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小说故事的形成与发展(六)

——明刊本频繁刻印(下)

刘 畅

自罗贯中编撰的《三国志演义》问世后,反响极大,明蒋大器形容到:时人“争相誉录,以便观览”。一开始,这部小说一直以手写本的方式辗转传抄,直到明嘉靖元年(1522年)才付之版刻。此后,出现了官刻、私刻等多种刊本,至明万历年间,刊本刻印更加频繁。现存可考具体刻书年代的明刊本中,有四本影响较大,依次是:嘉靖元年序刊本、叶逢春刊本、周曰校刊本、余象斗刊本。

周曰校刊本

周曰校刊本是目前有确切记载的第三部《三国志演义》刊本,也是《三国志演义》刊行流传演变史上很有研究价值的一个版本。据相关记载,周曰校刊本(包括残本)现存七部,其中北京大学收藏的残本非常瞩目。

北大存版周曰校刊本上刻有牌记曰:“万历辛卯季冬吉望刊于万卷楼”,由此牌记可看出此书刊行于明神宗万历十九年(1591年)。封面下栏左右两旁分别有竖书大字书名“全像三国”“志传演义”,其间夹刻“书林周曰校刊”;上栏为周曰校的识语:

是书也,刻已数种,悉皆讹舛,茫昧鱼鲁,观者莫辨。予深感焉。辄购求古本,敦请名士,按鉴参考,再三雠校,俾句读有圈点,难字有音注,地里有释义,典故有考证,缺略有增补,节目有全像,如牖之启明,标之示准。此编之传,士君子抚卷,心目俱融,自无留难,诚与诸刻大不侔矣。览者顾惕书而求诸,斯为奇货之可居。

万历辛卯秋月,周曰校谨识。

周曰校此则识语,除了自我宣传外,还披露了一些十分重要的信息。首先,识语中指出,“购求古本”,说明《三国志演义》“古本”是真实存在的。从“辄”等字眼也可以看出周曰校求购后作为底本的“古本”,与当时通行的版本不同。其次,周曰校并未完全照刻求购到的“古本”,而是进行了“再三雠校”“缺略有增补”等,可见这个刊本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对“古本”作了改动。第三,此本“节目有全像”,周曰校刊行时在里面加入了插图,这也是与“古本”的一个明显区别。第四,该识语所撰时间为“万历辛卯”,即万历十九年为牌记所题年份,再次确认此书刊行于1591年。

余象斗刊本

余象斗刊本发行时间在今之所见《三国志演义》刊本中,居于第四位。同时,它也是最早正式张扬“批评”的刊本,尽管其评论多缺乏精到见地,但在中国小说理论批评史上仍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余象斗刊本

余象斗刊本首卷端题“音释补遗按鉴演义全像批评三国志传”,除缺佚的,其他卷端均题作“新刻按鉴全像批评三国志传”,所以,这部刊本又被称为《批评三国志传》。书后有牌记:“万历壬辰仲夏月/书林余氏双峰堂”,可见此刊本是明神宗万历二十年(1592年)于林余氏双峰堂镌刻而成。书前有封面,其下栏左右两行分别题有大字“按鉴批点演义”“全像三国评林”。

与在它之前刊行的几部刊本相比,余象斗刊本有多处不同。

首先,极大保存“旧本”的一些文字。例如,嘉元序本卷十二写张松在许都诈称《孟德新书》是战国时无名氏作,蜀中小童亦能诵。杨修辩驳说此书“虽已成帙,未传于世”。曹操听杨修禀报后,“遂令扯碎其书烧之”。嘉元序本在此处还加小字注说:“柴北世宗时方刊板。旧本书作板,差矣”。由此注可知,明嘉靖、万历间《三国志演义》已存在“旧本”与非旧本的区别,《孟德新书》是否板刻便是区别之一。嘉元序本写《孟德新书》“虽已成帙”,后又“扯碎其书烧之”,是称作“书”不作“板”,则可断定此非“旧本”。而余象斗刊本卷十描述此事时说的是“虽已刊板”“破板烧之”,都称作“板”不作“书”,正如嘉元序本小字注所说“旧本书作板”,可见余象斗刊本沿用了“旧本”的文字。

其次,段目句式更加多样。之前的刊本段目句式相对统一,如嘉元序本均为七言句式。而余象斗刊本的段目句式除多用七言句外,也有五言句如“秋风五丈原”,六言句如“曹操谋杀董卓”“关云长装车胄”,八言句如“白门城(楼)曹操斩吕布”“论英雄青梅煮酒会”“关云长挝鼓斩蔡阳”等;九言句如“定三分诸葛亮出茅庐”,十一言句如“姜维避祸屯田计九伐中原”。

第三,细节描写有所改动。例如,余象斗刊本卷七写刘备集团当阳败退时,糜夫人“将头撞墙而死”,而嘉元序本卷九则说糜夫人是“投枯井而死”,两刊本对糜夫人殉难方式的描写是不一样的。再如,余象斗刊本卷一写袁绍诛杀宦官及家属“何止二三千人”,嘉元序本中对此说的却是“何止二三万人”,两刊本中的数据相差十倍。

除了以上四种刊本,现存明刊本还有很多。虽然这些刊本与“旧本”不尽相同,但是极大方便了时人对《三国志演义》小说的传阅,并加速了它的传播推广,也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

本文参考:《<三国志演义>史话》,陈翔华著。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刘 畅(成都市武侯区地方志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