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书院的前生今生

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从尊经书院到四川高等学堂,从存古学堂到四川国学院,从国立成都大学、公立四川大学到国立四川大学,从华西协合大学到四川医学院,从四川大学、成都科技大学、华西医科大学三校并立到经过战略合并的崭新的四川大学,百川成海,涵乾纳坤,岁月的沧桑凝聚了深厚的历史底蕴,博大的胸怀铸就川大的百年辉煌。如果说图书馆是一所大学的心脏,那么四川大学图书馆自建校伊始,就与学校同呼吸共命运。

清末四川高等学堂掠影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古籍特藏资源既是前贤遗留下的宝贵遗产,也是百年川大风雨历程的见证。

国立四川大学大门

考察国立四川大学的藏书史,首先进入视野的是两所书院——锦江书院和尊经书院。

锦江书院是四川历代书院中层次最高、持续时间最长、办学最典型的书院。书院设立于清初康熙年间,自开办之初即设有藏书之室。《锦江书院纪略》记载,咸丰八年(1858)监院李承熙对院中藏书进行统计:原有藏书仅24种197册。此后地方官员多有捐置,嘉庆十年(1805)四川布政使董教增捐发改定书籍7种159册,嘉庆十八年,荆州知府洛昂捐置书籍法帖26种1293册;嘉庆十九年,四川布政使陈若霖捐《钦定学政全书》2套;嘉庆二十四年,盐茶道奇成额捐发13种670册。

光绪二十八年(1902),锦江书院被裁撤,藏书一并进入四川高等学堂。只是锦江书院的藏书几乎没有印记,分散在四川大学图书馆古籍书库中,很难被辨认出来。锦江书院发展到后期,弊端丛生,积重难返,于是尊经书院应运而生,主其事者即为晚清四大重臣之一的张之洞。

张之洞

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号香涛,同治二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同治十二年六月,担任四川乡试副考官,同年十月任四川学政,光绪元年,协同四川总督吴棠创办尊经书院,培育蜀中英才。因为川省地处偏远,购书不易,张之洞率先垂范,捐俸从外地购书二百余部数千卷,存于书院尊经阁中。因为张之洞祖籍直隶南皮,故其所捐赠书籍均钤“提督四川学政南皮张之洞捐奉所置书”朱印。

张氏所置书,经史子集,四部俱备,如《皇朝祭器乐舞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揅经室集》等,均为切实有用之书,符合张之洞“通经致用”的一贯育人主张。应该读什么书?应该怎样做学问?如何修行个人品德?当时学子大多心存疑惑,有感于此,张之洞亲自撰写《輶轩语》《书目答问》,为书院诸生答疑解惑。即便在今天,这两种学术著作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此后,尊经书院历任山长如王闿运、伍肇龄、刘岳云、宋育仁等均十分重视藏书。光绪二十三年,宋育仁出任尊经书院山长,与廖平、吴之英倡导维新思潮,尊经书院成为四川变法维新运动的中心。宋育仁曾一次性购书103种,1040册,舆图3部18张。

宋育仁

值得注意的是,这批书籍大部分都是介绍西方政治、历史、经济、科技的西学著作,尊经书院藏书格局从单一的国学旧籍逐渐走向多元化,院中诸生眼界日趋开阔。

光绪二十八年,四川总督岑春煊下令裁撤尊经书院、锦江书院,书院时代走向了终点。次年五月,原尊经书院监院薛华墀、教谕罗彤将这一批书籍清点造册,移交给新成立的四川高等学堂。

岑春煊

宣统元年,清政府要求将设立存古学堂作为各省“筹备立宪”的一项内容,四川总督赵尔巽邀请51岁的清流名士赵启霖,入川主持四川存古学堂筹办事务。赵启霖(1859-1935),字芷荪,号瀞园,湖南湘潭人,光绪十八年进士,曾任监察御史,因弹劾段芝贵与庆亲王父子一案颇具声望。

赵启霖于宣统元年(1909)旧历四月十三日抵川,上任之始即着手整顿学务,并上《请奏设四川存古学堂折》。得到批复后,赵启霖拟定存古学堂章程,同时聘请谢无量任学堂监督,华阳徐炯(子休)、名山吴之英(伯朅)为教员,学堂各项筹备工作稳步推进。

因为“学务多束于部章,鲜有实济,又因先母年近八旬,思归心切”,宣统二年,赵启霖即请辞去提学使职务,并于同年二月获准。离川之前,赵启霖自捐四百元,购置图书,供存古学堂诸生研读。这批古籍首页均钤“提学使赵捐置”朱印,具体数量尚待统计。

尊经书院旧照

张之洞之创办尊经书院,赵启霖之筹设存古学堂,前后两任提学使在蜀学发展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前贤已逝,他们捐置的书籍,却传之久远,嘉惠后学。辛亥革命后,存古学堂更名为四川国学馆,后并入四川国学院。四川国学院以整理四川文献、搜集国史文献、编辑光复史为主要任务,因此大批购置国学典籍。此一阶段的藏书,《国立四川大学图书馆藏书概况》一文略有涉及,“明板册府元龟、六朝诗纪、补续全蜀艺文志等系谢无量在国学馆时购置,明板经学及东医宝鉴等则廖季平先生所置”。国学院、国学馆的书籍均钤有“四川国学院(馆)所藏金石图书之印”。

尊经书院、锦江书院并入四川中西学堂,后来演变为国立成都大学,存古学堂则并入四川国学院,逐渐演变为公立四川大学中国文学院。1931年,国立成都大学、国立成都师范大学、公立四川大学再次合并,组建国立四川大学。至此,锦江书院、尊经书院、存古学堂、四川国学院所藏书籍以及刻书板片实现合流,全部进入国立四川大学图书馆。

国立四川大学时期,学者推荐购买也是图书馆文献建设的重要途径。此类书籍,内封叶均有铅笔小字一行,“某某介绍”。如文院蒙文通介绍之《印度札记》,文院赵少咸介绍之《集韵声类表》《魏书校勘记》《淮南旧注校理》,文院周癸叔介绍之《梅村诗集笺注》《问字堂集》《后汉纪》,文院丁山介绍之《集韵考证》,均是此例。抚摩遗编,心生感慨,先辈学人在书籍上留下的雪泥鸿爪令我们如闻其声如见其面,始觉大学之大,不在广厦,而在于大师,在于底蕴。此外,民国期间国立成都大学、国立四川大学排印或者石印出版的教材,也构成了图书馆古籍线装书的一部分,因其流传不广,存世稀少,因此弥足珍贵。

四川高等学堂的自修室

民国二十年,华西协合大学得到哈佛燕京学会的三十万美元用以发展本校东方文化研究事业,校方在息金中划拨专项经费,用作购置图书及设备。《华西协合大学校刊》记载,1938年暑假,图书馆中文部在北平各大书局一次性采购中文古籍120多种,到馆书籍均采用杜威十进制分类法并参考王云五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进行分类编目。

据统计,截至1945年,馆内收藏中文图书137199册,就收藏数量而言,以四川方志为最多,次则为钞本及名人手迹,如顾印愚、李榕(申夫)、窦垿(兰泉)等人遗墨均赫赫有名 。以版本而论,馆藏元代刻本2种,明刻本30多种。1949年,华西协合大学图书馆又一次大规模收购中西文古籍,数量不下千种,最值得注意的是唐人写本《敦煌般若经卷》,这是今天四川大学图书馆收藏的唯一一部敦煌写经。1951—1952年间,图书馆又接收唐棣之、曾彦适等人所捐綫装古籍一万多册,馆藏资源得到进一步扩充。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供稿:成都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