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忠《光明日报》( 2021年10月30日 11版)

清华简是在2008年7月15日入藏清华大学的,在此之前李学勤先生曾看到了一些竹简的照片和摹本,发现其中有《尚书》的《金縢》篇,另外他还看到竹简上有关于西周和春秋历史的记载,十分振奋。竹简入藏清华后,科研人员对竹简进行了长达3个月的抢救性清理保护,在此过程中又找到了《傅说之命》《程寤》《祭公之顾命》《周公之琴舞》等数十篇文献,使得清华简的重大学术价值得到进一步确认。2008年10月22日,清华大学召开新闻发布会,正式公布了清华简入藏的消息,李学勤先生在会上曾幽默风趣地说,这次“挖到了一个历史学家”,欣悦之情溢于言表。这一概括曾因其生动形象的比喻而在社会上广为流传。

转眼之间,13年的时光已经匆匆流逝,清华简的整理工作一直在卓有成效地进行之中。当前,清华简的整理公布已经过半,其整体面貌已经更为清晰。如何认识清华简这批文献的性质和特色,是我们这篇小文中想要讨论的话题。另外,李学勤先生曾经多次指出,古代墓葬中出土的简帛书籍有助于我们了解墓主人的个人身份和思想世界,“书籍用来殉葬必然是死者生前读用或爱好的,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是死者身份和思想倾向的反映”(《马王堆帛书与〈鹖冠子〉》,《江汉考古》1983年第2期)。因此,我们也想以清华简的文献特色为依据,进而推测墓主人的可能身份。

第一,我们应当说明,总数约为2500枚的清华简应当全部出自同一座墓葬,而不可能是来自不同墓葬的资料汇集。清华简虽然是盗掘所出,缺少了最关键的原始信息,而且竹简原有次序也早已被全部打乱,但这种失序的情形应该在地下时就已经如此。我们在清理过程中发现,尽管经过两千多年的浸泡,竹简已经非常糟朽,但属于不同篇目的竹简往往互相紧密地粘连在一起,很难进行剥离。即使是保存异常完整并且成卷的《筮法》篇,也有个别的竹简散落出来,与其他各篇竹简混杂粘合在一起。这种情况证明,这些竹简一定是从同一座墓葬出土的。

第二,我们可以看到,清华简没有一些先秦两汉墓葬中常见的遣册和日书之类的材料,其内容全部为古书,总数约有70篇左右。这种以典籍来殉葬的情形,与郭店简、上博简、安大简等多批楚简材料非常相似。

第三,清华简的典籍丰富多样,如果依照四部的分类方法,其内容涵盖了经、史、子等各部;而且这些典籍内容非常艰深,像《封许之命》《摄命》《四告》等篇,皆为相关的原始文献,一般人很难读懂,也未必会有阅读的兴趣。墓主人收藏和阅读这些典籍,说明其兴趣爱好十分广泛,而且具有极高的学术修养。

第四,清华简这数十篇文献的来源应该是多种多样的,其中的《系年》《楚居》等篇应该是楚人自己撰写的书籍,但是像《傅说之命》《尹至》《厚父》《周公之琴舞》《晋文公入于晋》《郑文公问太伯》等典籍显然不会出于楚人之手,而是来自其他诸侯国甚至是周王室。如果我们再联系到郭店简、上博简、安大简等众多的竹简书籍中也有大量的文献来自其他国家,就可以明白东周时期的楚国非常注意广泛吸收各国的思想和文化。楚国本为一少数族群荆楚聚集的地方,但到了战国时代,楚国的学术得到长足发展,种种学说都得以在楚国传播研习,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战国时代百家争鸣的学术繁荣景象。

