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真

《光明日报》( 2022年05月02日 06版)

承载“盛唐记忆”的乐舞,多以《霓裳羽衣曲》为代表,但在唐代,与之齐名的还有《赤白桃李花》。此曲不见于汉晋六朝乐府,似为唐代新制之乐,郑樵认为是“唐高祖时歌”。天宝十三载(754),唐玄宗将之改制为法曲,《唐会要》记载太乐署供奉曲名内即有《赤白桃李花》,入林钟角调。在中晚唐诗人的笔下,这是一首打上“明皇时曲”烙印的宫廷乐曲。元稹《法曲》记曰:“明皇度曲多新态,宛转浸淫易沉著。《赤白桃李》取花名,《霓裳羽衣》号天落。”李益《听唱〈赤白桃李花〉》诗云:“赤白桃李花,先皇在时曲。欲向西宫唱,西宫宫树绿。”西宫指的是安史之乱后唐玄宗徙居的太极宫,李益被这支明皇法曲触发了对“开元盛世”的缅怀。

8世纪前期,日本仿照唐朝的礼乐制度,大规模地吸收、改编大陆乐舞。《赤白桃李花》虽早佚于中土,在日本却作为雅乐的左方唐乐沿用至今,并存有10—12世纪的笛谱、筝谱、琵琶谱。现存最古老的《赤白桃李花》乐谱见于966年源博雅编撰的《博雅笛谱》,存录了《赤白桃李花》序曲、破曲的笛子演奏指法。《博雅笛谱》部分乐谱来自南宫贞保亲王《新撰横笛谱》(921年),而贞保亲王又是曾在扬州学习琵琶的遣唐使藤原贞敏之高徒。

据藤原师长编成于1171年的筝谱集《仁智要录》记载:“《南宫横笛谱》云,大唐三月曲水宴必舞此曲。”狛近真写成于1233年的乐书《教训抄》也说:“《桃李花》,又名《赤白》,《贞保亲王谱》据伊势兴房所云,唐朝桃花盛时之宴乐,于三月三日曲水宴奏此曲。”两条记载引用早已散佚的贞保亲王《新撰横笛谱》,明确说明了该曲的表演场合。反观中国唐宋时期音乐文献如《教坊记》《羯鼓录》《碧鸡漫志》《乐府诗集》《乐书》等,只有后两种北宋文献提及《赤白桃李花》之名,但也没有提及这些乐舞应用于何种时节或场合。那么,将《赤白桃李花》视为三月三上巳节的专用乐舞,是唐土节俗,还是唐乐东传日本之后发生的变化?

《教训抄》提及《新撰横笛谱》是从伊势兴房那里得到这一知识,伊势兴房是一位通晓唐语而且有过入唐经历的大臣。咸通三年(862),空海十大弟子之一、出家前为皇太子的真如亲王(又称“头陀亲王”)渡海来唐求法,伊势兴房作为真如的随侍,在明州(今宁波)上岸,又经大运河抵达洛阳,再至长安,咸通七年从福州回国。伊势兴房《头陀亲王入唐略记》一书记录此次入唐见闻,咸通五年(864)二月晦日,伊势陪同真如到达洛阳,“淹留五日,寻师听读”。

同一时期的洛阳,祓禊洛滨是上巳一大盛事,正如白居易《和春深》所说:“何处春深好,春深上巳家。兰亭席上酒,曲洛岸边花。”开成二年(837)上巳节,东都留守裴度曾邀请白居易、刘禹锡等十五位名士,于洛水修禊宴饮,白居易写有《三月三日祓禊洛滨》纪事诗,诗序极言“前水嬉而后妓乐,左笔砚而右壶觞,望之若仙,观者如堵”之盛况。咸通五年(864),伊势兴房访洛期间,恰逢上巳节,亲历了祓禊宴饮的城中盛事。返日之后,伊势对当年洛滨听唱《赤白桃李花》等唐乐的情景念念不忘,将之讲述给贞保亲王等贵族子弟,于是有了贞保亲王《新撰横笛谱》中的这条记文。在日本文献的烛照之下,我们再回看《赤白桃李花》的生成语境,可以发现此曲与唐代上巳节俗的内在关联。

按照中原地区的节气物候,上巳节正值桃李芳菲之时,因此与祓祷曲水相关的诗文中常见桃李身影。南朝陈后主《春色禊辰尽当曲宴各赋十韵诗》说:“馀春尚芳菲,中园飞桃李。是时乃季月,兹日叶上巳。”古人认为桃木具有辟邪的功用,桃花契合上巳节祓恶避凶的节日内涵。《荆楚岁时记》“三月三日,士民并出江渚池沼间,为流杯曲水之饮”条下,隋代的杜公瞻注引《韩诗传》:“今三月桃花水下,以招魂续魄,祓除氛秽。”

