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巍《光明日报》( 2021年11月01日 14版)

【特别关注·纪念仰韶文化发现和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

1921年河南渑池仰韶遗址的发掘,揭开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大幕。从仰韶遗址的科学发掘起步,中国现代考古学已走过百年历程。几代考古人始终秉承严谨求实的科学精神,筚路蓝缕,青灯黄卷,艰辛探索,薪火相传,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展示了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展示了中华文明的灿烂成就,展示了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现将百年考古所揭示的中华文明起源发展脉络和辉煌灿烂成就及世界贡献择要阐述。

探索中华大地人类起源,科学回答“我从哪里来”

考古发现证实距今200万年前的中华大地已有古人类生活。在安徽繁昌人字洞曾发现被认为可能为距今200万年前的人类活动遗存,但曾遭部分学者质疑。陕西蓝田上陈遗址的古地磁测年为210万年到130万年前,著名的蓝田遗址最新的测年数据为距今163万年前。河北阳原马圈沟遗址测年为距今160万年,其下文化层的年代可到178万年至180万年前。云南元谋人距今170万年。上述旧石器时代早期的发现证明,中华大地出现人类的年代确实可以早到距今180万年乃至200万年前,证明中华大地是世界上早期古人类活动的重要地区之一。

展示距今50万年前古人类生活场景。北京周口店龙骨山发现的古人类居住、制作石器、食用动物,特别是用火痕迹,展示出距今50万年前后的人类已经学会了用火,并已形成一套成熟的以石片制作石器的工艺传统。

基于考古材料探讨东亚地区现代人的起源。近年来,从事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学者组织力量,对我国河南荥阳织机洞、老奶奶庙等多个距今6—3万年的遗址开展考古发掘,获得了丰富的人类活动的遗迹和遗物,弥补了原来较为缺乏这一时期遗址发掘成果的薄弱环节。发掘结果显示,这一年代段,中国北方和南方地区都有古人类生活。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们的石器制作技术和生活行为等方面仍然沿袭了本土自北京猿人时期已经形成的以石片石器为主的文化传统。与此同时,在新疆通天洞、山西水洞沟、郑州西施等少数遗址发现了以欧亚草原流行的独特工艺技术制作的石器,表明有少量外来的人群进入到中国西北地区,但并未出现对原有人群及其文化传统的取代。体质人类学的研究也表明,距今4.5万年前后东亚地区的现代人中,有铲形门齿的占比高达百分之八十以上,沿袭从蓝田人和北京猿人时代已经形成的特点,而非洲的古人类中,铲形门齿占比还不到百分之十。这表明所谓非洲中东部的智人是现代人共同祖先的“夏娃理论”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中华大地并未出现新来的人群对原有人群和文化传统的取代,以元谋猿人、蓝田猿人和北京猿人为代表的古人类,确实是现代中国人的祖先。

追溯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发展历程

百年来,中国考古人在探索中华文明起源及发展过程、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中华文明的世界贡献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

在中国考古学百年发展过程中,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是最为重要的研究内容,也是几代考古人孜孜以求、潜心研究的重大课题。几代考古人勤奋耕耘,薪火相传,勾勒出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的轮廓。进入21世纪以来,这一重大课题通过“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开展而得到了有力促进。

揭示了各区域文明的形成过程和中华文化基因的孕育。通过对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西辽河流域等地的中心性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和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成果表明,从距今6000年左右开始,在黄河上中下游、长江上中下游和西辽河流域等地区,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精神生活日益丰富,随着剩余财富的出现,各地区相继开始出现社会分化和显贵家族。距今5300年前后,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和辽河流域等区域最初的文明(古国文明)相继形成。

在河南中部,涌现出多个面积在50万左右到100多万平方米的大型聚落,其中以巩义双槐树遗址面积最大,现存面积达117万平方米。与此同时,在甘肃中部的秦安大地湾遗址也出现了100多万平方米的大型聚落,遗址中部有一座面积为420多平方米的高等级建筑,以中轴线贯穿,前、后两座主体建筑,东西两侧厢房对称,左中右三门格局,开中国古代宫殿布局的先河。双槐树遗址与大地湾遗址一东一西,可能分别是河南中部和陕北陇东地区两大“古国”的都邑,上百万平方米的巨型聚落中大规模高等级建筑址所表现出的悬殊的社会分化已初具文明社会样貌。