第五,清华简中的许多典籍在传抄的过程中,曾经由楚人做了加工甚至是改写。清华简各篇都是用楚国文字抄成,但所依据的底本来源众多,而这些文献在楚国流传过程中,往往会受到一定的加工。比如清华简《祭公之顾命》中“惟周文王受之,惟武王大败之”一句,即把原文的“文王”改成了“周文王”,显然是为了避免与“楚文王”相混;另外,清华简《系年》和《越公其事》常常称越国国君为“越公”,却称吴国国君为吴王,非常显眼。笔者此前在阅读过程中,曾怀疑这里的“越公”一词是楚国人的一种特有称谓,因为越国系为楚国所灭,所以楚人有意把越国国君改称为“越公”。这一词语本身带有一定的贬斥意味,并特意与楚王相区别。可以相对照的是,近年湖北荆州枣林铺第46号楚墓出土了竹简《吴王夫差起师伐越》,其内容与清华简《越公其事》基本相同,但在称越王勾践时,所用的词是“越君”或“越王”,证明清华简《越公其事》中“越公”一词也是楚人有意的改动(参见《2020中国重要考古发现》中的《湖北荆州枣林铺战国楚墓》,文物出版社,2021年)。至于楚人对于有关文献的改写,最典型的莫过于清华简《金縢》篇,该篇不仅对《金縢》一文中有关占卜的内容统统删除,还把篇名改为“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这一标题富有楚人的特色,而其修改的最终目的,是把《金縢》篇变成了一篇教育贵族子弟的“志”类书籍。

第六,清华简这70种左右的典籍具有十分鲜明的特色。郭店简、上博简都以大量的诸子著作为主;安大简则有《诗经》《楚辞》和以儒家为中心的诸子类文献,并有一部楚史著作;慈利简虽有《国语》和《逸周书》的个别篇目,但种类和数量均较少。相比之下,清华简不仅竹简总量最多,而且里面的典籍有大量《尚书》类文献,如《尹诰》《厚父》《摄命》《封许之命》等,总数约有20篇左右,在迄今所发现的竹简中独树一帜。《尚书》类文献皆为国家的大经大法,是君王们赖以治国理政的重要依据,其重要性显然要高于其他种类的文献。事实上,从我们所掌握的材料来看,清华简的最大特色,就在于它是以一批治国理政为核心的文献。不仅经类的文献有这样的特征,史类的文献,如《系年》《子犯子余》《晋文公入于晋》等等,也是以总结历史上的治乱兴衰为核心;至于子类的文献,如《治邦之道》《治政之道》《管仲》《天下之道》《虞夏殷周之治》等等,更是直接讨论治国理政的方法和举措,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如《厚父》篇中关于“民心惟本”的论述,把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上推到了西周早期;《治邦之道》主张由明君来治国理政,倡导举贤用能,并强调要不拘一格选拔人才:“虽贫以贱,而信有道,可以驭众、治政、临事、长官”;《天下之道》是一篇与军事相关的文献,主张用兵之道归纳起来不外乎进攻或是防御,简文称之为“天下之道二而已,一者守之之器,一者攻之之器”;其他如《成人》篇强调要依法治国,执法必严;《治邦之道》倡导大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提倡节俭,等等,对于我们当今的国家治理都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由清华简的上述文献特色我们可以看出,清华简的拥有者可能不应仅仅视为是“历史学家”这么简单,这位墓主人拥有这么多高规格的《尚书》类治国理政文献,注重从历史发展中总结规律获得借鉴,并大量参考诸子百家有关治国理政的种种见解,一定具有实用的目的。笔者觉得,这位墓主人绝不会仅是一位文献档案的搜集者,其身份更可能是一位楚国的高级贵族,甚至不能排除是楚王的可能性。墓主人生前肯定身居要职,可以直接参与楚国的治理工作。只有这种层次的高级别统治者,才能够拥有清华简并留意从这类文献中汲取营养,从而为现实的政治服务。值得注意的是,清华简尚未公布的篇目中有一篇《仪礼》类文献。我们知道礼仪往往与人的身份与地位息息相关,不同的人需要遵循不同的礼制规定。清华简中的这篇礼仪文献,或许将会有助于我们确定墓主人的身份。

最后还需要指出的是,清华简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当前对它的公布和研究工作只是初步的,随着这些材料的发表,它们势必形成一批新的经典,如同《尚书》《诗经》《史记》等文献一样,将成为学者们长久研究的对象,清华简的奥秘,也将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不断得以揭示。

(作者:刘国忠,系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教授,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清华简与儒家经典的形成发展研究”〔16ZDA114〕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