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行唐”由来考释

刘云平

“南行唐”是一个历史范畴的名词。在实行县制之前它是城邑名称,实行县制后为县域名称,北魏时去掉“南”字,称行唐县。

“南行唐”地名由来,见于清代县志。清康熙十九年(1680)《行唐县新志》载:“初,帝尧封于唐。后,诸侯来归,诣平阳即帝位,南行历其地,行唐之名由此始也。”因涉及传说时代、远古文明,需先对上古历史有所了解,才能更好地诠释它、理解它。

一、从中国古史的认知之路,看传说时代的可信性,从而增强“南行唐”由来的文化自信

中国古史可上溯至五帝时代,即《五帝本纪》所载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生活时代。西汉司马迁尽读金匮石室文献,遍访五帝四方故老,择善而从,撰成《五帝本纪》,为中华文明之源。从此,在长达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里,五帝说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影响着一代代中国人的古史观。

自20世纪20年代始,新文化运动的推动和西方历史学的传入,使中国学人开始反思自己的历史。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派”,掀起一场影响深远的“古史辨”运动,提出“层累的古史观”,认为五帝史是带有浓厚神话色彩的历史,是商周到秦汉时期学者如积薪般累积起来,是伪造的、不可靠的。此论一出,颠覆了人们的传统认知,“疑古的结果成了无古,使得人们在古史面前四顾茫然,不知所措”。

面对“疑古”造成的尴尬,有人提出重建中国古史主张,并不断有学者投身行动。徐旭生将中国古史划分为传说时代和历史时代,为传说时代的研究创立了一个新体系。在他看来,古史“大都有其历史的核心,也都有其史实渊源,《尚书》《史记 ·五帝本纪》诸篇中或有靠不住的传说资料,那是因为古人在整理时方法不够精密,并非古人有意作伪或造谣”。王先胜也讲,“三皇五帝古史体系以前被当作伪史全盘否定,是因为没有把握和了解古人所编纂之三皇五帝的真相……现在我们已经逐渐懂得,古人所编织的三皇五帝,其实是一些族群的祖先历史。从这个角度去看,古代有关三皇五帝的文献资料、神话传说,与史前文化大多非常吻合”。许顺湛说:“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之名,与夏、商、周、秦诸王朝之名相同,是一个王朝的名称,至少可以说它是不同时代的代名词。”以上所引,反映了在重建中国古史过程中形成的新认知,对于澄清模糊认识,化解疑古运动消极影响,有着积极意义。

传说时代的历史,不仅可释,而且可证。五帝时代,对应的是考古学上的龙山时代中晚期。这一时期最重要的考古发现是陶寺遗址。李伯谦、何驽、王震中等专家学者,认定“陶寺都邑遗址就是尧都”。

还有一件铸造于2900年前的西周遂公盨青铜器,铭文开篇即言“天命禹敷土”。李学勤指出,“遂公盨的存在,从文体和内容上证明《尚书》的头几篇《尧典》《皋陶谟》《禹贡》是有根据的”。

此外,赵北耀讲“从对古代文献记载的分析研究和殷墟甲骨卜辞提供的可靠证据,证明尧、舜、禹……都是具有真实人格的”,廖名春指出《唐虞之道篇》“证实了《尚书·尧典》《论语·尧曰》《孟子·万章》说的可信性,为坐实尧舜禅让提供了有力证据”。凡此种种,充分表明,在“古史辨”运动中浴火重生的中国上古史,有着很强的可释性、可证性。这一切,无疑为唐尧南行说提供了历史逻辑的可信性。

前仰韶时代城邑分布图(引自许宏著《先秦城邑考古》)

二、从现代古史研究的科学发展,看帝尧研究的新突破,从而明确“南行唐”由来的历史节点

现代古史研究,吸收西方先进理论和手段,借鉴与古史研究相关的新兴学科,并在与国情相结合的实践中,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科学发展之路。这条道路,就是以地上传世文献与地下出土文献相印证,从人类学、民族学、神话学、自然科学、环境科学中汲取营养,在多学科融合中寻找出路,在理论创新、技术创新中谋求发展。

李济《再谈中国上古史的重建问题》归结了七大类上古史料,付希亮《中国五帝史研究综述》讲到4个方面的专家。这些不同类型的专家,从各自专业优势出发,不断刷新上古史研究新局面。其中也包括一些通才型人物,如王大有。他的《三皇五帝时代》一书问世,体现了帝尧研究的新水平、新突破。作者以自己独特的优势,创立中华图腾徽铭文化体系,“破译了考古文物中的、传世的、民俗的图腾徽铭和图腾文化因子”。他融合“古气候学、古海洋学、古地质水文学所给出的年代数据”,借鉴三代工程手段,通过“图腾徽铭历史学”“文化层次系统论”重构上古历史,在史学界有着较大影响力。

