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巾军败溃江油关

胥勋和

《四川通史·卷五》记载了“青巾军”掠蜀一段历史,其中与平武县江油关镇相关联的有两件事:一是元末这支“青巾军”从甘肃南下经江油关进入四川腹地,二是明玉珍的大夏军队将这支青巾军追逼到江油关,并最终将其消灭。翻检平武地方史志《龙安府志》和《平武县志》,以及关涉江油关的其他文史资料,笔者未曾查到有此记述。

今日江油关(河北省援建)

这部《四川通史》由四川人民出版社于2010年3月出版,全套7卷,贾大全和陈世松担任主编,实乃煌煌巨著。此书标明是四川省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2004年重点课题,由重修《四川通史》编委会编纂,学术权威性不言而喻。笔者没有见到前版《四川通史》,不能确定青巾军掠蜀是否是新版增添的史料。

总之,这条史料出现得十分突兀,并且没有任何其他文史著述可供佐证,难免让人心生“孤证不信”的疑虑。为弄清这支青巾军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笔者不揣学识浅陋,通过网络、图书馆多方查找资料,大致拼接出青巾军的来龙去脉。在此,笔者也恳请各位方家不吝赐教,批评指正。

一、“青巾军”从何而来

元明史籍中较为集中地记载有关“青巾军”史料的,仅见于杨学可的《明氏实录》。杨学可是元末四川新都人,历经元末明初的社会动荡。明玉珍主宰四川期间,曾逼杨学可就任国子助教,他以抱疾为由拒不从命,保全了士人风骨。杨学可把所见所闻撰写为《明氏实录》,这是研究明玉珍大夏政权割据四川的第一手资料,具有较大的可信性。

关于“青巾军”,明代学者方孝孺曾有提及:“夏主(明玉珍)方有意于据蜀,各郡臣民遭青巾之虐,百无一二。”说明明玉珍入川打算建立割据政权时,各个郡县已惨遭青巾军残害。《明氏实录》提到“青巾军”,引用了明玉珍驻守泸州的部将刘泽民的进言:“此间元进士刘桢字维国者,有文章,能政事,历仕大名路经历,因青巾李喜入蜀,大肆杀戮,隐居方山,曷往见焉。”同时引录了明玉珍讨伐陈友谅的檄文:“元朝运去,中国豪杰并起而逐之。予本乡农,因乱为众所推,殆为自保,岂敢图人。迩者义兵一起,群丑底平,湖、湘向化。顾兹蜀地久被青巾之乱,莫有为之剪除者。予奉天诛罪,岂能自安。已经殄灭凶徒,幸而坐收全蜀,是乃天意,夫岂人谋!方今图为画一之规,与民共享太平之治。诚恐百姓不知,以予为争地杀人之师,非吊民伐罪之举。予取尔蜀于青巾之手,非取诸元。尔辈亦当复见中华文明之化,不可安于元人之陋习也。更宜洗心从治,慎勿取恶招尤。”又有谋士刘桢对明玉珍的劝进:“西蜀形胜,虽小,沃野千里,北有剑门,可以窥陇西;东有瞿塘,可以达江左。今人民遭青巾之苦,幸获扶养,颇得苏息,人心之归,天命可知,他日大事可举也。此时若不称大号以系人心,军士俱四方之人,恐其思乡土而去,明君虽自保全蜀尚难,况欲天下乎!”

上述资料中,刘泽民提到了青巾军的首领名叫李喜,又名李喜喜。《明实录》在评价明玉珍时,从旁印证说:“蜀人经李喜喜残暴之余,赖以粗安。”朱元璋在一封致明玉珍的书信之中也证实:“足下……以偏师入蜀……西有李喜喜等兵侵扰杀掠,生民无几。”

元至正十一年(1351),北方白莲教首领韩山童和刘福通发动农民起义,向蒙古元政权发起猛烈进攻。起义军头裹红巾,人们称之为“红巾军”。李喜喜原本是刘福通领导下的东系红巾军的一员部将,他是在刘福通分兵三路与元军转战的过程中,最先出现在进攻关中的西路红巾军的队伍之中的。

