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时期的成都集市

 成都的集市，在唐宋时期就已有了完备的规模，且分为东南西北四个集市，统称为“四市”。唐宋时，设立集市必为州县治所级别，其集市标准，一是要设专门的官员管理，二是要有店肆街坊。而与之相对应的，则被称为“草市”，即在村郊野地聚集的小集市。

 成都的集市在当时的史料文献中留下了大量资料，如《锦里耆旧传》记载：“王蜀降唐，魏王谴李严于三市，慰谕军人百姓”。其中“三市”只是提炼的说法，实际上包括了四个城门的集市。每天集市开始是以中午的三百声击鼓为信号，四面八方的人，或商旅或百姓就都聚集起来；及至还有一个时辰日落时，再击钲三百声作为集市结束的信号，人们才开始陆续离开。

 锦江区地处成都市区东南部，四门集市中有两门与之密切相关。

 先说说东市。有关东市的说法，许多方志上用“东市”或“大东市”来分别称呼，但也有的认为两市实属同一个集市。成都有人名杨，最先住在东市……有居住在洛带的成都人牟羽大老远跑到东市北街买东西（转述于《神仙感遇传》）；东市上还有一条街，叫国清寺街，又有“大东市”的“养病院”，也是当时既繁华热闹又方便百姓的去处（出自于《茅亭客话》）；而《野人闲话》则记载了东市买生药时的情景，买者用击竹示意的方式在市场上买生药。

 再说说南市。南市在史料中关于“临江”的记载尤为详实。唐宋时期，三道堰古镇是一座通往成都的重要水码头，相传李白、杜甫、王安石、陆游等曾经此并停船留宿，于是相继产生了即兴市井诗歌，如“一夜水高二尺强，数日不可更禁当。南市津头有船卖，无钱即买系篱旁”（引自杜甫·《春水生》）等。这里的南市，即指集市临江兴起，以门阙为入口，门内店肆林立。唐代诗人张籍也在万里桥头，留下脍炙人口的诗句：“锦江近西烟水绿,新雨山头荔枝熟。万里桥边多酒家，游人爱向谁家宿。”(引自张籍·《成都曲》)。后来越来越多的人密集于码头，集市逐步扩大后，临江的地方就不够容纳了，随即出现了北临锦江其规模比临江市集大得多“新南市”。“韦皋节度成都，于万里桥隔江创置新南市，发掘坟墓，开拓通街。水之南岸，人逾万户，楼阁相属，宏丽为一时之盛。”（引自《道教灵验记》）。宋时的新南市还是游乐的好地方，大诗人陆游就是新南市的常客。当时，他居住在笮桥东，南市自然常在他的诗文中出现，如“斗鸡南市各分棚” （引自陆游·《怀成都十咏》）、“南市沽酒醪”（引自陆游·《饭罢戏作》）、“南市夜夜上元灯，西邻日日似清明。”（引自陆游·《感旧绝句》）等。其时，朝朝寒食，夜夜元宵，可见当时的集市和夜市之热闹。

 宋代时，集市的规模有了很大发展。西市介于市桥与笮桥之间，在宋代以前叫“旧市”，也称“府市”（常璩《华阳国志·蜀志》中称“府市市桥门”），亦称“州市”（李膺《益州记》中称“汉旧州市在（市）桥南”）。还是当年的陆游，亦穿越东城，往西巡乐，在西市同档找到了写诗的灵感，遂有了《春晴暄甚游西市施家园》。

 说到追根溯源，还得说说北市，要搜寻其佐证，则能从成都出土的汉代画像砖上看到题有的“北市”二字。视乎北市与东市、南市、西市不同之显著特点，在于它唯一不居岸傍水。北市是一个及其方正规整的集市，四门对四个区域，其间道路纵横，自然隔离，茶肆和酒楼配搭齐全，都是东西向的街道共有12条，极似汉时都市集市，其街道布局与酒肆规模近似洛阳北市。唐代中期开设了新市，称新北市，而旧市依然存在。

 唐宋盛世，成都集市已有了丰富繁多的交易品种，而且逐步形成了物品专卖集市，像米市、鱼市、锦市、扇市、麻市、药市和宝市等。大量的历史文献也记录了它们的存在，例如：米市在城的东南隅，“伪蜀成都南米市桥”（ 引自《茅亭客话》）；鱼市在万里桥南边，就在新南市的外围，“万里桥边带夕阳，隔江鱼市似清湘。”（引自陆游·《昔在成都，正月七日圣寿寺麻子市，初春行乐处也》）；锦市在城的东南县境内，四月锦市繁荣，锦坊俱开，繁盛一时；扇市在大慈寺前，“蜀民每岁五月，于大慈寺前街中卖扇”（引自《华阳县志》）；麻市在城南，“城南麻市试春行”（引自陆游·《昔在成都，正月七日圣寿寺麻子市，初春行乐处也》）；另外，《蜀中风俗记》云：“（五月）五日鬻香药于观街者号药市，鬻器用者号七宝市”。而《方舆胜览》更把当时大慈寺前的繁盛景象描述出来：“成都古蚕丛之国，其民重蚕事。故一岁之中，二月望日，鬻花木、蚕器，号蚕市。五月鬻香药，号药市。冬月鬻器用者，号七宝市。俱在大慈寺前。”不仅如此，在大慈寺西数里，当年陆游任范成大幕府参议时之居处，还有一条叫花行的街市名呢。

 《方舆胜览》

 被称为草市的乡间小集市，散落在四郊，“台城六门之外，各有草市，置草市尉察之。”（引自《通鉴·齐纪》）。当时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北郊“十八里草市”。有单日开市的，亦有双日为市期的，沿以成习。据《宋会要·食货》卷十七载：淳熙三年“乡落有号为虚市者，止是三数日一次市合。”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供稿：成都方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