《三皇五帝时代》讲到陶唐氏政权和唐尧西迁。公元前2357年,唐侯尧即帝位,改国号为唐,开创陶唐氏政权,从此中国历史进入帝尧时代。唐尧初都河北唐县平阳,后沿用其名。陶唐氏政权传六世(前2357—前2128),皆翁婿相继,六任帝均以“帝尧、唐尧”称谓。

关于唐尧西迁,他讲道:“公元前2208年,尧遭洪水,海水倒灌……华北平原一片汪洋,海水漫过白洋淀,滹沱河、潴龙河、滏阳河河水暴涨,威胁着尧都。帝尧迁都行唐、灵寿,然后渡过滹沱河,经平山、井陉、娘子关、阳泉、太原、晋阳、祁邑、霍太山,定都平阳。”

“尧遭洪水迁都”一节,将“南行唐”地名由来的时间节点具体化——公元前2208年;将“南行唐”古邑在唐尧时期的历史地位明晰化——迁都(临时都邑),由此印证并丰富了行唐古县文化。王大有之论,连同徐旭生关于“我相信陶唐氏的故地应该是在今河北省唐县望都一带”“现在唐县、望都以至于行唐县的得名,全与陶唐氏有关”论断一道,共同佐证了“南行唐”地名由来。可见,“南行唐”由来非当地人杜撰的一隅之言,而是有着学术的佐证。

此外,在保定唐尧文化圈,周长富《浅谈唐尧氏》、贾泉河《唐尧文化与中华民族的兴盛》、韩海山《唐尧故里在河北唐县》等,均讲到唐尧西迁与行唐由来,可看作是对《三皇五帝时代》一书观点的呼应。

总之,对于陶唐氏政权而言,公元前2208年是一个重要年份。在这个拐点上,陶唐氏四世政权完成从河北平阳(唐县)到山西平阳(临汾)的迁都。对于行唐而言,公元前2208年同样是一个重要年份。在这个源点上,有了“南行唐”称谓,有了行唐4000多年文明史。“南行唐”从诞生之日起,就有着帝王都邑的高规格。

三、从先秦城邑考古研究,推定行唐古邑的初始形态,进而梳理行唐古邑演变脉络

前面探讨“南行唐”地名由来过程,实际上已涉及地“实”问题。名与实从来就是一个整体,所谓名副其实、名实一体。行唐古邑因唐尧南行“历”其地而得名,没有地,也就无所谓名。从这个意义上讲,南行唐早在“名”成之时,就已有“邑”的存在。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找到历史学、考古学的证据。

城邑研究,是古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近年出版的许宏《先秦城邑考古》、徐国龙《秦汉城邑考古学研究》,是当代城邑研究的新成果。

徐国龙讲,“城与邑是两种不同的聚落形态,邑的历史更加久远……有着沟树之封的原始聚落,是邑的初始形态。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环壕聚落,就是邑的一种形态……城是从邑发展起来的,自城产生以后,城与邑同时存在。夏商西周时期,城少邑多,邑是基本的聚落单位,分成不同的等级,绝大多数没有城墙。至春秋战国时期,随着越来越多的邑筑起城墙,城与邑的区别变得模糊起来,到了城邑不分、城邑并称的程度”。

许宏《先秦城邑考古》收录先秦城邑1011处,讲道:“迄今所知东亚大陆最早的环壕聚落,见于浙江义乌桥头遗址的上山文化遗存,约当公元前7000年……逮至龙山时代后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垣壕聚落达到极盛。整个龙山时代,庞大的中心城邑开始出现,这是以垣壕为主的城邑营建的第一个高峰。”

龙山文化时期的城邑遗址,平粮台遗址是一个典型,距今有4600年历史,较唐尧南行背景还要早。该遗址“有若干城门,南门处有门卫房,城内有地下陶排水管,房屋也比较讲究,还有陶窑遗迹”。它表明4000多年前的古城邑,就已达到较高的文明程度。

邹逸麟《城市兴起发展的地理分布与交通路线的变迁》一文提出,对早期城邑的考察,必须考虑它们在社会中的综合地位,即社会属性。

唐尧南行把行唐作为临时都邑,应视为一个具有鲜明“社会属性”的重要事件。即便是临时都邑的选择,也应是可以提供安全保障,具备城郭一类防卫功能。从社会属性意义上推断,作为临时都邑的南行唐,就不是一般意义的环壕聚落,而更应是接近或具备防卫职能的城邑形态。

