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庄羊街访遗尘

——致怀“中国考古学百年”

古春晓

生命中曾有过的所有灿烂，

终究都需要用寂寞来偿还。

——马尔克斯《百年孤独》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

南宋词人辛弃疾登京口北固亭怀古，抚今追昔，触景怅叹：三国孙仲谋（孙权）英雄不再；南朝刘寄奴（刘裕）故宅无觅——“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李庄羊街

李庄羊街，一条狭窄的古巷，一处历史的故薮。战时欢迎同济迁川的“十六字电文”，正是出自“羊街8号”罗氏植兰书屋。“国破山河在”——学术机构播迁李庄；“图书抵万金”——民国大师云集古镇。正如岱峻《发现李庄》自序：“一大批有国际影响的一流学者，常撑一把油纸伞，或捏一把折扇，行迹匆匆，出没于李庄巷陌……”

“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及家人曾寓居李庄“羊街6号”，“中国考古地层学奠基人”梁思永一家，则由乡绅罗南陔安置在自家宅院“羊街8号”。据西南联大常委会主席梅贻琦李庄之行（1941年夏）日记，其间三次到羊街看望这对比邻而居的“考古双雄”，真可谓 “巷不在深，有仙则名。”然而这处蕴涵“抗战李庄”重要历史文化信息的“羊街8号”，门牌号码早已消失在历史风云变幻中。

梁思永一家在羊街8号（1941）

“曾绝朱缨吐锦茵，欲披荒草访遗尘。”2021年4月中旬，笔者再访李庄，正值“纪念中国考古学百年系列活动”在河南仰韶村热烈启动。作为战时考古学重镇的李庄，只见羊街6号遗存的“李济旧居”闭锁冷巷，而梁思永曾寓居的羊街8号大院早已化作尘埃。

一

诗人戴望舒这首《雨巷》，仿若北大学子逯钦立的“羊街”：

“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地/结着愁怨的姑娘……”

雨巷

你还别说，逯钦立比诗人戴望舒幸运，真就在李庄雨巷逢着了“丁香姑娘”——罗家九女儿罗筱蕖。原来逯钦立是战时随迁李庄的北大文科研究所硕士生，毕业后留中研院史语所工作，其研治专业是校辑先秦魏晋南北朝诗，其中单列了陶渊明研究专题。真可谓“结庐在李庄，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阚文咏女士长篇非虚构作品《李庄深巷里》（载《当代》杂志2018年第4期），以母亲罗铭丁（罗南陔孙女）为第一人称，抒写了“羊街8号家族记忆”。据阚文所述，当时罗家大院有前后两进，为了腾出前院安置梁思永家及营造学社刘敦祯家，罗南陔遂让五儿子和六儿子两家人搬到乡下石板田“期来农场”居住。同时罗南陔还与隔壁户主罗甫州商量，在羊街6号腾出三间住房安顿了李济一家六口老小。罗乡绅如此良苦用心可谓两全其便：一是方便梁、李二人交流考古组工作；二是方便思成、思永兄弟俩相互联系。

清华大学校长、西南联大主席梅贻琦

1941年夏季，梅贻琦一行（及西南联大总务长郑天挺、中文系主任罗常培）由昆明入川考察，三个月旅历被语言学家罗常培写成《蜀道难》一书（1944年重庆初版）。其中八天时间“到李庄拜访中研院史语所与社会所、中博院、营造学社及同济大学，并审查北大文科所几位硕士生的毕业论文。”正如冰心女士为《蜀道难》所作序言：“入蜀三人行，考察了学术，游赏了风景，体验了民俗，看望了朋友……将来若有人要知道抗战大后方某时某地的旅途实情、学术状况、人物动态等，这是一本必读之书。”笔者案头这本新编订的《蜀道难》（2020年中华书局再版），在每章后面分别对应附录梅贻琦“某时某地”日记。两相参照再与《李庄深巷里》对读，依稀可见曾经的羊街芳邻“谈笑有鸿儒”，堪称“西蜀子云亭”。不妨摘录几段“梅日记”，聊补此访羊街“凭吊大师无觅处”之憾：

