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政治的较量

——《江上吟》诗歌背景

马 睿

江山吟(一作江上游)

木兰之枻(yì)沙棠舟,玉箫金管坐两头。美酒樽(一作当)中置千斛(hú),载妓随波任去留。仙人有待乘黄鹤,海客无心随(一作狎)白鸥。屈平辞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啸(一作笑)傲凌沧洲。功名富贵若长在,汉水亦应西北流。

——静嘉堂藏宋蜀本《李太白文集》卷六

今 译

荡起木兰桨,划起檫木舟,玉箫金管之声萦绕于船两头。船中载着千斛美酒和美艳的歌妓,任凭它在江中随波逐流。仙人还有待于乘黄鹤而仙去,而我这个海客却毫无机心地与白鸥狎游。屈原的词赋将与日月永存,而楚王的章华台早已化为丘墟。我兴酣之时,落笔可摇动五岳。诗成之后,啸傲之声凌越沧海。功名富贵若能常在,汉水恐怕也要向西北倒流了。

诗歌背景

政治与文学,历来是两个不同的职业领域。

孔子的学生子夏说:“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孔丘《论语·子张》)。在帝制时代,文人最向往的境界是既当文学家又当政治家,熊掌和鱼兼得。

那么,如何才能成为一位伟大的文学家呢?

一盏文学之灯是否明亮,取决于灵心、学问、世运三个要素。

灵心就像灯柱,并非人人都有。

在这大千世界上的事物:一种是用眼睛直接看见的,比如花草树木、山川河流、日月星辰、飞禽走兽……另一种是需要灵心才能看见的,比如思想、良知、情怀、悲悯……前者集合了物质,后者囊括了精神。必须是对生活、自然和社会特别敏感的人,才会有灵心。只有怀着一颗灵澈之心的人,才能洞悉精神世界的事物。

凡是对生活敏感的人,该生气的时候他会义愤填膺,该高兴的时候他会仰天大笑,而该发怒的时候他则会暴跳如雷。即使不涉及到自己的切身利益,亦是如此。就拿李白来说,他喝一杯酒可以写诗,乘一次船也可以写诗,甚至连吃一碗雕胡饭都可以写出一首好诗来。

反之,对生活、自然和社会麻木的人,是无法成为诗人的。

学问犹如灯油,油越多灯光才越持久。

一个人读的书越多,知识储备就越足,学问才越大,他写出来的诗文才会越好。反之,一个人如果书读得少了,从前人作品中汲取的营养就不足,久而久之便会文思枯竭,江郎才尽。

屈原、李白、杜甫、曹雪芹……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他们博览群书、满腹经纶,腹中对前人的作品积累很深,故而能够信手拈来,运用自如。

世道时运国家兴亡则好比火种,是激发佳作的源泉。

古人云:“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赵翼《题遗山诗》),诗人只有历经了命运的坎坷,目睹了国家之兴亡,胸怀无尽的痛苦……方能写出好诗。

如果不被开除“官籍”,屈原就写不出《离骚》;不被“赐金放还”,李白就写不出“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不经历“安史之乱”,杜甫就写不出“三吏三别”;不经历亡国之痛,李煜就写不出《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不经历抄家之祸,曹雪芹肯定也写不出来《红楼梦》……好诗都是诗人用自己的血和泪写成,没有痛苦感,岂有好诗。

诗也好,文也罢,最终都该为时代发出光亮。

那么,又如何才能成为一位政治家呢?

在中国历史上,涌现过许许多多的政治家。而要成为一位政治家,要具备五项条件:胸怀大志、洞悉形势、知人善任、勇于纳谏、赏罚分明。

政治家和政客都会运用各种手段来达到政治目的,二者的区别就在于志向不同:政客是为了自己的权力、名誉和地位,政治家则是为了国家存亡、社稷安危和人民福祉。

正因如此,政治家往往都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胸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志。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可以百折不挠,不断进取。

而一个人的志向和抱负,往往有与自身的能力、实力成正比,是不断变化的。比如曹操,他年轻时的志向是墓碑上能镌刻“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就知足了(曹操《让县自明本志令》)。但当他做了魏王、加九锡之后,便有了篡汉自代之心。

