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 离

在漫长而悠久的中华文明历史长河中，成都一直占据着独特的位置。秦并蜀国后筑成都城，距今已有2300多年的历史。两千多年来成都城名未改、城址未移，这在中国城市史中是独一无二的；自李冰修建都江堰以来，成都平原沃野千里，水旱从人，“天府之国”的美誉足以昭显成都的富饶与繁华；“九天开出一成都，万户千门入画图”。蜀道的艰难险阻闻名天下，却从未隔绝蜀地的美名，自古诗人例到蜀，在他们心中成都是一轮美丽的月亮。

那么，如果把成都比喻为一轮美月、一幅锦绣画卷或者是一棵枝繁叶茂的古树，历史上成都的诸多别名则好比是拱卫月亮的群星、泼墨山水的点缀以及刻下光阴的年轮。龟化城、锦官城、少城、芙蓉城……别名书写了成都的历史，探究每个别名的来历，走进一段段故事与传说，走进了余音不绝的古蜀之国。

现代人所理解的名字，在古代有着双重含义：“名”是一种正式的称谓，而“字”则是私下里的称呼。把这个解释套用在城市的名字上，显然也是符合逻辑的，例如成都、重庆是一座城市的“名”，蓉城、山城则是城市的“字”。古人取名都是在取字之前，城市的命名也大多如此，正名往往诞生在别名之前。但这种规律并非绝对，成都的众多别名中，其中有三个与成都建城息息相关。

关于成都的得名与由来，历来是百家争鸣，众说纷纭。但可以确定的是，成都作为城市的名字始于战国时期。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秦惠王二十七年（公元前311年），仪与若城成都，周回十二里，高七丈……修整里阓，市张列肆，与咸阳同制。”秦于公元前316年灭蜀，五年之后，秦官员张仪和张若效仿咸阳建制，修筑了成都城。这里说的“与咸阳同制”，指的是成都筑城时和咸阳一样，分别创筑了“大城”与“少城”。《读史方舆纪要》的记载也佐证了这一点：“张仪既筑大城，后一年，又筑少城。”

张仪筑“大城”与“少城”，大城为郡之治所，是军事政治中心；少城为县之治所，是经济、市集中心。少城在大城之西，二城为倚背之形势。“大城”“少城”虽然是效仿的咸阳，却逐渐成为成都的两个别名，并且二者常常相提并论。宋代陆游的诗中就曾提及：“大城少城柳已青，东台西台雪正晴。莺花又作新年梦，丝竹常闻静夜声。”

“大城”与“少城”两个别名，说的是成都建城时城市的格局，而成都的另一个别名“龟化城”，则见证了成都筑城的过程。关于“龟化城”的记载，《搜神记》中讲述了这么一个传说：“秦惠王二十七年，使张仪筑成都城，屡颓。忽有大龟浮于江，至东子城东南隅而毙。仪以问巫。巫曰：‘依龟筑之。’便就，故名龟化城。”这个故事说的是张仪修筑成都城时，屡筑屡颓，怎么都不能成功。忽然一天，有一只大龟从江边上岸，这只大龟爬行至城东南便死去了。张仪去请教巫师，巫师说，按照大龟行进的路线筑城。张仪照办后，城果然就筑好了，于是成都又名龟化城。

神龟示迹的传说，在《蜀王本纪》《晋太康地理志》中亦有类似的记载，但这个传说真的属实吗？如果不是，“龟化城”的别名又是如何而来的呢？古代目龟为灵物，神龟故事当然只是虚无缥缈的传说。据当代学者考证，“龟化城”的由来，是缘于成都筑城的地势。

《城隍庙记》中说，“蜀地土惟涂泥，古难版筑”。古代的成都平原，气候卑湿，河港密布，沟渠纵横，其地多为黑泥沙石。这种松软的土质，黏性极差，不适合做夯土筑城的建材，因此筑城时才会“屡筑屡颓”。当时成都郊外的黄泥黏土，黏合能力出众，是修筑城墙的好材料。为了筑城，古人便从北郊、东郊取土。因耗土较多，取土之地逐渐形成了大水池，被命名为千秋池、万岁池（今成华区北湖）。《华阳国志·蜀志》便有记载：“其筑城取土，去城十里，因以养鱼，今万岁池是也。”

