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小说故事的形成与发展（四）

——宋元依托“说话”伎艺

刘 畅

宋元时期，“说话”伎艺兴起，推动了三国小说的进一步发展。“讲史”属于“说话”伎艺的一种，三国讲史平话可以说是三国长篇小说的最初尝试，为后来真正意义上长篇章回小说的诞生开辟了道路。

三国题材创作之风兴盛

宋元时期，以三国人物和故事为题材的创作十分活跃，呈现空前繁荣的生动局面，具有一定的时代背景与社会原因。

聚坐听讲史

首先，源于汉民族反抗外来压迫的斗争需要。自魏晋以来，汉民族经历了两次极其深重的灾难：一是东晋及南朝时期，北方被游牧部落占领，社会动荡，白骨蔽野，民不聊生，“帝蜀寇魏”的思潮渐渐兴起，三国野史传说也开始流行。二是北宋亡于金、南宋亡于元后，汉民族再次沦入苦难的深渊，“兴复汉室，还于旧都”之类思潮和口号，对于当时正在坚持反抗外来压迫的汉族民众来说，极具特殊的象征意义，南宋以后这种风气更盛，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四十五记载：“(宋)高宗以后，偏安江左近于蜀，而中原魏地全入于金，故南宋诸儒乃纷纷起而帝蜀”。南宋初年，诗人王十朋在《谒昭烈庙》中写到：“我虽有酒，不祀魏”；陆游在《剑南诗稿》卷四十二中也高声疾呼:“邦命中兴汉，天心大讨曹”。时代的鼓角，促进了三国志故事创作的盛兴。

其次，源于城市百姓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随着工商业的发达，城市人口急剧增加。例如南宋都城临安（今浙江省杭州市）的人口，唐太宗贞观年间为“一十五万三千七百二十九人”，宋度宗咸淳年间达“一百二十四万七百六十人”（据《梦梁录》记载），其中有很多是商人。广大市民迫切寻求适合自身需要的文化消费，再加上商贸活动的频繁、唐朝坊市制的崩溃，加速了市民游艺活动的商品化，群众娱乐主要场所也由唐代的寺院广场转为瓦肆勾栏。

三国题材作品传唱方式更新

受时代和社会背景影响，三国故事的传唱方式逐渐多元化，在民间的影响力日益变大。与此同时，三国故事与其传唱方式的发展相辅相成，得到盛传的三国故事也在人们多样的传唱方式中得到补充完善。

宋代，人们在唐代“市人小说”的基础上兴起了“说话”伎艺，商业上的竞争又致使“说话”逐渐走向专业化，最终以故事题材为分类标准分成四类。据宋耐得翁《都城纪胜·瓦舍众伎》记载，“说话”分为“小说”“讲史”“说经”“合声”四类。其中，“小说”和“讲史”属最有影响的两类，“讲史”的话本称为平话。

三国故事依托这些伎艺，在民间得到盛传。苏轼在《志林》记述：涂巷小儿携钱去“聚坐听说古话”三国事。高承在《事物纪原》记述：“仁宗时，市人有能谈三国事者，或采其说加缘饰作影人，始为魏蜀吴三分之象。”施耐庵《水浒传》第九十回中也描述了听三国平话的场景：宋江军马征辽回京师，燕青和李逵在元宵时节入城，投桑家瓦子听说平话。当时，他们听到勾栏内锣向，便挨在人丛里，听的上面说评话。说到关云长刮骨疗毒时面不改色且对客谈笑自若，李逵便高叫：“这个正是好男子！”

到了元代，在最有影响的两类“说话”中，以讲说时事新闻为主的“小说”受到严重钳制，以讲说前代兴废争战之事为主的“讲史”便更加发达，这一时期诞生了“讲史”话本《三国志平话》。

这本平话通过“汉君懦弱吴曹霸王，昭烈英雄蜀帝都”的叙述，极力颂扬刘备集团，前半部分主要描写张飞勇冠天下，后半部分则讴歌诸葛亮智谋过人。基本情节的安排大致上合乎历史的时间发展顺序，但是不少内容仍存在虚拟想象，如孔明杀曹使、黄鹤楼刘备私遁、曹操斩汉太子等，史籍中均无记载；三顾茅庐、赤壁鏖兵等，虽有历史依据，但经过重新创作已非原貌。总的来说，此平话的内容不等同于历史，但它在三国小说的发展中迈出了一大步，可以说是长篇小说的最初尝试，为后来形成真正意义上的长篇章回小说开辟了道路。

同时，在前代歌舞、讲唱伎艺、滑稽戏等表演艺术的基础上，杂剧逐渐形成，如石君宝《诸宫调风月紫云亭》、杨立斋《般涉调》等，都以民众熟知的口吻说唱三国故事。大批三国戏也在舞台上涌现，如《关大王独赴单刀会》《刘先主跳檀溪》《诸葛亮挂印气张飞》《周公瑾得志娶小乔》等，在民间均产生了巨大影响，很多百姓看戏后，还喜欢模仿演员扮演三国人物。

宋元时期，三国题材的创作空前繁盛，特别是讲史平话的出现，为后来著名小说《三国志演义》的诞生在思想和艺术上提供了必要的基础。

本文参考：《<三国志演义>史话》，陈翔华著。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刘 畅（成都市武侯区地方志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