在辽宁西部的牛河梁遗址群,发现用石块砌筑,面积达上万平方米的大型平台。附近发现一座形状奇特的建筑,里面出土有泥塑的女人像和龙、熊、猛禽的塑像,附近的一些山头上分布着石砌的圆形祭坛和方形的大型石砌墓葬,墓内随葬玉龙、玉鸟、玉龟、玉人、玉璧等玉器。在长江下游的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发现面积达100多万平方米的大型聚落,分为祭祀区、居住区、墓葬区。一座大墓中有300多件随葬品,其中有玉龙、玉龟、玉鸟和玉人等,墓葬中还随葬几十件玉石钺。两地的权贵墓葬都随葬玉器,且玉器的种类也非常相似,甚至玉人手臂并拢举于胸前的姿势都完全相同,这当非偶然,说明当时在社会上层存在一个相互作用圈。这一情况表明,在距今五千多年前,中华大地各个区域文明之间曾发生过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在龙的信仰、以玉为贵的理念等方面形成了共性。这些共性正是后来中华文化的重要基因,说明在距今五千多年前,在中国已经出现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的雏形。

揭示了各地文明化进程模式的差异。由于各个地区不同的自然环境和生业基础,距今五千年前的中华大地上的各个区域文明各自发展成为各具特色的初期文明。如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史前文化以稻作农业为基础,家畜主要是家猪。从出土各种与祭祀有关的玉器和陶制品来看,该地区原始宗教色彩浓厚。黄河流域和辽河流域的史前文化则主要种植粟和黍,黄河中下游地区除种植少量的稻和麦、饲养家猪之外,还饲养牛和羊。与此同时,各个区域的文明保持着较为密切的联系,逐渐形成了后来成为中华文明核心基因的共性因素。如从距今8000年的以玉为美到距今5500年到4500年的以玉为贵,再到夏商周时期的以玉藏礼,最后到汉代的以玉为瑞的观念;不晚于距今6000年前发源于中原地区的龙的信仰;以祖先崇拜作为主要的信仰对象;天人合一的思想、礼仪制度、和合思想、以民为本思想等。在漫长的文明演进过程中,在距今4300年前后,由于环境变化和社会内部变化等原因,长江上中下游、黄河上游和下游以及辽河流域等曾经盛极一时的区域文明相继发生衰变,而中原地区则呈现出持续发展、快速崛起的态势。

同样是距今五千多年前的区域文明,黄河中游地区的大型墓葬中随葬品很少,且极少见玉器,没有显示出浓厚的原始宗教色彩,没有把大量的人力物力用于制造奢华的玉器、依靠对神的祭祀权的垄断来显示和维持自己的权威,而是比较世俗,比较务实,注重发展生产,注重通过礼制维持集团内部等级秩序,并通过结盟等形式不断壮大力量,形成独具特色的中原地区文明起源道路。中原粟黍稻麦豆五谷种植体系,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强于其他地区,加之可能在一定范围内治理了水患,使中原地区势力集团得以持续发展,并对周围地区先进文化因素广泛吸收,也导致了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历史格局开始孕育。

距今4300年左右,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由于海平面上升导致地下水位上升,使由沼泽低湿地开垦来的大量稻田再次沦为沼泽,农业遭受毁灭性打击。长江中游地区的石家河文明也逐渐衰落。与之相对应的是,黄河中游地区的文明化进程却进一步发展。在晋南地区,出现了面积达280万平方米的陶寺遗址,城内兴建了最早的宫城。在城南部发现观测天象、决定时令节气的观象台。在城内的公共墓地内,大型墓葬位于其中一个区域,墓中随葬品达上百件,同时发掘了反映墓主王者身份的鼍鼓、石磬、龙盘和作为军事权力象征的玉石钺。墓地中的大量普通社会成员的墓葬则不仅墓圹狭小、仅能容身,且往往没有任何随葬品。可以看出当时社会的贫富贵贱分化非常悬殊,形成了集军事权力与社会管理权于一身的王者及地位显赫的家族,出现了早期国家,进入到邦国文明社会。陶寺城址的地理位置和时代与古史传说中尧的分布范围和年代恰相吻合,极有可能是尧的都城——平阳。