罗常培著《蜀道难》

“6月29日：……午后至羊街六号李济之家，八号梁思永、刘敦祯家，各稍座。天夕上山，返板栗坳。”“ 6月30日：……中午至羊街八号思永家午饭，食红烧肘子、江团鱼，味皆美。梁太太因胃病不能操劳，由刘太太代任烹调。下午四点至李济家，晚饭后点两盏小油灯继续打牌。当晚三人住李济家，为主人添麻烦矣。”“ 7月5日：……午饭在李济家食凉面，为湖北吃法。饭后在江边一茶楼饮茶等船，送行者有董、李、陶、芮、思成诸君。“词客”李老太爷（李济之父）亦拄杖缓步前来，临别握手曰‘江干一别’。言外之意，不禁凄然。”

李庄中研院史语所旧址

“江干一别无消息，劫后他乡始见君。”战时重庆沙坪坝、成都华西坝、宜宾李庄坝、江津白沙坝并称“四川文教四坝”。而李庄学人群又与昆明西南联大（三校）同脉同宗：多出自“北大系”、“清华系”、“哈佛系”。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同时兼任北大文科所所长，随迁李庄的文科所（分部）为西南联大派出“所”（见笔者《寻找“李庄北大”》一文）。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实际主持西南联大校务，其李庄之行三次到羊街访友叙旧，正是系于梅、李、梁三人之间的深厚渊缘：梅贻琦与李济、梁氏父子的“清华学缘”；李济与梁家两代人的“考古学缘”。梁启超于1925年领衔清华国学院导师教席，梅贻琦时任清华大学教务长。而李济作为中国首位人类学博士受聘国学院讲师，则是由地质学家丁文江向梁启超推荐的。后来李济又向教育部力荐梅贻琦接任清华大学校长。梁启超作为中国考古学会会长（传统金石学），其最大贡献当是培养造就了梁思永这位“考古学一代大师”。

清华学堂（清华大学前身）

关于中国现代考古学“元年”的认定大致有三种意见：一是以1921年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中国地质调查所聘请）发掘仰韶村为开端。二是以1926年人类学家李济（清华国学院导师）主持发掘西阴村为起点。三是以1928年中研院史语所（集团化、科学性、大规模）发掘殷墟遗址为标志。多数研究者公推第一种意见，即中国现代考古学兴起于1921年仰韶村考古发掘（命名“仰韶文化”），距今年正好过去100年。

山西夏县西阴村考古队由清华国学院组织，经费由合作方美国弗利尔艺术陈列馆资助。这是中国学者第一次独立开展的田野考古发掘，由此奠定了李济作为“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的历史地位。

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李济

1927 年 1 月 10 日，清华国学院举行西阴村考古报告会。梁启超听了李济和袁复礼（此前发掘过仰韶村）的演讲后很兴奋，当晚即给梁思永（清华庚款留美，哈佛大学考古人类学专业）写了一封长信：“李、袁在会上说，他们二人搞考古只是半路出家，真正专门研究考古学的人——梁先生的公子还在美国。我听了为你高兴又替你惶恐，你将来如何才能当得起中国第一位考古专门学者这个名誉？总是非常努力才好！”

“考古学之父”殷殷期望，“梁思永之父”谆谆教诲，为这位未来考古学家预立了“人设”，为中国科学考古开启“李梁时代”纳了“投名”。当年7月梁思永即回国实习，任清华国学院助教兼古物陈列所审察员，对李济在西阴村收集的一万多片陶片进行分类整理。一年后返回哈佛继续学业，以毕业论文《山西西阴村史前遗址新石器时代的陶器》获得考古学硕士学位。

哈佛大学考古学硕士梁思永

“自带流量”的梁思永于1930年回国加入中研院史语所，正式投身于中国田野考古的名山大业。

二

近代中国“梁族”神话：“一门三院士，九子皆俊杰。”

1948年民国政府首选中央研究院院士，梁思成与梁思永兄弟双双登榜（九弟梁思礼1993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战时李庄学人共有11位当选首届院士，其中傅斯年、李济、董作宾、梁思永四大超男，堪称“殷墟考古天团”。