不同于《祓禊曲》的伤春情调,描述上巳节俗的唐代诗文,普遍带着歌颂太平乐事的明快色调。“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正如杜甫《丽人行》所写,唐代社会盛行三月三日春游踏青。开元天宝年间,朝廷屡次下诏鼓励官民游春宴乐,把上巳节打造成为万民同游、普天同乐的节日。《唐会要》记载开元十八年、十九年、二十年,朝廷连续三年发布敕令:“自春末以来,每至假日,百司及朝集使,任追游赏。”开元十九年二月颁布的《赐百官钱令逐胜宴集敕》称:“咸宜邀欢芳月,继赏春风,夙夜在公,既同咸一之理,休沐式宴,俾共升平之乐。中书门下……三品以上,至春末已来,每置暇日,宜准去年正月二十九日敕,赐钱造食,任逐胜赏。”大张宴饮自然也伴随着铺陈乐舞,康軿《剧谈录》记录开元时期长安曲江池的三月盛事:“上巳即赐宴臣僚,京兆府大陈筵席,长安、万年两县以雄盛相较,锦绣珍玩,无所不施。百辟会于山亭,恩赐太常及教坊声乐。”

在桃李烂漫的河岸水涯,官员们畅饮吟诗,盛装歌伎翩翩舞乐佐宴,这一幅“上巳曲水行乐”场景,被伊势兴房等入唐日人看在眼里,记在心中,口口相传,形诸笔端,成为日本文化的唐朝记忆。乐书《教训抄》在介绍《赤白桃李花》时,文末再度援引伊势兴房之语——

“唐家风俗,每三月三日奏此曲,刺史、司马等数声相和,酣醉而还。”

李益《听唱〈赤白桃李花〉》是唯一记录此曲表演实况的中国唐代文献,那么他是否也如伊势兴房那样,曾在某年上巳节曲水宴上听唱此曲呢?诗中说:“欲向西宫唱,西宫宫树绿。”长安城中太极宫的宫树绿时,大约也是上巳寒食前后,元稹《连昌宫词》“初过寒食一百六,店舍无烟宫树绿”可资佐证。李益之诗往往从听笛、听角声等特定音乐渲染意境,所听之曲皆为唐时流传甚广的名曲,如《小单于》《梁州曲》《行路难》,《赤白桃李花》显然也是同时代耳熟能详的流行曲。

虽然中日文献均不见记载唐代《赤白桃李花》的歌词,无法窥知其乐舞原貌,然而“听众”李益所写的《听唱〈赤白桃李花〉》,以及“词作者”李益所写的《祓禊曲》,两者在情感基调上的相似性,已经暗示了彼此的关联性。初唐刘希夷的名篇《相和歌辞·白头吟》,写洛阳女子感伤落花:“洛阳城东桃李花,飞来飞去落谁家。洛阳女儿惜颜色,行逢落花长叹息。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开元宰相苏颋《杂曲歌辞·长相思》:“君不见天津桥下东流水,东望龙门北朝市。杨柳青青宛地垂,桃红李白花参差。花参差,柳堪结,此时忆君心断绝。”所谓“桃红李白花”,实即“赤白桃李花”,这些以“洛阳女子”口吻吟唱的乐府辞,借春日艳开的桃李花,咏叹红颜易老。由此可以推想《赤白桃李花》曾经也是此类乐府中的一曲。

《赤白桃李花》传入日本之后,成为每年朝廷曲水宴的“定番舞”,女伎的舞冠上簪着桃花,婆娑起舞。12世纪以降,《和汉朗咏集》“三月三日”条目所收菅原道真、菅原雅规、菅原笃茂、纪长谷雄等四句诗,被乐工合以管弦,成为乐舞《赤白桃李花》的歌词。(《体源抄》卷十一)据1171年的《仁智要录》记载,《赤白桃李花》的舞蹈已失传,遂以《央宫乐》舞蹈代替,舞者换为男性四人。日传《赤白桃李花》乐谱在序破之后有六帖,《央宫乐》曲较长,因二曲拍数不同,故雅乐表演《赤白桃李花》虽与《央宫乐》同舞容,但未取后者之第八至十一拍。日本本土诗人的歌词,再加上男性舞者的《央宫乐》——唐乐《赤白桃李花》至此完成了日本本土化的“变容”。

日本化的《赤白桃李花》,采用菅原道真等平安朝诗人咏桃花曲水之诗为歌词,曾经回传中国。北宋陈旸《乐书·四夷歌》记载:“日本国,本倭奴国也,自唐以来屡遣贡使。三月三日有桃花曲水宴,八月十五日放生会,呈百戏,其乐有中国、高丽二部。然夷人歌词虽甚雕刻,肤浅无足取焉。”这里将桃花曲水宴作为日本燕乐的特点加以介绍,又对乐舞歌词加以评点,从语气推测,陈旸有可能读过《赤白桃李花》之类的日本曲水宴乐曲歌词。

唐代《赤白桃李花》曲在宋代还有传唱的记载。贺铸写于元祐二年(1087)的《陈留道中》:“强半春风掩户庭,出门唯见麦青青。从来赤白歌桃李,曾与何人伴醉酲。”绍兴二年(1132)程俱的《二月二日富阳城东(其一)》:“当年赤白桃李花,恨无佳人绝代歌。无事对花岂易得,有酒不饮将如何。”二诗皆写春宴、佳人歌、对花醉饮,可见诗中的“赤白桃李”并非指曲中所唱“美人红颜”,而是指在春宴上听到的《赤白桃李花》曲。

“烟霞远近应同户,桃李浅深似劝杯”,作为春天曲水宴饮的助兴乐舞,《赤白桃李花》在唐土、东瀛都留下了文学与音乐的印迹。山川异域,风月同天,源自唐土的《赤白桃李花》作为节令乐舞,在一千多年的春天里,歌咏舞蹈,这一历史图景,更加映照出中国文化的多元丰富景深。

(作者:吴真,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