至正十五年(1355)二月,刘福通率军攻占汴梁,立韩林儿为皇帝,建都亳州,国号大宋,改元龙凤,促进了全国农民大起义。不久,在元朝统治阶级的镇压下,起义军遭到失败。至正十六年(1356)二月,蒙元朝廷正在以河南大捷,击败东系红巾军而诏告天下的时候,刘福通所率的红巾军已跳出外线,向山东和河北及关中发展,并由此掀起了农民起义的新高潮。

在东系红巾军分路突围并向外线发展的过程中,西路军奉命直趋关中。西路军的首领,除了白不信、大刀敖外,还有一人就是李喜喜。由白不信、大刀敖和李喜喜率领的西路军,曾一度攻陷兴元(今陕西汉中),占领凤翔,进逼长安,使得关中为之震动。蒙元朝廷命察罕帖木儿与李思齐集中优势兵力进行阻击,调集宣慰张良弼等陕、甘各部,进攻李喜喜驻守的巩昌(今甘肃漳县)。在各路元军的围攻下,西路军均遭败绩。败溃之后的李喜喜,带着一支余部退入四川,后改称青巾军,史籍上又称青军。

在元末天下大乱的混战中,敌对的武装势力彼此间凭借服色来加以区别。红巾军穿红袄裹红巾,与之敌对的元朝官军和招募来的地主武装(即当时所谓的“义军”),为了与红巾军相区别,往往是身着“青衣”或“黄衣”,因而被称为“青军”“黄军”。在两军交战的战场上,红巾军有时会变换服色,采取由“红”转“青”的手法来迷惑对方。比如至正十九年(1359),由破头潘、关先生率领的北路军,从河南攻陷辽阳。元朝广陵路总管郭嘉率众巡逻,在距城十五里的地方,遇到一支五百余人的“青号队”,假称是“官军”,郭嘉怀疑其中有诈。一瞬间果然“脱青衣变红”,发起突袭,其势日炽,郭嘉力战身亡。由此可见,在元末特殊复杂的战争环境中,身为红巾军的武装势力,出于某种需要,往往也会采取“脱红衣变青”或“脱青衣变红”的权宜之计。至于李喜喜在败退入川后,出于什么目的改变服色,变红巾军为青巾军,需根据其进入四川的表现来加以判断。

二、“青巾军”从江油关入蜀

由于严重缺乏史料,青巾军入川的行踪始终笼罩着挥之不去的迷雾。值得庆幸的是,1982年在重庆明玉珍陵墓中出土了《玄宫之碑》。碑文的作者刘桢,曾任明玉珍的参谋。刘桢概述了明玉珍的生平事迹,提到了明玉珍部队与青巾军之间的战争,由此可推测出青巾军的活动轨迹。

青巾军入川当在至正十七年(1357)九月。在各路元军围攻下,西路军节节败退,难以在甘南巩昌立足,于是沿着陇蜀古道一路南遁。其具体路径是:巩昌—宕昌(今甘肃岷县南)—阶州(甘肃武都东南)—文州(甘肃文县西)—龙州(今四川省平武县江油关镇),然后出绵州(今绵阳市)、汉州(今广汉市),进而攻击成都。

在这条通道上的重要节点汉州和成都,都发现有李喜喜的攻掠行动。而在这条古道的起点——巩昌方向,也不难发现李喜喜部的踪迹。例如,巩昌路总管束良曾,闻李喜喜入蜀,慨然说道:“吾职守在此,岂可临难苟免!”遂率所部拒之。先登,陷阵而殁。