1931年春在殷墟发掘现场（左起）：董作宾、李济、傅思年、梁思永

“20世纪中国100项重大考古发现”评选，殷墟遗址名列榜首。40年代初，史学家范文澜（傅斯年北大同窗、李济南开同事）主编的《中国通史简编》（延安版）对殷墟考古及傅、李二人多有评介。

2009年，海峡两岸首部《李济传》问世，作者岱峻以“李济是谁？”作为前言标题。2021年中国考古学百年之纪，岱峻先生又推出全新修订版《李济传》。笔者及文友一行访问李庄刚回成都，接着又参加了在“白夜”举行的“新书分享会”——作者岱峻先生讲述“《李济传》书里书外”。

全新修订版《李济传》

新版《李济传》未再保留旧版前言，另以李济台大弟子许倬云《长忆济之师：一位学术巨人》为序。或由史学大师回答“李济是谁？”，或许现在无须再问“李济是谁？”正如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孙庆伟教授一语正名：“没有殷墟发掘，就没有中国考古学。”值此百年纪念，中央电视台摄制播出了五集纪录片《发掘记》。如果说李济发掘了殷墟，那么岱峻则发掘了李济——《李济传》就是一部中国科学考古史的“发掘记”。

对于“梁林”的李庄，素有“中国建筑科学摇篮”之称。而造访“李梁”的李庄，在北大人类学教授王铭铭心中则视为 “朝圣”。王教授于2007年首访李庄后在报上发表文章：“三年前李庄被重新发现，揭开了中国人类学先驱李济先生与李庄这段尘封的历史。回北大后我在一次学术讲座开讲前就此“提问”测试，在座人类学专业的硕士生博士生竟大多不知“李济事功”！让我这位北大人类学教授深感愧疚，我想尽快带他们去李庄补上一课。”

北大人类学实地研究营在李庄（2008 岱俊图）

《李济传》前言从王铭铭“拷问”引出“李济是谁”话题，这正是岱峻继《发现李庄》之后再次“立传李济”的动因所在。由王铭铭组织的“第五届中国人类学实地研习营”于2008年1月在李庄举行，岱峻先生应邀为北大学子现场开讲“李济在李庄”。

《李济传》成书的另一动因，是传主之子李光谟（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对岱峻的深切托付与信任，两人因李庄结下莫逆之交而“共情李庄”。据岱峻讲述：“1940年李光谟随父迁川时13岁（在学人子弟中年龄最大），其与我认识之前曾独自三次前往李庄寻根，默默徘徊于羊街故巷和中博院旧址张家祠，无处询问，无人招呼，然后黯然离去……”正如李济留美“闺蜜”徐志摩名诗：“悄悄地我走了/正如我悄悄地来……悄悄是别离的笙箫/夏虫也为我沉默/沉默是今晚的康桥！”

岱峻与李光谟在西阴村遗址（岱俊图）

沉默是“李梁”的羊街——直到重新“发现李庄”：“寻梦/撑一支长篙/向青草更青处漫溯……”岱峻说：“在2004年5月于李庄举行的《发现李庄》首发式上，初次见面的李光谟先生握着一张破损的《南方周末》旧报，正是2001年发表的这篇《李庄记事》长文，预示了世界将重新叩访李庄。”而年届70多岁的“马列主义理论翻译家”李光谟，也重新叩问灵魂，重新叩读考古，重新叩拜李济——属于整个中国的“现代考古学之父”。

有句歌词唱道：“走遍了天下的路，才想起回家的门。”战时李光谟“少年不识愁滋味”，老来“重回李庄泪沾巾”。2005年9月3日（ 抗战胜利纪念日）岱峻陪同李老重回李庄，在羊街6号拍下了这张李光谟抹泪的照片。战时李家七口辗转流离西南，李济作为“学之父”守护国宝文物一件都不少，然而作为“人之父”却接连痛失两位爱女：