即使有了合适的泥土，以当时的技术条件，筑城也绝非易事，因此必须寻找合适的地形来筑城。《成都古今集记》记载：“初仪筑城，虽因神龟，然亦顺江山之形。”根据古代地图等资料显示，张仪修筑的成都城因西有少城，故东西狭而南北长，大体为不规则的长方形。其城墙首尾由西南斜向东北，南北不正，非方非圆，曲缩如龟，这才是成都别名“龟化城”的由来。

唐朝诗人戎昱在《成都暮雨秋》一诗中吟咏“九月龟城暮，愁人闭草堂”；宋朝诗人薛季宣《张村》一诗也有“青城足跻攀，那染龟城尘”等名句。由此可见，“神龟示迹”的传说虽然并不属实，但“龟城”“龟化城”无疑是一种美誉，是古人把成都视为“宝地”所寄托的美好寓意。

提起天府之国，大家都会想到四川或者成都。准确地说，如今我国的“天府之国”指的是四川的成都平原。成都平原之所以被誉为“天府之国”，是因为李冰修建都江堰。秦昭王时期，秦国派出精通水利的李冰到蜀郡任郡守。李冰和他的儿子到蜀郡后，开始实地考察岷江沿岸的水情和地势情况，最后制订了治理岷江水患的方案。李冰任蜀郡郡守27年，在任职期间他一手设计并主持修建了举世闻名的水利工程都江堰。都江堰建成之后，彻底解决了岷江的水患，成都平原从此少有水灾或旱灾，农田得到灌溉，成为富庶的产粮基地。

但很少有人知道，“天府之国”最早并不是成都的别名，而是指的另一个地方。要弄清这个原委，就要从“天府之国”这个名字说起。“天府”本是《周礼》中记载的一个官名，其职责是：“掌祖庙之守藏，与其禁令。凡国之玉镇、大宝藏器焉，若有大祭大丧，则出而陈之，既事而藏之。”可见，“天府”是专门负责保管国家珍宝、库藏的一种官吏。后人以此比喻自然条件优越，形势险固，物产富饶的地方。最早用“天府”来形容一个地区，出现在战国时期。据《战国策·秦策》记述，纵横家苏秦对秦惠王说过这样一段话：“大王之国，田肥美，民殷富，战车万乘，奋击百万，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形变，此所谓天府，天下之雄国也。”

有关“天府之国”最早的记载，则源于西汉。据《史记·留侯世家》记载，秦末汉初，张良在论证定都关中时说：“关中左崤函，右陇蜀，沃野千里，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以上说的“天府之国”主要是指当时富庶的关中平原，由此可见最早的“天府之国”并不是指成都平原。不过，在都江堰水利工程修筑后，随着时间的推移，成都平原的富庶就渐渐超过了关中平原。三国时期，诸葛亮在《隆中对》中说：“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乃至晋代，《华阳国志》说：“蜀沃野千里，号称陆海，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故记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自此之后，“天府之国”成为成都平原的别名，并流传至今。

诸葛亮的《隆中对》中提到的益州，也是成都的别名之一。西汉元封五年（公元前106），汉武帝在全国设13刺史部，四川地区为益州部，州治在雒县。东汉兴平元年（194年），又将州治迁往成都，此后益州兼含成都别名之意，这个称谓直到唐宋时期还在沿用。杜甫曾有诗云：“君不见益州城西门，陌上石笋双高蹲。古来相传是海眼，苔藓蚀尽波涛痕。”和唐诗类似，“扬一益二”的说法也是用益州代指成都。

在成都的别名中，“锦官城”或“锦城”向来知名度较高。我们之所以对这两个别名如此熟悉，是因为它们在诗词歌赋中屡见不鲜，如：“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在唐代，“锦官城”与“锦城”就是成都家喻户晓的别名，伴随唐诗的千古传诵流传至今。

“锦城”的由来，显然是因为蜀锦。中国的织锦文化起源于蜀地，蜀锦是中国古代四大名锦之首，其定名的历史比排名第二的云锦早了538年。早在古蜀时期，蜀人便学会了养蚕、制丝、织锦。据《华阳国志·巴志》记载：“禹会诸侯于会稽，执玉帛者万国，巴蜀往晋。”距今4000多年前的蜀国已经能够生产丝织品“帛”了，而“帛”就是最初的锦。左思《蜀都赋》中所书：“阛阓之里，伎巧之家，百室离房，机杆相合。”描述的便是蜀中织锦盛况。正是在这种盛况之下，“锦城”的名号应运而生。

