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冬天，张问陶来到泸州，痛饮之后文思泉涌，连作三首诗，赞泸州山水、赞泸州美酒。
“滩平山远人潇洒，酒绿灯红水蔚蓝”，是对泸州绝色山水的描摹；“衔杯却爱泸州好，十指寒香给客橙”是对泸州美酒的热爱；“小李将军金碧画，零星摹出古江阳”是对泸州历史的追忆。这座坐落于山水之间的城市，历经两千多年，不曾间断地散发着魅力。
泸州人曾屿是明武宗正德三年（1508年）进士，出知江西建昌府，有善政，曾助王守仁平宁王朱宸濠之乱。作为泸州人，落职还乡后的曾屿却力主将泸州的名字恢复成“江阳”，与其交游甚多、往来泸州十余年的杨慎似乎也有相同的想法。江阳是泸州旧名，“水北为阳”，意为坐落在长江北岸。如今的江阳区便是沿袭此名。有学者考证认为，江阳应是秦时旧县，是“巴、蜀、汉中四十一县”中名字失载的22县之一。而更广为人知的是，汉景帝六年（公元前151年），苏武的兄长苏嘉因平定吴楚七国之乱有功，被封为江阳侯，在长江、沱江交汇之处设县。此后江阳先后为县、郡之名，到南北朝梁武帝时，才有泸州之名，州下置江阳郡。一座城市的灵气，来自山水的滋养。泸州地理位置得天独厚，有“肘江负山，枕带双流”之称。清代泸州人何飞凤对此有更细致的描述：“江阳之山自龙泉来，袤延自宝山而其气一聚；江阳之水自岷峨来，旋城东而抱支江，其蜿蜒融结之气发而生英才俊士者，盖几千百年也。”而一座城市的安宁，也有山水的护佑。大江大河、险峻山岭往往是天然的屏障。泸州扼控长江、屏障西川、锁钥滇黔，历来是兵家必争的形胜之地。南宋端平元年（1234年），蒙古一举灭金，进攻中原之势难挡。当身处腹地的西南门户四川也被拉入战线，宋理宗赵昀任余玠为四川制置使，全面负责四川防务。宋蒙战争爆发后，余玠在淮东屡立战功，在抗蒙一事上经验颇丰。赴四川后，余玠根据四川独特的山水地势，下令沿长江及其五条支流岷江、沱江、涪江、嘉陵江、渠江修建山城，形成互相呼应的防御体系，“如臂使指，气势联络”。其中，淳祐三年（1243年）修筑的泸州神臂城位于两江交汇的险要之地，在军情信息中转、指挥作战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余玠特意上书为主持修筑的泸州知州曹致大乞赏，说“神臂山城成，知泸州曹致大厥功可嘉”。战火纷飞的岁月里，神臂城巍然而立，倚仗山水踞易守难攻之势，屏障南宋半壁江山，也见证了泸州军民长达34年抗蒙（元）的不懈努力，“铁泸城”因此得名。但令人唏嘘的是，铁打之城能抵挡敌人的攻势，却抵不过人心的背离。在数十年的鏖战中，神臂城五易其手，守城将领刘整、梅应春先后降蒙（元），山水掩护下的城池徒留叹息。与江阳一样，“泸州”二字也因水而取。根据《蜀水经》记载：“郡得名为泸者，盖始因梁大同中尝徙治马湖江口置泸州。马湖即泸水下流，因远取泸水为名。”但曾屿、杨慎等人却对这个名字十分排斥，究竟是为何？在曾屿看来，江阳乃汉族内地、文化之邦，“泸州”并非“取泸水为名”这么简单，而是梁武帝将江阳与蛮夷混为一谈，让当地饱受横征暴敛之弊，“使一郡蒙不美之名”。当时泸州耆老都赞同这种观点，并希望恢复“江阳”之名。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泸州地区坐落于四川盆地南缘，属于盆地河谷平原、丘陵向云贵高原过渡的地带。当地学者认为，中原文化、巴蜀文化和少数民族的夜郎文化在这里碰撞，不同民族也在这里交融。十六国时期，成汉政权“纵僚入蜀”，大量古壮侗语族的僚人进入泸州，泸州“为僚所没”，五方杂处。受政权统治政策的限制，泸州地区少数民族在与汉人交往中难免产生冲突。北宋宣和元年（1119年），宋徽宗下诏称，“泸州西南要会……可升为节度，赐名泸川军”，正是出于镇压少数民族的考虑。