李光谟泪洒羊街6号（2005 岱峻摄）

1940年夏，正在昆明读初三的二女儿鹤徵患急性胰腺炎不幸殒命。1942年春，正在李庄宜宾中学读高三的大女儿凤徵又患伤寒不治身亡。战乱时期祸不单行，羊街6号成了李家伤心之地。正如王羲之传世名作《丧乱帖》：“追惟酷甚，号慕摧绝，痛贯心肝，奈何奈何！”

常言道“事不过三”，然而李济却再而三地“失去”：抗战“死别”两女，剩下唯一儿子李光谟，不料内战又遭“生离”。1948年底，时读同济医学院大三的李光谟本已随父押运文物迁台，然而50天后却独自返回大陆（本人说受同济地下党影响），且态度决绝地写信给父母：“我要亲眼见证一个新社会的诞生！”于是李光谟1949年重新报考了华北革命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前身）俄语专业，毕业后留校从事马列理论翻译直到退休。

李光谟1950年在北京 （《李济传》图）

而作为“考古学之父”的李济，从抗战到内战，从李庄到台湾，不仅接连“失去”两女一子，最终失去了整个大陆田野：

殷墟在安阳——甲骨在台北；

李庄在这头——李济在那头。

三

岱峻点评李济一生：“仰无愧天地，俯歉疚家人。”

而当年只身返回大陆的李光谟是否“不孝于父母”？或“愧疚尽在老泪中”，或“老来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

李光谟大姐凤徵在李庄病亡后，接连遭受失女打击的李济几近精神崩溃，情状严重之下便向傅斯年提出辞职。而实际上李济还在昆明时（鹤徵死后）就已萌生退意，于1940年9月向傅斯年和中研院代院长朱家骅递交请辞信（见《李济传》第六章“播越西南”）。信中明确举荐接任人选：“将中博院弟职让与梁思成兄”，“梁思永兄学力见解必能胜任考古组工作”，“弟当集中精力完成殷墟发掘报告”。朱家骅回函：“岂可言辞，万乞打消以上两意。”

李济全家福（1938）

由此可以体察李济对思成、思永两位梁门人杰的敬重，然而丧乱时期同样不幸的梁氏兄弟双双遭难，林徽因与梁思永同患严重肺疾卧病李庄。由梁柏有女士编著的《思文永在——我的父亲梁思永》（故宫出版社2016），第五章“病榻之上·拼命三郎”写了梁思永在李庄与病魔抗争：包括“羊街八号与房东罗南陔”“可怕的疾病来袭”“傅斯年奔走相助”“留下童年记忆的地方”等七节内容。

《思文永在——我的父亲梁思永》

梁柏有写道：“羊街八号因种植大量兰花而得名植兰书屋，罗先生特地挑选几十盆上等兰花搬到我家院落，既可观赏又改善了空气环境。罗家还从石板田农场菜园中，经常送一些时蔬瓜果与我家和思成伯父家。”原来罗南陔在清末预备立宪自治运动中，作为基层骨干分子受训于南溪县自治研究所，学习过梁启超的宪政思想及《新民论》等名作。成为“新乡绅”的罗南陔非常崇敬梁任公，因而对流寓李庄的梁氏兄弟关照有加。

梁思永刚到李庄时，已开始撰写殷墟侯家庄西北冈发掘报告，并有“一气呵成”之志。然而几个月后胃病复发，又因感冒患支气管炎，继而转为肺结核。随着冬季来临，病情愈发严重！在生命攸关当头，傅斯年由重庆（辞去中研院总干事）赶到了李庄。一看梁思永、林徽因身陷困境，顿觉情势不妙：“恐无外边帮助要出大事！”于是傅斯年于1942年4月给朱家骅写信求援：

梁思永卧病李庄（1942）

“梁思成、思永兄弟皆困在李庄……已弄得吃尽当光。又逢此等病，其势不可终日，弟在此看着，实在难过！弟之看法，政府对于他们兄弟，似当给些补助。”傅斯年列举了三条理由，并请朱家骅与陈布雷（蒋待从室主任）一商此事：“便中向介公一言，说明梁任公之后嗣，人品学问，皆中国第一流人物，国际知名学人，而病困至此，可否赠以二三万元救助金？而帮助似亦有其理由也。”

