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系调整70年

丁 邢

70年前开始的院系调整，是一个对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影响深远的事件。这次调整，采纳了苏联专家介绍的经验：十月革命后，苏联的高等学校，不再是培养大而无当的博学通才，而是培养具体的专门人才：工程师、医师、教师、经济学家、农业专家、统计专家、采矿专家。苏联专家建议，中国此时也面临同样的任务，那就是大学应按专门化的方向发展。

院系调整始于1951年底，高潮在1952年下半年，结束于1953年。从数字上看，把中国原有的211所高等学校，调整为182所，减少了综合大学，增加了工业、农业、师范、医药等专科院校。私立大学一律改成公立，招生人数成倍增加，特别是工科招生幅度增加最大，其次是师范。国家想通过院系调整，让高等教育适应新中国工业建设和国防建设的需要，用有限的财力、尽快培养出国家需要的标准化的专门人才。这次调整，确实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一次方向性转折。

中国的现代大学，起源于洋务运动。清末废除科举制度，确立现代学制以后，兴办了一批大学，形成国立大学、私立大学、教会大学并存的格局。 中国早期大学学习的榜样之一是德国。德国的体制是国家办大学为主。但德皇帝威廉明确承认：“大学是科学工作者无所不包的广阔天地，科学无禁区，科学无权威，科学自由。”他给大学充分的财政经费，保证教授有很好的生活待遇，但绝不干预大学的自我管理和学术自由，使德国的科学水平直到希特勒上台以前，一直处于全球领先地位。蔡元培留学德国归来以后，执掌北京大学，主张兼容并包，网罗百家，大学独立，学术自由，教授治校，学生自治，将大学定位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蔡元培的选择，使草创期的中国大学教育获得了一个较高的起点。

中国早期大学学习的另一个榜样是美国。庚子赔款本来是民族屈辱，但美国将所获赔款用于发展中国教育，给中国现代化进程以深刻影响。清华大学的前身，就是留美预备学校。一批又一批留美学生，如梅贻琦、胡适、蒋梦麟、张伯苓、竺可桢，学成归来以后成为中国大学教育的领航者。他们都接受了美国的通才教育思想。先有哈佛，后有美国。美国大学的独立地位和学术自由比德国更有过之。美国的大学格局以私立为主体，学术水平位居前列的几乎都是私立大学，由谁办，怎么办，完全不受政府干预。二战以后，美国超越德国，执世界科学之牛耳，为当时中国知识界所追慕。

1940年代后期，世界出现了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对峙的冷战格局，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于这一国际背景之中，选择对苏一边倒。朝鲜战争的爆发，中国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领域进一步实行全面苏化，教育也纳入了以苏联为师的轨道。美国的大学体制和教育思想，则被贴上帝国主义的标签，成为批判对象。从后来的成败得失看，教育上的一边倒不是取法乎上，而是取法乎中，或取法乎下了。

苏联的高等教育，是一种国家权力至上的高等教育。私立大学、教会大学完全失去生存的空间，成为公立大学的一统天下。在这种计划体制下，大学一切资源配置完全由行政权力主导。具体到当时中国，就是按照条条和块块来配置。条条就是部委，国务院主要部委都设立本专业的高等院校，比如航空学院、地质学院、石油学院、邮电学院；块块就是各大行政区和各省市自治区，各省一般都设立工学院、农学院、医学院、师范学院、财经学院，而文理兼备的综合大学以及音乐、美术等专门学院则每个大区设立一所或一所以上。这样，民国时期留下的大学，约3/4都被动了手术，打散重新配置。以浙江大学为例，调整前拥有文、理、工、农、法、医、师范七个学院，曾经被誉为“东方剑桥”。经过调整，理学院数学系、物理系、化学系、生物系并入复旦大学；药学系并入上海第一医学院；地理系分别并入华东师范大学和南京大学；文学院人类学系并入复旦大学；文学院、师范学院部分并入华东师范大学，部分与之江大学组建浙江师范学院，其余部分调入北京大学、厦门大学、南京大学等；法学院停办；医学院并入浙江医学院；农学院独立为浙江农学院；畜牧兽医学系并入南京农学院；森林系和东北农学院森林系合并为东北林学院；农化系并入南京工学院食品工业系；工学院航空系与中央大学、交通大学的航空系合并，组建为华东航空学院；土木系水利组并入华东水利学院；电机系电信组并入南京工党院。新的浙江大学只保留工学院电机、化工、土木、机械四系，并入之江大学相关工科及厦门大学电机系。 院系调整前，中国有多学科的综合大学55所，调整后只剩14所。这14所综合大学，包括北京大学，也只是文理学院而已，不再设工、农、医等学科。而清华大学、浙江大学，虽然保持大学之名，实际上已经改建为单一的工科学院。燕京大学等名校，则被肢解，从此消失。

今浙江大学之江校区

文、理、工分家，使大学丧失了学科综合的优势和学科交叉的活力，创造力大为下降，大学精神的传统被切断。一些曾达到国际前沿的研究型大学伤筋动骨，辉煌不再。杨继绳曾对资中筠说，你上的是清华大学，我上的是五道口工学院。因为资中筠正好在院系调整那年毕业，而杨继绳1960年才入学。他在清华读书期间，根本没听说过陈寅恪的名字。由此可见，清华国学研究院的辉煌，到1960年代已经留不下一点痕迹。

经过调整，文科比重大幅下降，从原来的1/3下降到1/7，后来进一步下降到不足1/10。一些学科干脆被取消，如政治学、社会学。原有的专家只好改行。

全国各类高校实行统一的教学计划，大量引进苏联教材。苏联一些学科其实水平有限。中国大学的整体学术水平与世界科学教育前沿的距离由此拉大。

来源：丁东小群

作者：丁 邢（文史学者，现居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