展现了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的脉络——早期中国的形成与发展。在安徽蚌埠禹会村遗址,发现了由一个方台、一排旗杆、陶器组成的宴饮场所,这很可能是禹会诸侯与涂山盟誓的场所。正是因为中原地区的势力集团采用了广结盟友、壮大力量的策略,其力量不断发展壮大。夏王朝建立后,形成了都城布局、宫室格局、青铜礼器、玉石礼器和陶礼器等一整套规制,其中很多内容被后来的商、周乃至其后历代王朝承袭和发展。夏王朝后期,礼仪玉器之一的牙璋向周围广大地区施加强烈辐射,东达黄河下游的海岱地区、西至黄河上游的甘青地区、北抵黄河中游的河套地区、南到华南地区甚至越南北部都出土了中原王朝创造的玉礼器牙璋,形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以中原王朝为中心的中华文化影响圈。商王朝时期,承袭了夏王朝的礼仪制度、青铜容器工艺技术与理念,形成了商王朝的一整套青铜和玉石礼器。商王朝与周围广大地区的方国保持时远时近的关系,商王朝的礼乐制度和冶金技术向周围地区广泛传播,产生了广汉三星堆等各具特色,又与商王朝保持密切联系的方国文明。西周王朝建立后,通过分封制将周王至亲和重臣分封各地,建立诸侯国,成为拱卫西周王朝的屏障,有效巩固了中原王朝对全国的统治。

综上所述,百年中国考古学,特别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实施,把中华文明的产生时间提前到距今5000多年,将“中华文明五千年”从传说论证为可信的历史;追溯出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的过程、揭示了中华文明的丰富内涵,展现了各地区文明起源、发展的历史场景,为增强文化自信提供了资料和证据。

展现中华史前文化的辉煌

考古证实中国史前的彩陶文化为本土起源。通过百年来中国考古学家的发掘和研究,以大量实物资料和研究成果证明,距今一万年以来的中国黄河、长江和辽河流域的史前文化都是本地区土生土长的,具有清晰的自身发展脉络。中国境内的彩陶出现的年代可以早到距今9000年前,黄河流域彩陶出现的年代也早到7000年前,早于欧亚大陆彩陶出现的年代。这一考古发现使“中国史前文化西来说”不攻自破。