过了11天，傅斯年再次写信给中研院总办事处及朱家骅，告之史语所救治梁思永医药费报销方案等事宜，并透露了拟培养梁思永为史语所接班人的打算：

“思永之生病，弊所之最大打击也。本所考古组及中博院同志，皆奉之为领袖，济之对彼，尤深契许。弟数年以来，时思将弟之所长职让彼继任。时弟在京代总干事，思永在长沙代弟职务，自胃病后，不肯也。彼如出事，实为中国考古界最大损失也！故此时无论如何，须竭力救治，使其病势可以挽回。”

林徽因卧病李庄（1942）

当年傅斯年到底为梁氏兄弟求得多少“蒋金”？直到相关档案资料公开后才获知真相：当时傅斯年致信朱家骅时，还同时寄给国民政府经济资源委员会主任翁文灏（咏霓），两人合议后通过陈布雷向蒋呈报。当年九月，蒋从他掌控的特别经费中拨赠梁氏兄弟二万元“医疗及学术补助金”，由翁文灏转给傅斯年再转“二梁”。于是便有了林徽因那封感谢傅斯年的亲笔信，在多种著述及网上流传，亦可领略林的文采及一手好字：

“孟真先生：

接到要件一束，大吃一惊。开函拜读，则感与惭并，半天作奇异感！空言不能陈一万，雅不欲循俗进谢，但得书不报，意又未安。……现在你又以成、永兄弟危苦之情上闻介公，丛细之事累及咏霓先生，为拟长文说明工作之优异，侈誉过实，必使动听，深知老兄苦心……”

据梁思庄之女吴荔明文章：傅斯年求得的这笔款子，无疑是雪中送炭，让二舅妈和三舅的康养条件有了很大改善。

梁思永女儿梁柏有2015年重访李庄

由于羊街8号住所光照不足有些阴湿，傅斯年特地安排在史语所租住大院打造了一处“阳光房”（玻璃阳台木地板），将梁思永抬到板栗坳居住休养。据梁柏有回忆：父亲病情稍有稳定，便半躺在床上用一块带有弹簧夹的小木板夹纸书写，断断续续完成了西北冈发掘报告的提纲及部分篇章，而更多时间则是在枕上阅读。

梁思永离开羊街8号不久，李济也离开了羊街6号这处伤心之地，搬到了张家祠中博院住地。但是悲情故事了尤未了，正如考古组的工作口号“上穷碧落下黄泉”。然而这次“挖掘”的却是李济自家的“女儿坟”，真让人“情何以堪”？岱峻先生在《李济传》书里书外多次讲述“惊悚一幕”：

岱峻与李光谟拜访何兹全教授（2004）

2004年9月12日，岱俊与李光谟到北师大拜访94岁高龄的何兹全教授（李庄学人）。何太太郭良玉指着李的鼻子说：光谟，你知道吗？1946年10月离开李庄时，你妈妈找人把你姐的坟挖开起出骨骸，借老乡一口煮猪食的大锅，煮骨头时加入石灰消毒后才带回南京的。李光谟听后一下子愣住了，原来他当时已到上海同济医学院读预科，对挖骨之事不知其细节。

而李济作为“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副主任，此时正在日本追索战时被劫夺的中国文物，行前再次提议由梁思成接掌中博院（后来梁创立了清华大学建筑系，李创立了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

李济日本之行的最大遗憾是未能找到“北京人”头骨化石，而他自己的“女儿骨”最后又是怎样一个结局？

四

台湾作家龙应台《大江大海1949》：“所有的颠沛流离，最后都由大江走向大海……”