尽管曾屿等人坚持江阳是汉族文化之邦，但不可否认的是，民族之间的交流融合是历史发展的大势，任何民族和文化都无法完全孤立一隅，泸州以包容之势接纳了一切。纠结“江阳”“泸州”之名的优劣，如今来看，多少有些偏执。有学者认为，历史上的泸州实际经历了由纯夷僚区变为半夷半汉区的过程，逐步发展为华夷边镇。在这样的过程中，冲突并非主流。相反，在偶发的激烈冲突之下，绵延不断而影响深远的民族交融正无声酝酿，并体现在方方面面。就性格而言，泸州人既保留了质朴、知礼的一面，也深受少数民族行事影响，融以耿直、豪爽的特质，关键时刻则颇具血性。
神臂城遗址远眺（贾雨田 摄）
清朝嘉庆年间，合江尧坝人周其斌为尽孝而辞官归乡。此时，尧坝附近的鼓楼山有土匪作乱，周其斌义愤填膺，主动拜访地方官，请缨剿匪。消息传出后，匪首向周其斌送去书信一封、尖刀一把、银元二十封，信中写道：“要么收钱，和则两利；要么见刀，血洒周家。”面对赤裸裸的贿赂和血淋淋的威胁，周其斌不为所动，当面怒斥土匪。后来，周其斌亲自带领官兵上山，浴血奋战，成功剿灭鼓楼山土匪。泸州人耿直、豪爽的特点，在饮食上也体现得淋漓尽致，由此也衍生出独特的酒文化。酒是泸州的一张名片，而好饮酒则是泸州人较为鲜明的标签。相传唐昭宗景福二年（893年），柳公权的侄孙柳玭到泸州任刺史，刚入州境，就有当地豪酋拦路邀迎，进酒拜谒。泸州人对酒的热情，可见一斑。好饮酒，更擅酿酒。泸州地区高超酿酒技术产出的美酒，吸引了无数风流名士。早在西汉初，辞赋大家司马相如就作《清醪》倾注他对泸酒的赞誉：“吴天远处兮，采云飘拂；蜀南有醪兮，香溢四宇；当炉而炖兮，润我肺腑；促我悠思兮，落笔成赋。”晚唐诗人郑谷也有诗《旅次遂州将之泸郡》，其中写道：“我拜师门更南去，荔枝春熟向渝泸。”“唐代蜀中荔枝，泸、戎之品为上”，泸州自来盛产荔枝，荔枝春就是以荔枝为主体香成分的酒，可见泸州物产丰富，酿酒原料并不单一。泸州的酿酒技术在一定程度上也得益于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唐代初年，程咬金出任泸州都督，在他和继任者们羁縻政策的治理下，不同民族之间的相处还算融洽，而酿酒技术也在此时进行了交流。泸州一带，有僰、僚、彝、苗诸族，他们酿造黄酒的技术与当地汉族的传统酿酒技术相互借鉴，促进了泸州整体酿酒工艺的进步与发展。
泸州酿酒工艺（刘传福 摄）
到了北宋时期，朝廷的酒禁政策在泸州并未得到严格推行，宽松的环境为酿酒业的发展创造了极大的便利。神宗初年，一名叫蒲卣的官员提举潼川路刑狱，有人建议他“榷酤于泸、叙间”，对泸州、叙州两地征收酒税，“岁可得钱二十万”。蒲卣却摇头拒绝，说“先朝以此地汉夷杂居，故驰其禁，以惠安边人”，实在是没有必要为了征收酒税而扰了边镇的安宁。直到神宗熙宁十年（1077年），泸州才明确了酒税的税额，在征收不甚严苛、任民酿酒自卖的情况下，这一年酒税高达6380贯，足见泸州酒业的发达。酿酒技术经时间的打磨而愈发炉火纯青，而酒文化在悠远飘香中酝酿得更加醇厚。文人墨客笔下的泸州，总是少不了这杯中之物。唐代诗人杜甫在《泸州纪行》一诗中写道：“自昔泸以负盛名，归途邂逅慰老身。江山照眼灵气出，古塞城高紫色生。代有人才探翰墨，我来系缆结诗情。三杯入口心自愧，枯口无字谢主人。”而前蜀韦庄则说：“泸川杯里春光好，诗书万卷楷春老。”酒文化在千年时光里深深刻印在了泸州的每一个角落，酒与城相互成就。酒如城，以开阔的胸怀接纳一切，酝酿美好；而城如酒，清澈之中蕴含醇厚气息，浓烈之余回味悠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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