和“锦城”不同，“锦官城”在成都的历史上不仅是一个别名，也是一个确切存在的地名。《华阳国志》记载：“仪与若城成都，周回十二里……更于夷里桥南立锦官。锦官者，犹合浦之珠官也。”秦统一巴蜀，在巴蜀地区设置了管理织锦的官员——“锦官”。锦官是主管织锦的官员，其官署便是“锦官城”。那么这个锦官城究竟在哪儿呢？李膺的《益州记》说：“锦城在益州南笮桥东，流江（锦江）南岸。皆蜀时故锦官处也，号锦里，城墉犹在。”《华阳国志》则记载：“夷里桥南岸，道西有城，故锦官也。濯锦鲜明，命曰锦里……”由此考证，锦官城应该在成都锦江（古流江）的南岸，今百花潭公园以东至彩虹桥的大片区域，在古代应属于少城的一部分。

成都不仅有“锦官城”，还有“车官城”，不过相较于前者，后者的名号鲜为人知。“车官城”的设置比锦官城要晚一些，大约是汉末至蜀汉时期，朝廷在锦官城之外又修建了车官城。“车官城”是车官衙门及造车修车的所在地，也是闻名天下的一大官营重镇。

“车官城”建在锦官城的西南面，两城相望，共同构成了汉代成都的“特别工业区”。设置“车官”及修建“车官城”，是由于陆上车运是汉代的主要物流方式，设立车官方便统一管理车辆的制造、修理以及调配等。同时车官城的设立也有军事上的意义，根据记载，车官城四周有军营城垒驻扎，或许这里造出的战车也占相当大的比例。汉代的锦官城和车官城在成都文化史上具有其独特意义：一个宁静一个轰鸣，一个优美一个壮烈，一个纤纤濯素手，一个萧萧闻马声，它们共同构成了一道别具象征意味的壮丽景观。

1909年，成都城区俯瞰。左上角远处是蜀藩王蜀王府，成都人俗称为老皇城。（张伯林（美） 摄，图片来源：成都日报）

唐代的成都虽有“扬一益二”的美誉，但军事上的防御不足却成为软肋。据史料记载，南诏于唐太和三年（829年）、咸通四年至六年（863-865年）、乾符二年（875年）屡次深入蜀中，围困成都。《资治通鉴·唐纪》记载：懿宗咸通十一年（870年），西川人民听说南诏蛮军将要入侵，争相避难逃入成都，令城中人口爆满。当时成都只有内城，连护城壕也没有，大量难民因无住房，下雨天只好戴斗笠和木盆以避雨淋，晴天又缺乏饮水，只好取摩诃池泥汁，待沉淀见清后饮用。

唐乾符二年（875年），高骈始任西川节度使。此时距离成都建城已经1000余年了，除隋蜀王杨秀曾扩筑过成都城垣外，成都城的格局依旧延续了秦代旧城。由于人口增多，经济发展，原有的城池不仅不能满足城市发展的需求，面对南诏蛮军的入侵，也无法庇护居民，扩筑城池成为当务之急。乾符三年（876年），高骈上书朝廷，请求重建城池。当年8月开工，仅用了105日便竣工，可谓古代城市建设史上空前的速度。

新修筑的成都城既称为太玄城，又叫“罗城”。罗城的本义，就是包罗、扩大的城池。城墙底宽8米，顶部5米，周长11公里，修建了守城的城楼、库房、通道等各种建筑5608间。罗城建成后，城墙内的面积约为7.3平方公里，比原来老城扩大了6倍，将原来沿袭了上千年的大城紧邻小城的老格局，彻底改变成大城包小城的新格局，从前城外的东南角即合江亭府河、南河汇流处包入了城内，使成都第一次城外四方都有河道作为护城河。作为成都的别名之一，“罗城”尽管名声不显，但它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唐以后的各朝各代，成都虽经更筑，但规模始终无大改，罗城的格局一直延续到近代。