展示中华史前先民的发明创造。1.3万年前制陶术的发明。在湖南道县玉蟾岩、江西万年仙人洞、广西桂林甑皮岩等遗址,都出土了距今约1.3万年前的陶器。考古发掘和研究成果表明,早在距今13000年前后,中华大地南方和北方的先民都已经掌握了制作陶器的技术。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地区是世界上最早发明陶器的地区,制陶术比被认为是文明发生最早的西亚地区早四千多年。万年前开始栽培稻、粟、黍。农业的出现是人类社会具有革命性意义的进步。考古发现表明,稻、粟、黍的栽培都以史前中国为最早,是中华民族的史前先民们对人类文明作出的卓越贡献。大约在距今5000年前后,这几种农作物的栽培技术向东亚的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西亚和东南亚等地区传播,对这些地区人类生活和文化与社会发展发挥了关键作用。九千年前掌握了琢玉技术。玉器的发明是人类对美的追求的发展,琢玉工艺技术的发明更是人类工艺技术的一大进步。在黑龙江饶河小南山遗址距今9000年前的墓葬中发现中华大地迄今年代最早的玉镯、玉耳环和玉坠等玉制装饰品。距今8000年前的内蒙古兴隆洼文化的墓葬中,出土了制作精美的玉玦和玉坠。距今7000年前的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了玉玦和玉坠的玉质装饰品组合。距今5500年前后,辽河流域和长江下游地区都出现了制作极为精致、种类丰富的玉器,表明我国的玉文化源远流长。八九千年前的彩陶和特殊符号的出现。近年,在浙江乌镇桥头上山文化晚期的遗址中,出土了表面通体涂红的陶器,把史前先民们发明陶器并施彩绘的年代向前提早了两千年。八千多年前的骨笛和龟甲上的刻画符号。在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发现八千多年前的村落和公共墓地。一些墓葬随葬用鹤类尺骨做的骨笛。这是世界上目前所见年代最早的笛子,大大改写了世界音乐史。贾湖遗址部分墓中出土了乌龟壳,有的底部有刻画符号,有的符号与商代甲骨文“目”的象形字形态十分相似,为探讨殷墟出土的、已经十分成熟的商代甲骨文起源提供了重要线索。九千年前驯化家猪。贾湖遗址出土了家猪,经过动物考古学家对贾湖遗址出土的猪骨进行分析,认定已经是被驯养的家猪,这是目前世界上最早的家猪。八九千多年前发明了酒。对上山遗址和贾湖遗址出土的陶器中的残留物进行成分分析,都发现了以大米为主要原料,并用山楂和蜂蜜做辅料造的酒,这是世界上最早的酒。八千年前能够制作独木舟。在浙江杭州萧山跨湖桥遗址出土了距今约8000年前的独木舟,长度近八米,说明当时已经具备远离岸边的水上航行能力。八千年前髹漆技术的发明。在浙江萧山跨湖桥遗址,出土了表面髹漆的弓。这是目前所知世界上最早的利用漆的实例,表明当时已经掌握了漆的特性,发明了髹漆的技术。八千年前已经利用中草药。跨湖桥遗址出土的陶罐中,发现残存的煎制过的中药,把中华先民们对中药的利用提早到距今八千年前。八千年前麻制品和六千年前养蚕缫丝的发明。在贾湖遗址,出土了八千多年前的麻织物残片。近年,在河南荥阳青台和汪沟遗址,都出土了距今约5300年的丝织品残片。在同时期的河南巩义双槐树遗址,出土了用兽牙制成的蚕形饰。最近,在山西南部运城地区发现了两件距今6000多年的蚕蛹形石雕制品。这些发现说明,至迟在距今6000年前,黄河中游地区的先民们已经掌握了养蚕缫丝的技术。高温制陶技术的发明。距今约6500年,黄河流域出现了可以达到800度左右高温的陶窑,烧出的陶器质地坚硬。在距今约4000年左右,长江下游地区出现了以瓷土为原料,能达到1000度左右的高温陶窑烧制的原始瓷器。轮轴的发明。不晚于距今6000年左右,出现了用轮轴技术加工玉器的工艺。在距今7000年前,黄河下游地区出现了用旋转的轮盘修整陶器口沿等部位的技术。到了距今5000年左右,出现了用快轮制作陶器的技术,使陶器的成型更加规整、精致。距今4300年前,黄河下游地区的制陶技术达到顶峰,其代表作是“蛋壳陶”黑陶杯,器壁最薄处仅0.3毫米,堪称奇迹。犁耕的发明。距今5500年前后在长江下游地区崧泽文化晚期遗址中,出现了装在木制犁具上的石犁头。5200年到4300年期间的良渚文化遗址中,石犁的出土数量显著增多,并在稻田中发现牛的脚印,表明牛拉犁的耕作方式已在长江下游普及。煤的应用。近年,在新疆尼勒克县吉仁台沟口遗址发掘了距今约3500年前后的村落。在居住址里发现了制作铜器遗留下来的煤块和煤渣。这是世界上迄今所见年代最早的以煤作燃料的发现,把我国古代使用煤的历史从汉代向前提早了近1500年。铜容器铸造技术的发明。大约距今5000年前,冶金术从西亚经中亚传入我国西北地区。大约距今4500年左右传入黄河中游地区后,技术取得了显著进步。在山西陶寺遗址出土了距今4000多年,迄今我国境内发现最早的铜铃和铜容器残片,说明当时已经掌握了用内范和外范来铸造铜铃和铜容器的技术,为夏商周时期青铜器的铸造和青铜礼乐文明奠定了基础。