中研院史语所是中国现代考古学发皇地，在大陆“廿年功名尘与土，八迁所址云和月”，不仅创造了中国考古首个“黄金十年”，还创立了国际汉学重镇“中国李庄”。

中研院史语所殷墟考古发掘团

所谓“战火未到，文物先行”。傅斯年被称为“搬家先生”，而“押运先生”李济的信条是：文物去哪里，人就去哪里，人在文物在。

李济于1948年底押运故宫及中博院文物东渡台海，却未能带走女儿的骨骸匣子，而是托付给中博院（后南京博物院）保管部主任尹焕章代为照管。据尹焕章女儿邓嘉嵋怀念父亲的文章：“当时以为此去最多半年，不料从此两岸隔绝。父亲将木匣子秘藏在南博文物库房里，哪知到了1969年，被原中博院一位知情人（与李家很亲近）举报。于是造反派硬逼父亲交出木匣子，连同骨骸一起砸毁了。之后不久父亲便告别了人世。”

南京博物院（前身中博院）

最后一句话的实情是：尹焕章在学习班上吊自杀。关于中博学人悲剧，人们只知南博院长曾昭燏（李庄中博院总干事）1964年自杀于南京灵谷塔，却不知南博研究员尹焕章（战时在乐山安谷乡守护中博文物）同样死于非命。

尹焕章是著名的殷墟“考古十兄弟”之一，参加了殷墟第九至十五次发掘。这十人都是在李济、梁思永直接指导下成长的青年才俊：依次为李景聃、石璋如、李光宇、刘耀(尹达)、尹焕章、祁延霈、胡厚宣、王湘、高去寻、潘悫。战时他们在长沙“清溪阁”醉别后各谋去路，或奔延安，或去昆明，或回老家，不料在十年内乱中“考古十兄弟”竟成了反动组织。

“考古十兄弟”在南京合影（1936）

邓嘉嵋的丈夫朱元曙，其祖父朱希祖曾任北大历史系主任和史语所研究员，在故宫午门指导过尹焕章、李光涛整理明清大内档案。而在50年后，朱希祖的孙子娶了尹焕章的女儿。两位后代可谓同命相怜，两人父亲双双死于十年动乱。朱元曙父亲朱偰（著名经济学家、历史学家）1956年挺身而言保护南京古城墙，1957年被戴上“右帽”，于1968年自杀于南京图书馆门前。而祖父朱希祖有一个观点影响了孙子：“编写国史没有什么价值，有价值者为编写民史。”于是朱元曙撰写了《考古十兄弟传》，其岳父尹焕章的“罪名”有三：

罪名之一是“协助民国当局劫掠文物逃台”；罪名之二是“逃离革命圣地延安”（尹曾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数月，因原配拖累弃学回到中博）；罪名之三是“参加‘考古十兄弟’反动组织”。1968年冬至1969年春 ，江苏省在南京农学院举办文化系统学习班，尹焕章难以接受无休止的批斗、检查、交代，于3月29日在学习班自缢身亡。而尹的老师李济托付其照管的“女儿骨”被砸毁，成为压垮尹焕章的“最后一根稻草”。

“考古十兄弟”老五尹焕章

《历史的天空》歌词：“聚散皆是缘，离合总关情。一页风云散啊，变幻了时空……”战时“考古十兄弟”留在史语所且后来迁台的有四人：石璋如、高去寻、李光宇、潘悫。史语所留在大陆的梁思永、夏鼐成为中科院考古所副所长，而前者未完成的殷墟西北冈发掘报告手稿则被带去台湾。

石璋如（右一），高去寻（右二）

早在昆明就决定让贤于梁思永的李济，结果反倒成了梁思永的学术“未亡人”。战时两人在李庄羊街相邻相伴相助相惜，李济的《殷墟陶器研究报告》完成时，第一个替他审查的就是卧病羊街8号的梁思永。作为迁台史语所第三任所长的李济，在梁思永病逝（1954）后重启他的遗作辑补工作，并重新调整结构大纲，让梁思永的弟子高去寻接续整理，完成先师的未竟事业。

或由于梁思成的光环掩映，或由于梁思永的英年早逝，后者的学术声名显得有些边缘化。而实际上在考古学界的定论中，梁思永先生短短一生为中国科学考古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梁思成与梁思永在殷墟（1935年春）