如果说“罗城”的诞生，是古人治理城市智慧的体现，那么“芙蓉城”的由来则将古人的浪漫主义展露无遗。927年，西川节度副使孟知祥想割据四川，在罗城外“发民丁12万修成都城”，城周长42里，高一丈七尺，墙基宽二丈二尺，共有9道城门。又因打仗需要大量的粮食和肉食，粮食充足而肉食不易征集，增筑了一座羊马城用来饲养牛羊马匹。至此，成都形成少城、罗城、羊马城三城并立相连的格局，成都城外围城垣总周长超过60里。

秦城及羊马城原为土筑，高骈所筑罗城虽然为砖砌，但斜坡亦露泥土。后蜀皇帝孟知祥去世后，其子孟昶继位，于成都城墙上遍种芙蓉，成都因此有了别称“芙蓉城”。宋人张唐英在其《蜀梼杌》里写道：“城上尽种芙蓉，九月间盛开，望之皆如锦绣。昶谓左右曰：自古以蜀为锦城，今日观之，真锦城也。”尽管孟昶作为后蜀的亡国之君，在历史上的结局令人唏嘘，但“芙蓉城”的别名，却给成都增添了几分浪漫与雅致。如今芙蓉作为成都的市花，或许也要归功于这位极富浪漫的皇帝，在历史画卷上留下的神来之笔。

锦江夜景（图片来自网络）

唐代杜甫有一首诗叫作《梅雨》，诗云：“南京犀浦道，四月熟黄梅。湛湛长江去，冥冥细雨来。茅茨疏易湿，云雾密难开。竟日蛟龙喜，盘涡与岸回。”这首诗描写的是农历四月梅雨季节的场景。如果让今天的成都人来读一读这首诗，或许会感到疑惑，诗中第一句写到了“犀浦道”，显然是成都的地名。可“犀浦道”前面却又写的是“南京”，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这首诗中所写的“南京”并非是指现在的南京。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在应天府称帝，称作南京，这是南京这座城市名称的由来。而唐代的“南京”，却指的是成都。不仅杜甫有诗为证，李白的《上皇西巡南京歌》诗中也写道：“濯锦清江万里流，云帆龙舸下扬州。北地虽夸上林苑，南京还有散花楼。”这里的“锦江”“散花楼”都在成都，“南京”显然指的就是成都。

之所以把成都叫作“南京”，是因为唐代有个规矩：皇帝离开京城长安，到其他地方短期居留之地都称“京”。“安史之乱”爆发后，洛阳、长安相继沦陷。杨国忠献计，劝唐玄宗幸蜀。次年10月底，唐玄宗李隆基在经历“马嵬之变”后终于逃到了成都，在这里以太上皇的身份生活了一年左右。唐肃宗至德二年（757年），唐军收复两京，肃宗遣人迎李隆基回到长安，并以蜀郡为太上皇幸蜀驻跸之地，冠以“南京”“南都”的称号。

除“南京”外，成都还被短暂地冠以“西京”的别名。明代末年，张献忠农民军在成都建立了大西政权，定都成都，就将成都称为“西京”。由于时间短，使用者不多，这个别名很快也被人遗忘了。不过，当时在成都所铸造的“大西通宝”“西王赏功”钱币，至今还在民间收藏爱好者手中流传。

老成都人或许知道，天府广场以前有一个名字叫作皇城坝，因为这里过去是成都“皇城”所在。相传三国时期，刘备曾在成都修建皇城。五代时期，王建在成都称帝，历史上称为“前蜀”，他下诏修建皇城。后来他的儿子王衍嗣位，又修筑宣华苑，宫殿亭阁，绵延十里，又引水绕宫墙成为御河，皆可行舟。前蜀灭亡后，孟之祥又称帝，是谓“后蜀”。其子孟昶继位，宫殿更增华丽。

不过，无论是刘备的蜀宫，还是前、后蜀王建、孟知祥的皇宫遗址现在都无从查考。老成都所说的“皇城坝”，实际并非是皇宫，而是一座王府——明代蜀王府的遗址。1380年，明太祖朱元璋封他的第十一个儿子朱椿为蜀王，修筑了“藩王城”，全由砖石砌建，非常坚固。此后，藩王的子子孙孙，就在这座被人称作“皇城”的藩王城里，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计有200年之久。

来源：成都日报（2021年4月19日第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