观测天象,认识自然——史前先民先进的宇宙观。在属于上山文化晚期的浙江乌镇桥头遗址,发现在涂红色陶衣的陶器表面用白色绘出的太阳纹图案,表明当时的先民们已经产生了对太阳的崇拜。在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发现的仰韶文化早期(距今6000多年)的一座地位较高的墓葬中,墓主人的身体东西两侧用贝壳堆塑出龙和虎的形象。这是迄今所见最早的龙的形象,与战国到汉代流行的东青龙、西白虎的方位完全吻合,说明中国古代的很多信仰可能具有久远的史前渊源。在距今约5300年前的河南巩义双槐树和荥阳青台遗址,出土了多件表面绘有八角星的彩陶图案的陶罐,还发现了把多件陶罐按照北斗星的形状埋在地面的现象,暗示当时中原地区的人们已经对日月星辰的运行以及所表示的农事季节有所了解。在距今5500—5000年的牛河梁遗址祭祀遗址群,发现了呈三重圆形的祭坛,为圜丘的起源提供了线索。在山西陶寺遗址发现了疑似以太阳光照射的位置判断农事节气的观象台,经过与天文学家合作开展模拟观测和研究,证明这个遗迹确实可以通过观测太阳从东侧的塔儿山升起时阳光照射进来的角度判断春分、秋分、夏至、冬至等重要农事节气的到来,从而证明早在距今4200年前,黄河中游地区的人们就已经掌握了农事节气,印证了《尚书》记载的尧“观象授时”的记载。

进入历史时期后中华文明的发明创造。铜器制作技术的进步。在夏代后期都城二里头遗址,宫城附近的官营手工业作坊区发现青铜器制作作坊,贵族墓中出土爵、斝、盉、鼎等制作精致的青铜礼器,说明工匠已经比较熟练地掌握了铸造这些青铜容器的工艺技术。商代晚期,青铜铸造技术达到顶峰,可以制造出重达800多公斤的大鼎。商王武丁妻子妇好的墓葬中,随葬青铜器达400多件,反映出商王朝工匠具有的高超技艺。三星堆出土的大型铜人像高达2.6米,神树高达3.5米,反映出古蜀文明接受了商王朝冶金术之后实现了在自身基础上的发展与创新。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容器的制作技术达到了高峰,造型、铸造、镶嵌等工艺炉火纯青,各地此时期贵族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精美绝伦的青铜器。冶铁术的引入和创新。冶铁术是大约在距今3000多年前从西亚传入我国的。河北藁城台西遗址出土了商代中期的铁刃铜钺,表明我国商代先民已经了解了陨铁的性质。三门峡虢国墓地出土了西周晚期的铜柄铁剑和铜矛。此后冶铁术不断进步,至春秋战国时期,以吴王夫差剑和越王勾践剑为代表,钢铁热处理工艺达到了高峰。汉代以后,冶铁业大发展,冶铁技术也显著进步,发明了炒钢、灌钢等金属热处理工艺技术,促进了汉代以后生产力的发展,这些工艺技术比欧洲早了上千年,在当时的世界范围内遥遥领先。瓷器的发明。距今7000年前,长江中游地区已经出现了以瓷土为原料制作的白陶。约4000年前,中华先民就能够利用瓷土和1000度以上的高温烧制原始瓷器。汉晋时期,先民已经能够制作精良的瓷器。南北朝到隋代,制瓷工艺技术不断进步。在唐宋元明时期,我国制瓷业达到高峰。南海一号沉船等水下考古的成果中宋代瓷器的发现表明,宋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中,大量中国瓷器被运往欧洲。精湛的漆器制作技术。距今8000年前已经出现于长江下游地区的漆器制作技术在春秋战国到西汉时期达到了顶峰。战国到汉代的漆器以曾侯乙墓和马王堆汉墓出土漆器为代表,不少漆器表面还有精美的漆绘图案,巧夺天工。出土医书反映两千多年前中医的发达。20世纪70年代初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墓主人尸体保存完好,出土时皮肤尚有弹性,反映了当时高超的防腐技术。墓中出土了帛医书十种和200支竹木简医书,均为已失传的医书。四川成都老官山3号汉墓出土920根竹简和50余枚木牍,内容十分丰富,有治疗内科、外科、五官科、皮肤科、妇科的药方,还有医治马匹疾病的兽医医书,被认为极可能是失传的扁鹊医书。墓中出土一件通体髹漆的木人像,身上用红或白色线条描绘出人体经络和穴位,是迄今发现最早最完整的经络穴位的人体医学模型,证明西汉早期中医针灸学已达极高水准,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人体经脉穴位理论体系。巧夺天工的丝绸织造技术。春秋战国时代,丝绸制造技术得到显著进步。在长江中游的楚国贵族墓葬中,出土了纱绢、锦、缟、缣、罗等;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大量绢、纱、绮、锦、罗等丝织品。在成都老官山4号汉墓出土的四台纺织机模型是前所未见的蜀锦提花机模型,表明两千多年前我们的先民已经能够制作提花织物了。此外,汉代张衡发明的浑天仪、地动仪,堪称当时世界上最为先进的天文仪器。造纸术、活字印刷、指南针和火药的发明为世界文明作出巨大贡献,在此不再赘述。