梁思永是我国第一位接受西方考古学专门训练的学者，是中国第一个使用科学方法（如类型学、地层学）进行田野考古发掘的学者。1930年梁思永学成回国后，首次田野考古是调查发掘黑龙江昂昂溪史前遗址。1931年春，梁思永参加了殷墟第四次发掘（小屯与后冈），这次发掘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一次重要转折。梁思永首次从地层学上明确了仰韶文化（下层）、龙山文化（中层）、商代文化（上层）三层叠压关系。“后冈三叠层”的发现建立了田野考古学的典范，成为中国现代考古学进入成熟阶段的重要标志，是梁思永对中国科学考古事业的重大贡献。

同年秋季，27岁的梁思永主持了山东历城(今章丘)龙山镇城子崖的第二次发掘（此系“龙山文化”最早发现地，由吴金鼎首次发掘）。由梁思永主笔的《城子崖考古发掘报告》于1934年由中研院史语所出版，这是我国首次出版的大型田野考古报告，更是中国第一部田野考古技术规程。

梁思永与美国汉学家在殷墟（1935）

参加了李济主持的两次殷墟发掘之后，梁思永成为殷墟考古的领军人物。由梁思永领导的侯家庄西北冈王陵区的三次发掘（1934—1935，殷墟第10至12次），创中国考古史上的巅峰之作，为研究商代社会历史文化提供了丰富的地下资料。现台北史语所陈列的文物精品，大部分出自西北冈王陵区三次发掘，与国宝文物同时迁台的还有梁思永呕心沥血之“绝笔”。

西北冈王陵区出土的牛方鼎和鹿方鼎

李济说：“梁思永先生，中国最杰出的考古学家，已经把他的全部生命奉献于这一事业了！”

五

南京仓皇辞庙日，安阳空余发掘坑……

被台湾海峡分离的不仅是殷墟与甲骨文，还有父亲与亲骨肉：李济父子、高去寻父子、石璋如父子、王叔岷父子……

李济60年代在台湾史语所

李济未能守住李光谟，却一生坚守史语所。正如弟子张光直所言：“济之师之所以谢绝美国名校聘请而守在南港，就是为了让安阳考古成果最后有个交代。”而高去寻赴美深造后亦放弃留美机会，于1959年返回台湾继续整理辑补恩师遗稿。

高去寻参考梁思永提纲性的未成品，全部一一核对整理西北冈出土的实物标本资料，重新增补了大量内容，于1962年完成西北冈1001号大墓发掘报告。由于当时初进史语所的高去寻（1935年北大历史系毕业），只参加了西北冈王陵区最后一次(殷墟第12次及以后3次)发掘且负责的是小墓，可想而知要补述完成七座大墓的发掘报告（至1976年共出版七巨册）有多么困难！

西北冈王陵区大墓发掘（1935年春）

高去寻于1966年获评中研院院士，1978年担任史语所第五任所长。三年任满已是古稀老人，仍然继续坚持整理先师遗作。弥足可贵的是：单以篇幅论，高去寻增补部分超过80%，然而他却在每册扉页写上“梁思永遗稿，高去寻辑补”。其潜德幽光尽在“辑补”二字，高去寻为此穷尽了后半生精力，直到1991年去逝尚未完成全部报告。其后由石璋如先生接着整理三座大墓及小墓总述，终于在1996年出齐全九册的西北冈发掘报告《候家庄》，此距梁思永主持西北冈王陵区发掘已过去60年。

中研院史语所第五任所长高去寻

对于高去寻的杰出贡献，弟子张光直感慨地说：“高先生完全出于对李济先生，尤其是对梁思永先生的义务感和责任心，而他自己的研究兴趣并不在此。他将‘破烂东西’转化为价值连城的史料，成为中国近代考古报告中的典范之作和传世巨制。”

而张光直作为李济在台大的高足（也是高去寻的学生），1961年获得哈佛人类学博士后并未回台效力（后成为美国两院院士），导致已失去“两女一子”的李济再次失去接班人。而终其一生“将殷墟进行到底”的高去寻，实际上成为李济、梁思永的“衣钵传人”而流芳中国考古史。

