对学院派和“黎派音乐”痛加声讨外，还充分肯定了左翼电影音乐自《渔光曲》以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尤以《大路歌》《开路先锋歌》的刚健新颖、雄烈悲壮为难得，这些脍炙人口的歌曲，应该是一九三四年中国音乐不可多得的出产”，“歌词和曲调，不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配合得很为恰当，决非一般善于抄袭者所能办得到的。”在文章的结尾，聂耳如预言家般宣告了党领导下的新音乐的光辉前景——“一九三四年的中国音乐界虽不曾有过丰美的收获，但它的光明前途却已是预示了的，新音乐的新芽将不断地生长，而流行俗曲已不可避免地快要走到末路上去了。”

1935年2月，田汉在被捕前匆匆写下了《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很快，聂耳就“抢”下了作曲的工作。据夏衍回忆：“当时聂耳正在准备去日本，知道了《风云儿女》有一首主题歌时，就主动来找我‘抢’任务，说这首歌一定要让他谱曲……聂耳拿到我写的文学剧本及主题歌后，曾和导演许幸之讨论过，但没有谱成曲子，就到日本去了。我和师毅、慧敏为他送行时，他还表示这支歌曲定稿后一定尽快寄回，不会延误影片的摄制。”（《夏衍谈〈义勇军进行曲〉的来历》）不久，聂耳从东京寄回修改誊清的《义勇军进行曲》曲谱。5月9日，任光组织盛家伦、司徒慧敏、郑君里、袁牧之、金山、顾梦鹤、施超等七人，“第一次在百代唱片公司录音棚内录下了这首到今天已举世闻名的《义勇军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唱出了中华儿女万众一心、奋勇前进的心声，发出中国抗日救亡的时代最强音。

6月2日，聂耳在出席留日艺术界聚餐会时，应邀做了题为《最近中国音乐界的总检讨》的长篇讲演，除继续痛批学院派和黎锦晖外，还断言“《渔光曲》在电影中出现后，中国大众的音乐倾向便明显地转变了。《渔光曲》虽然替大众诉出一部分的苦痛，但它是悲观的、微弱的，不能给他们以满足，于是更前进、更有力的歌曲便应大众的需要而出现。自《码头工人歌》《逃亡》《开路先锋》等电影歌曲的异军突起，中国乐坛的新倾向具体地体现了出来。现在，中国新兴乐坛是天天在转变、在跃进，偕着革命的大众向最新的境域前进。”（伊文《记聂耳》）

正如于伶所言，“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聂耳的成长”。（陈诏《于伶谈聂耳》）因此，我们不必对一位血气方刚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普罗艺术家在文章和讲演中所表现出来的自负情绪、宗派主义乃至“左派幼稚病”予以诟病，正是聂耳性格中这种与生俱来的批判精神，使他不断自我扬弃，永葆初心，在党的引导下，追寻光明与真理。就在遇难的前一天，他还在为到日本之后没有新的创作而感到愧疚，觉得不该“欺人欺自己”，随时不忘“读书、拉琴”，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聂耳死了，是怎样巨大的一个损失！他是划时代的音乐家，革命的歌手，国防音乐的前哨，在斗争的征途中，他在巨浪中完结了他悲壮的一生。”（徐嘉瑞《划时代的音乐家聂耳墓碑文》）如同一朵浪花，他从故乡的山溪流入奔腾不息的江河，最终汇入浩瀚无垠的大海，化作永生的海燕，与碧水蓝天同在……聂耳短短23年的人生，为世人昭示了这样一个道理——甘为人民谱新曲，廿载人生亦永恒！

（作者：黄敏学，系绍兴文理学院艺术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