揭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过程

夏代后期都城二里头遗址的宫城位于都城正中,宫城内多座宫殿的格局体现中轴线、左右对称,前后几进院落的规制。这一规制在距今5000年前的黄河中游地区的中心性遗址已经初见端倪,到了夏王朝后期都城已经规范化,成为中国历代王朝宫殿格局的先河。夏王朝创造的以酒器为主的青铜容器,以石磬、鼓和铜钟构成的乐器,以玉戈、玉璋、玉刀、玉钺构成的仪仗用具等表明贵族等级身份的礼器制度向周围广大地区施加了强烈影响,并为商周王朝所继承。

商王朝创立的一整套青铜容器制作精美,成为中国青铜文明的杰出代表,其铜器造型和制作工艺以及体积在世界各地的青铜文明中首屈一指。通过各种途径,商王朝使各地的方国接受其礼器及铜器制作技术,逐渐处于王国文明的核心地位。其中,江西新干大墓和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是突出代表。后者出土的巨大铜人像和神树以及黄金面罩和金杖等,反映了古蜀文明独具特色的面貌。与此同时,商王朝风格青铜礼器的大量出土表明,古蜀国与商王朝之间存在密切关系。

西周王朝封邦建国,各地发现的诸侯国都城和诸侯墓在规模、棺椁数量和随葬鼎簋等青铜礼器的数量与组合等方面表明,在西周王朝中期已经形成了严格的等级制度。礼制经过夏商王朝的初创之后,到了西周时期日臻成熟,周王朝对各地的统治较之于商王朝大大增强。

春秋战国时期,周王室衰微,各地诸侯国的都城和贵族墓葬反映出当时社会从中原王朝一统天下转变为群雄并起、相互竞争的局面。春秋早期的河南三门峡虢国墓地和战国早期的湖北随州曾国墓葬都随葬九件铜鼎和八件铜簋以及大量青铜礼器。按照西周礼制,九鼎八簋是周天子才可以享用的最高等级的礼制,作为虢国和曾国的国君使用此等级的礼器,表明当时周王地位衰微,僭越现象已相当普遍。曾侯乙墓中随葬器物制作极为精致,墓中65件铜钟和与之相配的石编磬以及多种丝竹乐器构成的宫廷乐队规模宏大,且这些乐器的音律很准,表明当时的音乐具有很高水准。此外,制作精致的大量漆器的出土,反映出当时髹漆技术的高超。在长江流域出土的春秋晚期的吴王夫差剑和越王勾践剑反映了吴越钢铁工艺技术达到高峰。长江流域各地多处墓葬出土种类丰富的丝织品,反映出春秋战国时期高超的丝织技术。