李济与弟子张光直（1951年）

而当初李济预设的“直系传人”正是亲儿子李光谟，选择同济医科对进入哈佛人类学系（体质人类学专业）最为有利。然而李光谟在“大江大海1949”返回大陆，重新选择了新中国的马列 “显学”。入党誓词有一句“保守党的秘密”，作为中共党员的李光谟最后对岱峻仍有隐瞒，使得《李济传》（2009初版）遗漏了关于李氏父子的一段“秘辛”。这次新修订版《李济传》增补了6万字，其中就补写了这段已被公开的“涉台机密”。

岱峻结缘李光谟正是因为《发现李庄》，其在《李济传》自序中写道：“光谟师最后十年，我有幸成其忘年交。他向我提供了已经出版的李济全部著作，以及公开发表的所有文章，尤为重要的是1995年从台湾家里拿回来的李济手稿、书信、照片等珍贵史料。他曾光临成都寒舍小住，我对他作了大量口述史访谈。撰写《李济传》曾蒙光谟师鼎力相助，尤其是对拙稿的校订审阅。”

岱峻陪同李光谟参观三星堆（岱峻图）

李济于1979年8月1日在台病逝，这天正是他创立台大考古人类学系30周年。谁都以为1949年后李氏父子一直隔绝30年，哪知《李济传》出版3年后（2012年），李光谟向《南方人物周刊》披露：自己曾于1960年受组织安排，在珠海拱北海关秘密见过父母，衔命劝父北归未果。由于2011年出版的《夏鼐日记》对此事有记载，因而秘密由此公开。李光谟特地打电话向岱峻致歉，并表示对不起读者。2013年12月李光谟去世后，岱峻发表《“不可告人”的父子重逢》一文，追述来龙去脉，揭秘前因后果。

原来大陆方面一直在争取李济“回归”，于是利用其赴美学术交流回台途经澳门之际，秘密安排李光谟在拱北海关会晤父母。当时李光谟跟随神秘的“Y先生”暗中接头，情节有如谍战影片。虽然动之以亲情相劝，但李济均未接受大陆三种安排。对此岱峻谈到：“这在当时有‘私通大陆’之嫌，故李济夫妇回台后三缄其口。而李光谟也严守秘密，若不是他人公开此事，恐怕会将隐曲一直带进坟墓。”

李济：中国考古学之父

李济一生深陷死别与生离的亲情悲剧，更为吊诡的是李光谟也遭遇了同样的“宿命”：1977年，下乡的儿子李平已参加当年恢复的高考，却在体检前持续高烧被送回北京，被确诊患上白血病不治身亡。1995年李光谟赴台参加“李济百年诞辰纪念活动”，长跪父亲墓前才终于体悟父子两代的人伦悲剧，开始了与父亲的心灵对话。

李济先生毕生致力于田野考古、学术研究和大学教育，共发表专著十余种，论文150余篇，主编考古发掘报告、学术集刊近80种。一生培养了多位著名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夏鼐、高去寻、张光直、许倬云等……

高去寻说他整理先师遗稿是替史语所还债，那么晚年李光谟则是替自己还债：其退休之后20多年，全身心整理编校出版了李济的多部遗著与文集，于精神世界与父亲重逢。

李济著《安阳》

《安阳》一书是李济先生临终前最后一部著作，原文用英语写作。作者对殷墟十年考古史进行了全面总结，并阐述了自己对中国上古史的深层思考。这位杰出的考古学家始终不曾忘情的是寻找“中国人的始源”：

“中国历史是人类全部历史最光荣的一面，只有把它放在全人类历史背景上看，它的光辉才更加显耀。”

世界文化遗产——殷墟

中国考古学百年之纪，李庄羊街访遗尘——

张光直说：“随着李济过世，一个巨人消失了。”

消失的还有“羊街8号”，留取一部《思文永在》。

那时的先生：中国考古学最显耀的一面；

战时的李庄：中国学术史最光荣的一面。

李庄羊街

2021年8月29日于成都

来源：古城春晓

作者：古春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