关于青巾军入蜀的时间,《元史》记录有误。《元史·顺帝纪》记载:“(至正十八年)四月,察罕帖木儿、李思齐合兵宣慰张良弼、郎中郭泽善、宣慰同知拜帖木儿、平章政事定住、总帅汪长生,各以所部讨李喜喜于巩昌,李喜喜败入蜀。”过去学界一般据此认为,李喜喜入蜀的时间,当在至正十八年(1358)四月之后。然而大量史料证明,早在此前,四川各地尤其是川西一带地方,已见李喜喜活动踪迹。据《平夏录》和《明氏实录》记载:“丁酉岁九月,青巾贼入成都,有韩氏女年十七,举家从军。”而丁酉岁实为至正十七年(1357)。又据明天启《成都府志》所载史料证实,青巾军确曾在丁酉岁攻陷过成都:“费氏,灌县人。至正丁酉青军入蜀,肆行剽掠。费乃泣曰:父母深恩,分毫未报,今不幸而罹此贼害,不如死,遂缢焉。”元人刘堪在《烈女吟》中,用五言诗记述了发生在这年“逆贼”入永康的经过:“永康费氏女,年少十八九。 择对无可人,贞烈佩琼久。礼法以防身,丝麻常在手。至元七十载,年岁次丁酉。逆贼从东来,旌旗摇北斗。三巴数十城,皆降不敢后。唐姬与姜氏,不肯为贼偶。费氏涕泣淋,殷勤告父母:人生弃礼义,猪狗亦何有?我身不婚贼,我死骨不朽。夜深盛容饰,自缢后园柳……”永康军(旧为灌县,今为都江堰市)为宋代建置,即天启《成都府志》所载费氏的故乡灌县。由于灌县位于成都西面,青巾军先攻陷成都,再入灌县,所以从东而来的“逆贼”必定是指青巾军。所谓“旌旗摇北斗”,可能是该部军旗上的标记,其上绘有北斗星的图案。所谓“至元七十载”,当指从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1294)以来,迄至元顺帝至正十七年丁酉岁(1357)为止,其间经历了63年,说“七十载”乃约略之语。所谓“三巴”概指全川。但依青巾军活动地域推断,“三巴数十城”主要是指川西地区的州县。因此,青巾军入蜀的时间可确定为至正十七年,即公元1357年。

其实,元末天下动荡,川中也是遍燃战火。僻处深山的江油关此时为薛、王土司辖境,必然也陷入兵荒马乱的境地。早在南宋末年,龙州“兵乱地废”,州治已从江油关迁往雍村(今江油市大康镇),江油关成为薛、王二姓土司的辖地。薛、王土司归顺元朝后,朝廷仍命他们统管龙州旧地,所以青巾军入蜀途经的龙州,仍是指今平武县江油关镇。

三、“青巾军”在四川的暴行

青巾军“虐蜀”的具体表现,本文上述元明历史人物的陈述,都提到青巾军入川后的残暴行为,给四川人民带来深重灾难。四川地方志中也不时可发现这方面的记述。一种情形是,反映在有关地方官员或战死或遭擒获致死的记录上。例如,《成都府志》载:“岳时中,成都人,为汉州太守。李喜入寇,率兵杀贼甚多,众寡不敌,死之。”《大明一统志》载:“王继志,四川省郎中。以政最闻,迁本道廉访司副使。时李喜喜陷四川,继志帅兵与战,力屈被执,不食而死,众咸怜之。”《明氏实录》载:“时元行省平章买奴、参政韩叔亨为青城(一作青巾)贼所执,城中窘迫。”以上史料表明,在李喜喜退入四川后,沿途许多州县因为承平日久,毫无准备,都被攻陷了。这与元末红巾大起义爆发之初,江淮地区“州郡皆无备,长吏闻贼来,辄弃城遁,以故所至无不摧破”(《明史·韩林儿传》)的情形是完全相似的。

第二种情形,反映在一些州县遭破陷后,青巾军给失去军队保护的平民,尤其是妇女所带来的悲惨遭遇。上文引述灌县费氏、唐姬与姜氏,都是在青巾军入境前自尽的。《合江县志》记述了一个烈女的事迹:“鄢氏,合江人。青巾贼至,被擒,夺刀自刎。事见旌表,祀节义祠。”如此多的妇女之所以在青巾军入川时自寻短见,可能与这支军队纪律败坏有关。明人刘惟德记载了一个名叫韩娥的女子,在成都被“寇”俘虏,被迫从军的故事:“娥姓韩,元四川盐运司副使韩新泽之孙,处士韩成之女。幼失双亲,为叔父韩成所养。”其时“遭元季之乱”,“盗贼蜂起,劫夺货财,掳掠妇女,无所惮”。在这种乱世之中,叔母杜氏考虑自己年老,韩娥年仅十二,“必遭寇手”,为了自保,教其女扮男装。于是韩娥“即易其服,总其角”,更名为韩关保。未几“果为寇掳”,并强迫“负戈而往”,开始了军旅生涯。后来经过七年转战,在成都遇到其叔父,才将她赎归,始改女装,过上正常人生活。这则故事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青巾军占领下的官绅百姓的苦难生活。

