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艳茹

《光明日报》( 2021年11月15日 14版)

近代日本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

20世纪20年代末,以唯物史观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日本史学界产生并迅速发展,成为日本近代重要的史学流派之一。日本马克思主义史学得以产生,与明治末期以来学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引介及研究积累有关,同时更是借由一战后社会意识分化大背景下社会主义运动的直接推动。

近代日本引介马克思主义理论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以德国为主的欧美国家,如留学德国的三木清回国后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等;二是俄国,特别是十月革命的胜利,推动了马克思、列宁思想在日本的传播。不过,尽管马克思主义思想早在19世纪末就已传入日本,日本早期社会主义运动也使学界及民众对其有一定的关注,但至20世纪20年代中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日本仍主要被应用于经济分析领域,很少用于历史及社会形态分析,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还未从其社会科学理论中独立出来。

1922年7月,作为共产国际支部的日本共产党建立。日共的建立及共产国际的相关指导,成为日本马克思主义史学产生的直接契机。1922—1926年,日共经历了建党、被迫解散到重建的过程,在此期间其内部就日本社会性质、未来斗争目标及方式有重大意见分歧,部分人开始意识到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释日本历史及现状的必要性。而日本在20年代经历了一战后的经济萧条、1923年关东大地震、1927年金融危机等,工农问题、贫富差距问题等凸显,面对复杂的社会局面及深刻的社会危机,各界纷纷寻求解读社会现状的理论及解决问题的方法,活跃的思想探讨引发社会意识的分化。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史学作为一种认识社会的理论和方法,是应消除日共党内纷争及解读日本社会的双重需求产生的。

1927年共产国际制定并发布《关于日本问题的决议》(《二七年纲领》)前后,马克思、列宁等人的历史分析理论和方法在日本开始被应用于史学研究。《二七年纲领》指出,日本仍是“半封建国家”,共产党当下的任务是领导无产者和农民进行资产阶级革命,废除君主制。受此判断及目标引领,野吕荣太郎、羽仁五郎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经济学家,开始探究日本资本主义是在怎样的历史前提和条件下,在保留天皇制和寄生地主制的同时发展起来的。正是在这些探讨中,马克思主义史学得以从其社会科学理论中独立出来。

近代日本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历程及主要成果

1927—1928年,野吕荣太郎的《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史》、服部之总的《明治维新史》在政治批判社编的《马克思主义讲座》上连载。野吕在《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史》中提出,为掌握当时社会的基本矛盾,需探讨明治维新变革、日本的产业革命及其政治、社会表象等,以阐明日本走向近代时的特殊性质。羽仁五郎于1929年出版了《转型期的历史学》一书,书中批判了当时史学研究逃避现实问题的倾向;较为系统地介绍了唯物史观和发展阶段理论;提出应该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和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提出的理论来书写世界史。可以看出,野吕、羽仁等已开始应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解析日本历史及现状。

20世纪30年代初,日本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逐渐形成一定规模。“无产阶级科学研究所”“唯物论研究会”等研究组织相继成立,研究者们开始策划出版刊物及丛书,诸多领域亦展开了活跃的学术讨论。

1930年秋,日共宣传部长岩田义道和野吕荣太郎、羽仁五郎、渡部义通等策划写作《日本通史》,后因岩田受检举被捕,计划未能实施。尽管如此,野吕和渡部还是召集研究者分别就日本资本主义史和古代奴隶制开展了共同研究。前者的成果是《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史讲座》(1932—1933年),后者的成果是《日本历史教程》(1936—1937年)。这两部书是战前日本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代表性成果。

《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史讲座》由日本当时马克思主义史学、经济学主要研究力量撰稿,陆续出版7卷,社会反响很大,也引发了“讲座派”和“劳农派”围绕日本资本主义性质的论战。实际上,1927年至20世纪30年代中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内部就明治维新的性质、日本资本主义性质、天皇制权力的阶级属性、地主土地所有制等展开过各类论战,史称“日本资本主义论争”。通过这些论战,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自我认识不断深化,社会影响也逐渐扩大。

1933年左右,日本政府对社会主义运动的镇压加剧。1934年,“无产阶级科学研究所”等被迫停止活动。同年,野吕荣太郎病死狱中。在镇压社会主义运动、取缔社会主义思想的同时,日本政府逐渐强化以“国体论”为支柱的近代天皇制意识形态,在史学领域“皇国史观”呈现碾压其他史学思想之势。

在严酷的环境下,20世纪30年代中期日本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马克思主义史学不再如先前那般活跃,部分马克思主义史家开始以学术研究对抗“皇国史观”。羽仁五郎及其门下和渡部义通的《日本历史教程》共同研究小组成为引领者。

《日本历史教程》第一册和第二册于1936—1937年出版。该教程依据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的“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等论断,探究了日本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发展的历程及早期国家性质,对“国体论”中的神国说、“万世一系”说进行解构。与此同时,日本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宗教史、思想史领域也展开了对抗唯心主义史观的研究。秋泽修二、永田广志合著的《现代宗教批判讲话》(1935年)、佐木秋夫的《唯物论全书 宗教学说》(1937年),都是遵循唯物史观的宗教研究著作。在思想史领域,马克思主义史家注重探究思想及文化之中隐藏的政治意图,并对其进行意识形态分类,这在之后的思想史研究中成为一种范式。

20世纪30年代后期,在政府对意识形态领域的高压管控下,马克思主义史家的研究活动进一步受限,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三种倾向: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内部、特别是古代史研究领域,开始出现理论和实证相结合的倾向;在学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方法获得了知识分子群体的更多关注;受羽仁五郎等影响,一大批年轻学者如石母田正、远山茂树、藤间生大、和岛诚一等逐渐成长,并成为日本战后历史学的核心力量。

近代日本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特征

日本马克思主义史学自产生起,便十分重视理论的吸收、创新及本土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布哈林等关于历史的诸多论述被引介到日本,其中社会发展阶段理论尤为受到重视。而日本马克思主义史学内部出现“资本主义论争”“古史论争”“亚洲生产方式论争”等多种学术论战,以及不懈地讨论普遍性和特殊性问题等,与理论本土化过程之中理论解释的分歧密切相关。注重理论的同时,近代日本马克思主义史学还展现了较强的政治实践性,如对抗天皇制意识形态、为社会主义革命实践寻找理论依据等。正因如此,日本马克思主义史学也存在初期受政治影响大、实证性偏弱、机械套用理论等不足。特别是受共产国际及日本共产党的政治影响较大,两者内部的斗争和分歧深刻影响了史学研究。

尽管如此,这并不能抹杀马克思主义史学给日本史学研究带来的变革。在马克思主义史学产生以前,日本学院派史学研究较缺乏理论性,且基本不探讨明治维新之后的历史。近代马克思主义史学活跃的理论探讨,致力于探究社会问题、寻找解决方法的强烈现实关怀,对各种唯心主义史观的批判,切实为日本史学研究注入了活力、拓展了研究领域。另外,其注重从整体社会结构分析入手,揭示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和必然性的研究模式,为广区域、长时段、通史式的历史研究提供了理论和方法,并深刻影响了日本战后历史学的发展。

(作者:张艳茹,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