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汀:党培育出的茶馆文化杰出代表

黄慧清

民国时期,川渝乡土文化生活有一大特征就是茶馆。茶馆里汇集着三教九流的各色人物,既是文化娱乐场所,又是当时信息交流的中心。在茶馆里,谈天说地,三皇五帝,古今中外,方可谈论。因此,人们把川渝乡土文化的特征誉为“茶馆文化”,而沙汀就是党培育出的川渝茶馆文化杰出代表。

沙汀

只有加入中国共产党才能实现人生的奋斗目标

沙汀(1904—1992),真实姓名杨朝熙,又名杨只青、杨子青,四川安县(今绵阳市安州区)人,中国现代作家,与巴金、张秀熟、马识途、艾芜并称“蜀中五老”。

1922年,沙汀考入四川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这期间沙汀一直在寻求人生的目标,奋斗的方向。这时的沙汀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加入党组织,才能实现人生的奋斗目标。

1927年春,沙汀回到成都,经早期共产党人周尚明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成为安县第一名共产党员。入党后被委派回安县筹备国民党左派县党部,同时发展共产党员,建立了共产党安县特支。

1928年2月16日,沙汀赴成都向党组织汇报,刚到成都正好碰上“二·一六”惨案,四川军阀跟在蒋介石后面向共产党员及进步人士举起了屠刀。当天,沙汀的老师及同学袁诗尧、周尚明等14人惨遭杀害。这时沙汀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回到安县,在舅父捐资办起来的汶江小学管理教务。

由于政局动荡,成都发生“二·一六”惨案后,白色恐怖迫使沙汀于1929年前往上海。在上海,他一边自修,一边与几位四川同乡联合创办辛垦书店。他最初的兴趣是哲学、社会科学,后来,经同乡肖崇素介绍,结识了任白戈、周扬、周立波等,积累的文学素材被方兴未艾的“左翼文艺运动”所唤醒。

伟大的文坛“双子行星”——沙汀(左)艾芜(右)

1931年夏,沙汀在街头偶然和刚从南洋归来的艾芜相遇,真是喜从天降,他把艾芜接到家中,一起切磋文学创作问题,精读中外古典名著。那时,“左翼文艺运动”刚刚兴起,受苏联“拉普”派的教条主义影响很大,在“写什么?怎么写?由谁来写?”等问题上都存在一些简单、机械的理论,两位年轻的初学写作者常感困惑。这时,他们决定向鲁迅先生去信求教。信于1931年11月29日寄出,12月25日便得到了鲁迅先生亲自送到的回信,这就是那封收进鲁迅《二心集》中的《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这封信不仅对两位年轻作者具有及时的指导意义,而且对整个新文学创作都有巨大而深远的影响。鲁迅回信写道:“两位是可以各就自己现在能写的题材,动手来写的。”“现在能写什么,就写什么,不必趋时,自然更不必硬造一个突变式的革命英雄。自称‘革命文学气’,但也不可苟安于这一点,没有改革,以致沉没了自己”。同时又告诫他们“选材要严,开掘要深,不可将一点琐屑的没有意思的事故,便填成一篇以创作丰富自乐。”鲁迅还针对去信中提出的“写小资产阶级人物”和“时代圈外的下层人民”有无意义的问题,提出“如果是战斗的无产者,只要所写的是可以成为艺术品的东西,那就无论他所描写的是什么事情,所使用的是什么材料,对于现代以及将来一定是有贡献意义的”。得到回信后,沙汀又将处女作《俄国煤油》送去求教,鲁迅对这篇作品作了八个字的严肃批评:“顾影自怜,有废名气”。这对沙汀后来的小说创作,无疑有着积极的影响。

1932年,沙汀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法律外的航线》自费由辛垦书店出版,得到老作家茅盾恳切的评析。茅盾既肯定他能从实际生活出发,“精细地描写社会现象”的才能,又批评他在有的作品中,还没有摆脱当时“革命文学”普遍存在的“印象式写法”。这年冬天,沙汀参加了“左联”恢复了的“左联”内部党组织的关系。在左联,沙汀先后担任过常委会秘书、小说散文组组长。这段时间,左联在鲁迅指导下,克服创作上某些偏离现实主义原则的标语口号式的倾向,给沙汀以切实的启示,在经历了一段时期创作上的傍徨苦闷后,他领悟了鲁迅和茅盾的意见,全心地把创作的笔触转向自己熟悉的川渝乡土生活中去。从《祖父的故事》到《乡约》,标志着沙汀在创作上进入一个新的起点。