考古发掘证明,中国古城邑历史可追溯至公元前7000年。唐尧时代普遍存在环壕聚落意义上的邑,也出现具有防卫职能的城,包括具备一定规模和配套设施的都邑。而这些,无疑为陶唐时期行唐古邑的存在提供了背景性、逻辑性的依据。目前,我们还不能从考古发掘中得到地下材料的直接佐证,还没找到更加翔实完整的证据链,但这种背景性、逻辑性的真实,仍可支撑我们作出初步的判断,即出现于陶唐氏时期的唐尧都邑——南行唐,从诞生之日起,就已是高于环壕聚落形态、有着防卫职能的新型聚落——城邑。

邑是一个历史范畴的概念。在推行县制后,便有了县的指向。

此前,关于行唐立县问题有两说:一为汉代立县说。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汉因为县,属恒山郡”;《太平寰宇记》“汉初割真定地置为县,因旧名,后汉因之,属常山郡”;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汉因置县”;李卫《畿辅通志》“汉置南行唐县,属常山郡”;《中国古今地名对照表》“西汉置南行唐县,治今城东北故郡村。北魏改行唐县,熙平中迁犊乾城,即今治”;《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西汉置南行唐县,属常山郡,为都尉治”。二为秦代立县说。钦定四库全书《明一统志》(李贤等修纂,卷三)“行唐县在州城西90里,秦割真定地置南行唐县,汉属常山国”;清康熙十九年(1680)《行唐县志》“秦始皇二十六年,分天下为36郡,属钜鹿郡,割真定地置南行唐县”;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正定府志》(卷二,沿革)“秦置南行唐县,属钜鹿郡,汉属常山郡”。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行唐县新志》、清同治十三年(1874)《续编行唐县新志》、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8年8月版《行唐县志》等均承袭秦代立县说。

近来,笔者通过梳理学术资料,又归纳出战国立县说和春秋立县说。

战国立县说源出今人吴良宝观点:“现在古文字资料可以为我们提供许多三晋置县的确切例证……战国兵器中有一些直接表明置县的证据 , 即铸(刻)有‘XX令’等字样。”《录遗》599 剑铭文,有“南行昜(唐)令瞿卯”字样;以此断定,南行唐在战国时已设置县。南行唐为已知60 余个三晋县份之一。

春秋立县说源出今人马保春学术观点:“近代考古学兴盛以来,相当一部分考古资料,特别是出土的古文字资料中包含有晋县的信息……战国时期三晋县至少有一部分是继承了春秋晋县而来的……邢、南行唐、栾、孤等三晋之县,当在春秋时期或已存在。”南行唐春秋为晋邑,系儒将始祖郤縠故里。此说也符合历史逻辑,只是目前还未见到更直接证据。

由此看出,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对行唐立县问题的认知也在不断深化。秦代立县说、汉代立县说,出自传统文献材料;战国立县说、春秋立县说,反映的是考古发现和学术研究的新动向。这些说法各有所出,目前还不能作出定论。但它们的存在,无疑丰富着行唐古县历史。

《史记·赵世家》记载:“八年,城南行唐。”《中国历史纪事年鉴查询》译作“赵惠文王八年(前291),赵国在南行唐修筑城郭”。笔者认为,该解读比较精准。在汉语词汇上,新建、修建、重建具有明显区别。赵惠文王八年的举动,关键在“修”字和“郭”字上。从“修建”意义分析,既然是修,证明原来就有,并非始点;从城与郭的内涵分析,内城以居,外郭以防,两者也有明显区别;从战国时代背景考虑,战国有“战”的本质,赵国有“尚武”的传统,“城南行唐”,当是出于诸侯争雄的需要。为预防他国入侵,赵惠文王才下令“城南行唐”。一些史志类书籍,将“城南行唐”释为行唐建邑始点,这种解读显然是错误的,应予纠正。

方天仰《三孔币集》拓片,显示“南行唐”3 个字

四、结语

“南行唐”由来,源于传说时代,却非一隅之说,而是有着坚实的学术支撑。公元前2208年,唐尧西迁途中南下行唐,并以此作为临时帝都,行唐城邑史由此始。最新研究成果表明,行唐县制史,要比传统文献记载早得多。在汉代立县说、秦代立县说之外,我们还归纳出战国立县说、春秋立县说,其中“战国立县”说尤为切实,有南行昜剑为证。从唐尧南行算起,行唐古县有着4000多年文明史。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刘云平(河北省行唐县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