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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日报》( 2022年02月07日 14版)

在研究阅读史的学者们(如美国的达恩顿、法国的夏蒂埃等)看来,“印刷文字催生新的思想,征服了人们的头脑,形塑了他们的存在方式”,甚至一定程度上“制造了革命”。不过,传统学者的研究大多聚焦在书籍行业,忽略了地图这一重要的出版物类型,后者在制作方法、印刷工艺、出版形式与阅读体验方面都具有其特殊性。

在16世纪以后的欧洲,新航路开辟带来了海量的图文信息与资料,地理学、天文学的发展孕育了新的制图技术,与此同时,蚀刻印刷工艺也得到了普及,这就促成了一种新型出版物——地图集的出现与流行。随着弗拉芒制图师奥特里乌斯的《地球大观》(1570年出版)在商业上的成功,新地图的出版与贸易很快风靡欧洲各国。三十年战争(1618-1648)与主权国家的兴起则进一步刺激了公众对空间及地缘政治的兴趣,人们开始热衷于购买和阅读地图,用以获悉前线战况、领土谈判、海外殖民事业等最新进展。作为这一时期崛起的欧陆霸主,法国很快成为制图业的重镇。17-18世纪地图行业在法国的兴盛,同其地缘形势、社会治理、科学研究与海外扩张密切相关,这就带来了一种媒介-技术变革基础之上的新型观念与实践。对此,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角度来考察:

首先是形象化的国家意识及其历史书写。作为一种不同于文字的物质载体,图像在传递信息与知识方面本就有直观、生动的优势,16世纪后期出现的新式地图集则采用了统一的投影法、比例尺和图文编辑规则,更直接地呈现出世界和各国的古今疆域、政治地理与人文概貌,因而构成了书本之外民族国家历史的另一种表现形式。继奥特里乌斯的《地球大观》出版之后,法国的莫里斯·布格罗在1594年也推出了《法兰西大观》,尽管在标题和排版形式上效仿了前者,但这部作品也有明显的创新之处:一是地图的收集、汇编以高卢历史和法兰西的疆域空间为叙事框架;二是为宗教战争中的国王辩护,强调各省、地方对君主的服从,有鲜明的国家主义取向。进入17世纪,制图开始系统地服务于主权的建构。对内,同“国王史官”一样,宫廷也资助“国王地理学家”,这些制图师群体以桑松、德利尔家族为代表,在制作地图的同时,他们也负责王室教学,撰写有关疆域和历史地理的书籍。对外,以民族国家为绘制单位的地图,不仅反映了战争与和平下的领土变动,而且时常在外交谈判中作为一种历史依据和参考手段。此时适逢地缘政治与国际法意识在欧洲兴起,不同民族国家的风俗、意象、法理人格等往往也会依托地图的视觉形式来展现,比如低地国家通常会顺着其领土的轮廓将地图描绘成一只雄狮,而法国则流行着“四方”“五角”“六边形”这样的几何理念。

从宫廷到社会,地图在政治启蒙方面发挥了与众不同的作用。1776年,路易十六的战争部长圣日耳曼伯爵在其《教育计划》中指出,“历史地理的学习需要通过眼睛,也就是借助地球仪和地图来实现”。大革命之后,地图出版与阅读继续构成国民教育中的关键环节,对公民意识与爱国主义形塑有重要意义。比如在1790年后,由雅各宾派的工程师皮埃尔·杜梅埃领导成立了法兰西国民地图集公司,不仅在出版领域同旧制度时期的桑松、卡西尼等展开竞争,而且致力于为中小学教育提供清晰、准确和印制精美的教材。包括《国民地图集》《口袋国民地图集》系列在内,这些出版物一方面普及了法国最新的地理和区划知识,另一方面则持续培育了民众的政治信仰与爱国之情。