在党的引领下创作出优秀文学作品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沙汀立即从上海回到成都,在省城成都协进中学教书的同时,积极从事抗日文化宣传工作。沙汀协助周文团结在成都的文艺界爱国人士,组织了“成都文艺界青年抗敌工作团”,将抗日救国宣传活动搞得有声有色。

1938年8月,沙汀带着妻子黄玉服,与何其芳、卞之琳结伴,奔赴延安。一到在延安,就受到毛泽东主席接见,沙汀担任了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代主任。11月,就与何其芳一道率领鲁艺部分学员,跟随贺龙将军的一二O师,先去晋西北根据地,后到华北敌后游击区工作、采访。学员们离开后,沙汀仍独自坚持下来,直到1939年7月才返回延安。一回到延安,沙汀立即着手长篇报告文学《随军散记》的写作,10月完稿。以《随军散记——我所见之一个民族战士的素描——他在前线的生活,他的经历和他的故事》的长标题书名,交知识出版社出版。这就是后来的《记贺龙》。作家以他亲眼所见、所闻的真切感受,成功地描绘出了那个颇富传奇色彩的贺龙将军的经历和他豪放不羁的性格,在解放区内外产生了巨大影响。《记贺龙》真正算得上是现代文学史上长篇报告文学的扛鼎之作。

延安的生活是丰富多彩的,但对擅长讽刺小说的沙汀来说,却感到缺乏用武之地。沙汀念念不忘川渝的小镇,在他那里写成的唯一的短篇小说《联保主任的消遣》,仍然以川渝的茶馆作背景,以川渝人物为对象,将乡土茶馆文化人物刻画得栩栩如生。

1939年冬,沙汀回到重庆,在中共南方局领导下,做文艺界的联络工作。从延安到重庆,“两个世界”形成的强烈反差,使他对国统区的消极面看得真真切切。因此,沙汀的讽刺艺术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在其香居茶馆里》就是那个时期中国讽刺小说的杰出代表。

皖南事变后,沙汀回到故乡安县,过着隐居生活一直到四川解放。其间虽几度去过重庆,但都是短暂停留,多数时间是在故乡的山沟里度过的。离开喧闹的城市,离开朝夕共同战斗的同志,生活是寂寞的,还得东藏西躲,防备敌人的迫害。然而,正是在这寂寞而又不安定的环境里,出现了他一生创作的黄金时期。《淘金记》《困兽记》《还乡记》三部长篇;中篇《闯关》,以及收入《磁力》《小城风波》《播种者》《呼嚎》《医生》《堪察加小景》等集子里的多数短篇,都是这个时期的创作。一向写作严谨以“难产”著称的沙汀,此时几乎每月都有新的创作问世。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时代生活和地方风情交织而成的一幅幅真实的、历史的宏卷。从抗战到内战,国民党政权的一切举措——役政、财政、宪政,它带给人民的深重灾难,人民的反抗和种种畸形的社会现象,还有形形色色的贪官污吏、发国难财者,各式各样的小知识分子、公务员、农民、士兵……单个看都只写了生活中的一个小侧面,合在一起却是一幅动荡不安的社会全景图。沙汀现实主义的讽刺艺术登峰造极。是时代的荒唐造就了这样的讽刺艺术,而他的讽刺手法也正好充当着这荒唐时代的表述人。只要我们读一读沙汀的这些作品,就会相信这种日子再也不能过下去了。因此,它既是檄文,也是葬歌。这就是沙汀写出《记贺龙》后,进入文学创作的黄金时期。这些优秀的文学作品,都是在党的文艺方针指引下创作出来的。

沙汀在行军路上

党培育出的茶馆文化杰出代表

新中国成立后,沙汀把大量时间和精力倾注在党的文艺组织和领导工作上。先是筹建川西文联、西南文联。1952年调北京后又担任中国作协创作委员会副主任。1955年回川,担任四川省文联主席,兼任《草地》(后改名《四川文艺》,后又改为《四川文学》)主编,为繁荣新时代的文艺和培养文学新人作了大量辅导工作。为此,沙汀被选为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文革”前夕的17年期间,沙汀创作出版了一部小说、散文集《过渡》和一个电影文学剧本《焊茶壶的人》。那24个短篇小说是沙汀践行党的文艺路线,为表现新时代、新人物而作的努力和探索。对于一个擅长用讽刺手法揭露旧中国农村黑暗面的作家来说,实现这一大转变是多么困难。加之农村工作的失误和创作思想上各种条条框框的束缚,沙汀这个时期的创作,没有能够发挥出他的特长,达到他应当达到的水平。他一度被“左”的思潮所困扰。但就在这些作品中,仍然贯穿着一条现实主义的红线。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合作化运动、“反右”、“大跃进”,农村政策的调整等,十来年农村的风风雨雨都能在他的笔下找到某些生动而实在的印记。