秦始皇陵是世界上同时期规模最大的帝王陵墓。以秦始皇兵马俑为首的400多座附葬坑展示出统一的秦王朝的鼎盛局面。对阿房宫的发掘表明,该宫殿在秦代并未建成,从而纠正了历史文献记载的谬误。在北起东北、南达岭南的广大地区发现的秦代郡县故城、墓葬和驰道等遗迹以及度量衡等遗物,说明秦王朝实现了统一中国的目标。

经过对西汉首都长安城的发掘,揭示出其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都城。面积达5平方公里的未央宫内有多座宫殿建筑,堪称当时世界上最为宏大的王室建筑,彰显出西汉王朝的强盛。各地发现的西汉诸侯墓规模宏大,随葬品丰富,尤以出土金缕玉衣和棺椁设施采用黄肠题凑而闻名遐迩。近年发掘的海昏侯刘贺墓出土金、银、铜、漆等近万件随葬品,仅黄金就达378件,随葬五铢钱200万枚,总重量达10余吨,是迄今所见出土随葬品最多的汉代高等级墓葬,展现出西汉王朝高度发达的经济和文化水平。各地发现的大量平民墓葬,出土的陶器和墓葬的形制相当一致,表明汉代对各地实行的有效统治。一些汉代贵族墓葬中出土的来自西亚和中亚地区的玻璃器、宝石等,是开通丝绸之路、中西文化密切交流的写照。

湖北荆门郭店、湖北云梦睡虎地、山东临沂银雀山、湖南长沙走马楼、南昌海昏侯墓等数十地出土的大量竹简木牍为研究战国到汉代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历史提供了极为珍贵的第一手文字资料,填补了传世历史文献记载的许多空白。

通过对位于河北磁县的曹魏首都邺城的发掘,可以了解其开创的古代都城布局新的制度。而对曹操墓的发掘则体现出他生前极力倡导的薄葬习俗。

北魏平城大同和河南洛阳北魏都城是从大兴安岭出发辗转迁徙的拓跋鲜卑族大力吸收汉文化、促进民族融合的历史写照。北魏洛阳城宫城的中轴线上自南向北排列三座大殿的布局和宫城门三出阙的形制为此后各个王朝宫城布局所承袭,一直延续到北京的明清紫禁城。鲜卑融入的过程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历程的缩影。

隋王朝虽然只存续了短短的数十年,但大兴城(唐代改长安城)的兴建和大运河的开凿,不仅为历史留下清晰印记,也为唐王朝的兴盛和隋代以后的南北通商奠定了基础。唐长安城是名副其实的当时世界最大的古代城市。规模宏大的唐长安城、大明宫和唐代陵墓群、隋唐洛阳城的应天门等发掘,充分展现了唐王朝的强盛。乾陵边外国使节群的石雕和章怀太子墓的外国使节图以及唐代墓葬中常见的胡人牵驼俑是当时强盛的唐王朝通过丝绸之路积极对外交流的写照。来自各国各地的人士在唐朝做官、经商,唐王朝吸收各地的先进文化为我所用,表现出极大的文化自信和开放包容。

以洛阳白马寺、唐代法门寺、敦煌石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等为代表的遍布于全国各地的寺院和石窟寺,体现出中华民族善于吸收外来文化,并以最快速度实现本土化,将其与源自本土的道教和儒教融合,使之成为中华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包容能力。修筑长城始于战国,至明代修建万里长城,以及茶马互市,则充分体现出以农业民族为主体的中华先民以防御为主、互通有无、热爱和平的特点。辽、金、元朝的都城和贵族墓葬的发掘中,从都城布局、建筑格局和墓葬制度以及器物上,都能够清楚地看到中原汉文化的影响,反映出这些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王朝大量吸收汉族的政治经济制度和文化,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过程的真实写照。

(作者:王巍,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河南大学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