第三种情形,反映的是青巾军在川西州县烧杀抢掠的情况。清咸丰《天全州志》记载,“青巾军”曾一度攻入高、杨二姓土司控制的天全州,占领州治始阳镇一带地方,“至正丁酉,青军入寇。土宇所失过半,遗迹尽遭兵火。”“焚毁土司官署、庙宇,天全土司地盘损失过半,直至明初才复原所控地域。”

总之,种种迹象表明,这支原本是农民起义队伍——红巾军的余部,在败溃入四川后,不仅更换了服色旗号,而且在行动上已完全背叛红巾军的革命理想,给四川各地带来严重危害。这与明玉珍所部西系红巾军举兵入川,攻占重庆,沿途秋毫未犯,市民夹道欢迎,社会秩序安堵如故的情形,正好形成鲜明对照。

四、 “青巾军”在江油关的覆灭

从明玉珍讨伐陈友谅的檄文可知,明玉珍与青巾军有很深的矛盾,他不仅指责其杀掠祸民,而且还宣布他占领四川,是得自于“青巾之手,非取诸元”。众所周知,明玉珍传檄四方,声称要出峡讨伐陈友谅,这一事件发生在至正二十年(1360年)陈友谅杀害徐寿辉之后。表明在这之前,明玉珍已与青巾军展开过若干军事斗争,并从青巾军手中夺过了对蜀境的控制权。

《玄宫之碑》记载:明年(至正十八年,1358年)六月,击亳人李仲贤于普州,败还成都。明年(至正十九年,1359年)春,李仲贤、王虎、郭成奔平元,数十万兵一朝解散。夏,擒李君诚于五面山,袭舒家寨,田成、傅德错愕败走。

《玄宫之碑》拓片

要破译碑文中提到的这些战役,应先弄清与明玉珍交战的对手是什么人。由于两段碑文中所记述的战役,均有“李仲贤”其人,可见与明玉珍交战的对手属于同一支队伍。至于李仲贤为何人的问题,目前有两说:一种意见认为,他就是李喜喜,“或称李二,仲贤应为其字或号”,其部就是青巾军;另一种意见认为,他就是元朝驻守在陕南的四川行省左承李思齐的弟弟,其部是元朝政府调遣入川的官军。毫无疑问,在元朝官军败退果州(今南充市)的情况下,这时能对明玉珍据蜀行动构成威胁的势力,只可能是青巾军。

有史料证明,第二段碑文中的“王虎”就是属于青巾军的部将。据《大明一统志》载:“侯彦直,雅州人,仕为忠翊校尉副千户。至(元)[正]间。王虎寇州。彦直引兵力战于名山县二日,兵少力弱,为贼所擒。义不屈,骂不绝口,为贼所杀。”文中的“至元间”当为“至正间”之误。前文已述,至正十七年(1357),青巾军攻破成都后,川西周边州县无不所向披靡。位于成都西面的雅州境内的天全县既遭残破,作为雅州门户的名山必然首当其冲。王虎为此次寇州行动的首领,必定是青巾军的部将。另据《明史》记载,碑文中的“傅德”,是“傅友德”之误,中间漏了一个“友”字。《明史》记载,明代开国功臣、征蜀平夏先锋傅友德,在投奔朱元璋之前,也曾是李喜喜的手下部将:“傅友德,其先宿州人,后徙砀山。元末从刘福通党李喜喜入蜀。喜喜败,从明玉珍,玉珍不能用。走武昌,从陈友谅,无所知名。太祖攻江州,至小孤山,友德帅所部降。”这就更加明确可证,与王虎、傅友德一道的李仲贤与郭成等人,其所部决非元朝官军,当是青巾军无疑。

其次,与明玉珍在普州交战的李仲贤,注明其籍贯为“亳人”。河南亳州是红巾军的发源地,投身起义的当地人“多田野无赖子,目不知书者”。李喜喜是从亳州参加红巾军,成为刘福通的部将。因此,有学者认为李喜喜“或称李二,仲贤应为其字或号”,这一见解是可以成立的。