“文革”期间,沙汀遭受残酷的政治迫害。抄家、批斗、游街,长时期被报刊点名批判,罗织种种罪名。这时的沙汀被剥夺人身自由近6年之久,直到1972年底才从成都昭觉寺的特殊监狱被释放出来。粉碎“四人帮”后,沙丁得到昭雪平反。就在这幽居的岁月里,沙汀以写“交待”材料作掩护,写下了几十万字的回忆录,为他后来的创作准备了充分的素材。粉碎“四人帮”不久,沙汀便再次离川赴京,在党的文艺方针指引下,从事酷爱的文艺创作工作。

1979年,事隔10余年后的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上,沙汀当选为新一届中国作协副主席,并被委派接替过世的何其芳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沙汀不顾年高体弱,鞠躬尽瘁,不辞辛劳,率领工作人员到各地调查研究,为恢复被“四人帮”扰乱了的文学事业努力工作。

《沙汀自传》封面

1980年,沙汀辞去文学所所长职务,已是76岁高龄的老人了。但他壮心不己,不断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思想路线,反省过去,开拓新的创作境界。他时刻关注家乡的文学发展和农村现实生活的变化,每年都要往返于北京和成都,到农村走访,并以80岁高龄重返故乡安县。这段时间是他建国以来创作最丰盛、成就最大的时期。他不媚俗,不追风,始终坚持现实主义原则,坚持自己对生活的判断。《青杠坡》以兴修水利为线索,写合作化后农村干部家庭父子两代人的冲突;《木鱼山》则是对三年困难时期农村基层干部和广大群众抵制错误路线的忠实记录。到了《红石滩》,他的笔触再次回到了他最熟悉的解放前故乡农村生活中来,以深厚的历史感和巨幅画面,描绘了好些活鲜的人物,为那个统治大陆几十年的蒋家王朝覆灭前的挣扎、反抗死亡留下了一个真实的记录,称得上是“三记”(《淘金记》《困兽记》《还乡记》)的续篇。这不是简单的回归,而是经历过半个多世纪的曲折、坎坷道路之后,思想上和艺术上新的觉醒。沙汀把这3个中篇合在一起出版,取名《走出牛棚以后》,这是很有深意的。沙汀这个时期的纪实散文,《睢水十年》《杂记与回忆》,不仅具有一般回忆录的史料价值,而且可使我们学习到一位作家是怎样观察生活、观察人,怎样用精炼的语言和很少的细节描绘人的本领。

1992年12月14日,他还没有来得及度过88岁生日,在得知挚友艾芜去世的消息时,捶胸顿足,悲痛难禁,昼夜不安,竟在几天之后便溘然长逝了。沙汀去世后,中共安县县委和县人民政府决定将他的骨灰运回故乡,建立“沙汀墓园”,并在他亲手题写的“安县图书馆”新馆内设“沙汀作品陈列室”,让人们永远悼念、学习巴蜀这片热土养育出来的杰出儿子。

沙汀的作品大多收入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沙汀文集》(七卷集)和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沙汀选集》(四卷集)中,他的日记也已整理出版。

沙汀一生的创作以小说为主。有上百个短篇,3部长篇,4部中篇,除中篇《闯关》和少数几个短篇外,全部写川渝乡土生活,而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如《在其香居茶馆里》《联保主任的消遣》《淘金记》等,又都以茶馆作为背景,记叙川渝家乡农村的事件和农村的鲜活人物。

沙汀塑像

在天府之国现当代著名作家中,李劼人和沙汀2位一辈子都离不开故乡这片热土,他俩可谓最具四川地域特色的作家。纯熟的川渝方言,浓郁的风土人情,近百年发生在巴渝大地的大大小小的事件,还有各式各样的川渝人,都活鲜鲜地保留在他俩的笔下,呈现在读者眼前。李劼人用史诗般的笔触,描绘了“反正前后”那一段风云激荡的川渝社会历史,而沙汀却在他60年的创作生涯中,像编年史一样记叙了民国政权怎样一步步走向崩溃,而新生的共和国又怎样带给广大人民无限希望。因此,沙汀被中国文坛誉为“党培育出的川渝茶馆文化的杰出代表”。

【参考资料】

1.《四川文史资料选辑》。

3.《重庆文史资料选辑》。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黄慧清(重庆市中共党史学会会员,重庆市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特约研究员,重庆纪实文学学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