其次是技术型的空间规划和治理实践。随着1666年皇家科学院与巴黎天文台的先后成立,政府性的职能机构与学术团体开始主导制图的实践,测绘成果的应用也成为国土勘界、调查与空间规划的重要技术手段。以波旁王朝在17世纪启动的“卡西尼地图”工程为代表,国家治理的视野由传统王权及其领地逐步转向国界线以内的土地、人口、资源、财富等要素。政府利用新兴的科学知识与工程师群体,不仅逐步实现对领土空间的量化统计与数理信息采集,而且强化了技术应用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与此同时,出版与贸易领域也相应出现新的利益整合、行业标准及权威秩序。在此进程中,看似客观、中立的地图制作,其组织与实施却是一系列复杂的政治社会活动,在国内通常体现为科学院、天文台、测绘局等组织的大型制图计划,国外则往往构成了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扩张与战争机器的一部分。

在普及技术与管理实践的同时,新地图的出版也渗透着特殊的利益考量和权力意志。首先,在信息的采集与加工阶段,绘图过程伴随着制作者的认知、偏见与价值取向,反映了一段时间内的主流话语结构与政治社会立场;其次,在成图的印刷与发行阶段,地图出版不仅受限于行业内的技术分工与经营模式,而且要配合主权国家在统治、安全、外交及战略上的需要;此外,在流通与传播的过程中,地图产品不仅要迎合新兴的时髦话题和读者群体,还要服务于经济社会各个领域的具体目标。更为关键的是,对这些新地图的阅读及使用,不但折射出知识型权力与国家治理的兴起,而且改变了人们看待自身、周边与世界的方式。

最后是全球性的探索行动与知识流通。现代性的知识传播不仅依赖于文本和语言,同样也借助于图片。在17-18世纪的欧洲,地图集一方面反映了最新的地理发现与海外考察进展,另一方面也依赖于探险者、商船、水手、科考人员和传教士们所带回来的资料与信息,这就在专业化生产与海内外旅行之间搭建了一种实质性的合作关系。不过,传统研究通常将这种制图学传播简化成点对点的转移,忽略了它们在实际流通中的空间圈层与循环网络。从原产地的数据、知识采集到读者手中的精美读物,新地图的测绘与出版实际串联着各个环节的人员与信息流动。

在产业上游的制图师及其支持者们为了得到最新的资料,往往会主动发起、组织、实施一系列的考察行动。在法国,宫廷自17世纪后期便有计划地资助海外探险与传教队伍,皇家科学院、地理学会等也会在全球范围内安排测量团队,配合科学研究与地图绘制的需要,比如在1735年就同时派孔达米纳和莫佩尔蒂前往南美的安第斯山脉和北欧的芬兰地区,测量相关的经纬线数据。在下游的印刷及发行环节,新地图的生产除了在欧洲的知识界会引发一系列的论战和交流,在行业内部造成大量的版权争议与诉讼,而且还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一种知识的流通循环。这种循环不是机械式的信息打包、传递与接受,而是互动式、参与式、相互依赖、彼此影响的知识旅行过程。在终端的消费领域,多种规格尺寸、故事性地图的流行继续推动了平价地图的销售与阅读,催生传统书籍之外新的读者群体的同时,也带来了全新的阅读文化。过去那些依靠文字所表述的道路指南、游记故事、乌托邦小说和冒险文学,现在不仅可以用插图的形式来丰富其内容,甚至可以仅用地图及其合集的形式来完整呈现,比如皮埃尔·杜瓦尔推出的旅行地图集就通常以十二开本(约29×27.5cm)的排版形式来讲述法国或者欧洲古代传说中的冒险故事。换言之,空间知识的生产不再仅仅依托于语言、文字的中介作用,而是综合借助图像、符号、色彩等视觉和表象技术,这既带来了地理学习与海内外旅行的潮流风尚,又对正在形成中的公共舆论和市民文化产生一定的影响。

因此,在17-18世纪的法国,地图一方面同书本一样,作为知识累积的“显示器”,另一方面又因其视觉与技术属性成为政治社会发展的“助推器”,不仅凝结着新的空间意识与国家观念,还为国家治理提供了支持,并且形塑了一段时间内的公共舆论文化。更为关键的是,这些由地图所引发的认知、实践与生活变迁同时也融入了制图业内部的绘制、出版与流通环节,持续构成并影响了19、20世纪的知识生产与经济全球化进程。

(作者:于京东,系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