《玄宫之碑》记述,至正十八年(1358年)六月,明玉珍军与青巾军首次正面交战于普州(今安岳县)。战役背景是:在川西一带流窜的青巾军,试图向东拓展生存空间,这对于在重庆立足、以川东为活动据点的明玉珍说来,是不能容忍的。因此明玉珍必然出兵制止。当两军在成都与重庆之间的普州相遇时,一场军事冲突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此役青巾军惨遭失利,“败还成都”。

明玉珍接着又于至正十九年(1359)春,与青巾军再次发生激战,青巾军 “奔平元”“数十万兵一朝解散”。战役背景是:明玉珍在这次决战中,给了青巾军致命一击,致使号称拥有“数十万兵”的青巾军土崩瓦解。青巾军在明玉珍军的追击之下,接连遭遇失败,且得不到四川百姓支持,无法在川西立足,李喜喜只得带着这支队伍从蜀境撤走。

青巾军攻入四川后,原本没有在蜀境作长期坚持的打算,到处流动,沿途杀掠,所以一当在军事上遭遇失败,必然通过其所能控制的通道迅速撤退。青巾军最后奔走的“平元”,必定是位于逃窜路上的一个战略要地。有人解释为兴元(今陕西汉中市),有人推测是广元(今四川广元市),均不恰当。实际上,此处的“平元”,原意本当为“平武”,如果不是碑刻之误,就是刘桢玩弄的文字游戏。因为平武位于阴平古道,青巾军当初入蜀时曾经过县境的江油关。古人曾用“乱山深处指龙州”来形容平武的山高路险,明显有利于青巾军余部经此逃遁出川。

至正十九年(1359)夏,明玉珍的军队给了李喜喜余部以最后一击,先在五面山擒获其部将李君诚,接着又奇袭舒家寨,致使田成、傅友德部“错愕败走”。此处的五面山疑为三面山之误。三面山,在宋代属石泉军,元代属安州(今绵阳市安州区),位于明代石泉县(今北川县)北六十里。此山“三面内向,上有龙湫,径不及四寸,而水流不竭”,是易守难攻之地。北川与与江油、平武互为邻县,同属龙州,按地理方位推之,三面山、舒家寨当在距龙州治地江油关不远的地方。由于其地正处于由川西北通往甘南的要道上,表明青巾军在遭到一系列军事失败后,正是沿着当年入蜀的路线向甘南撤退的,不意却在此处突然遭遇明玉珍军队的奇袭,致使田成、傅友德部惊慌失措,狼狈败逃。

需指明的是,今平武县江油关镇辖境及周边地区,都没有与“三面山”“舒家寨”读音相同或相近的地名。我们只能推想,《玄宫之碑》所述当确有其事,然而当时的地名却早已消散于历史的长河之中了。

1371年明军平定四川之役示意图

此后,青巾军不是逃向省外,就是被明玉珍所收编。根据《明史·傅友德传》可知,遭败之后的青巾军兵士,能为其所用者则被明玉珍用之,傅友德不能为其所用,只好再转走武昌,东投到陈友谅部下去了。有意思的是,傅友德最后投奔到朱元璋帐下,深受重用。明洪武四年(1371)六月 朱元璋任命傅友德为征虏大将军,派遣他率明军自江油关地区进入四川,消灭了明氏的大夏政权。看来,傅友德选择从江油关入川征夏,应该是与他曾两次转战江油关有关,至少他是熟知江油关的古道要隘,以及战略位置的重要性的。

五、结语

综上所述,由于史料稀缺而又散乱,青巾军途经江油关入蜀,以及最后被明玉珍部消灭在江油关的历史事件,显得格外扑朔迷离。因此,平武地方史志对此从无记载,也就不足为怪了。不过,经过《四川通史》各位编修大家一番拨雾见日般的条分缕析,最终决定编写进正史,也可认定这一事件是有较为充分的史学依据的。绵阳市地方志编纂中心主导编纂名镇名村志,笔者承担了《江油关镇志》的编纂任务。本着慎重的态度,笔者就青巾军的史料与本县地方史学者进行了深入探讨。大家认为,根据2010年出版的《四川通史》,将青巾军事件写入《江油关镇志》,是完全可以的。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胥勋和

供稿:中共绵阳市委党史研究室 绵阳市地方志编纂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