古人云:“良相如良医”。

一个优秀的政治家,能从千头万绪纷繁复杂的表相下,看到问题的本质,洞悉国家形势。能一针见血找出社会的弊病及原因,并开出科学合理的拯救方案。也就是说,政治家须有“看得准、医得好”的本事。

同时,还须对国家未来的发展走势做出精准预判并顺时而动。诸葛亮尚在茅庐之际便能替刘备开出“割据益州,三足鼎立”的药方,这才能称得上是政治家。

光有药方还不行,还得有药材。

杰出的人才就是治国之良药。俗话说:“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政治家必须有知人善任的本事。

一个国家也好,一个单位也罢,不管咋说,总得有几个干活的人。从事业发展角度来说,重用人才的比例越高,政权越稳固,事业越兴旺,国家越富强。

但遗憾的是,君主只在两种情况下才会求贤若渴:一是胸怀大志,决心成就一番大业时(周文王用姜子牙、刘邦用韩信);二是遭遇重大挫折,准备东山再起时(勾践用范蠡、燕昭王用郭隗)。太平无事之时,君王是不会重视人才的。

用贤才,有五大难题要解决。

齐桓公问管仲:“我喜欢玩酒池肉林,这会影响称霸吗?”管仲回答:“这样虽说不太好,但并不影响称霸。”

齐桓公又问:“那么,什么事才会影响称霸呢?”管仲说:“不知道谁是人才影响称霸,知道谁是人才却没纳入麾下影响称霸,有了人才又不肯重用影响称霸,重用人才又不信任影响称霸,信任人才又喜欢听信小人的谗言影响称霸。”

齐桓公一听恍然大悟,起身向管仲行礼,任命他为国相,并尊称为“仲父”(刘向《说苑·尊贤》)。

君主如果不知道谁是人才,就要到考场、战场、商场、赛场和基层一线、艰苦卓绝、极难险重的岗位上寻觅,纡尊降贵、虚心请教、三顾茅庐、卑词厚礼加以聘请。

对人才要委以重任、充分信任,不可半信半疑使人才落泪、寒心,也不能因小人挑拨而弃之不用。

把人才用在合适位置非常重要,应给猴子一棵树、给老虎一座山。反之,让牛去抓老鼠、猫去耕田,人才纵然有天大的本事,也施展不出来。刘邦用萧何搞后勤、用韩信去打仗、用张良出主意,便能打败项羽,建立起汉朝。

金无赤足,人无完人。是人都会犯错误,犯错误并不可怕,关键是愿不愿改正。

而勇于听取批评意见(纳谏)并及时改正,是政治家的重要品格。

一个人考虑问题的智慧、眼界、位置和方法都是受局限的,难以面面俱到。只要能虚心听取各方面不同意见,集思广益,采纳群言,然后择善而从之,就能不犯或少犯错误。同时,还能对执行中出现的偏差及时予以纠正,最后臻于至善。

政治家只有做到了“有功则赏,有过责罚”,方能服众。如果下属有了功劳却得不到相应赏赐,久而久之,谁还肯卖命?如果下属犯了错误却得不到惩罚,久而久之,人人都不会把法纪当回事。

上述五条,能做到三条就算得上是政治家了,若能全部做到则是杰出的政治家了。

那么,一个人到底是当文学家好还是当政治家好呢?

这就好比吃东西,有的人喜欢吃甜的,有的人喜欢吃辣的,有人喜欢吃酸的。每个人的性格、爱好和条件不同,答案自然也就不同。

一言以蔽之,适合从政的人就去搞政治,适合从文的人就去搞创作,这样才能做出一番成绩来。因人而异、量体裁衣才是上佳之选。反之,则会天下大乱(如宋徽宗赵佶当皇帝)。

熊掌和鱼不可兼得,在官本位思想严重的国度,或许99%的人都会说:“当政治家好!”。唯独李白说:“屈平辞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功名富贵若长在,汉水亦应西北流。”

的确,政治家有权有势,一言九鼎,不仅要风得风、要雨得雨,还能开衙建府、封妻荫子、光宗耀祖、青史留名。而文学家往往穷困潦倒、三餐不继,甚至还会死于非命。

但是,政治家的权力将随着生命的终止而烟消云散,文学家的作品却会流传万代,不受生老病死的影响。

唐肃宗上元元年(760年),遇赦归来的李白流落至江夏(今湖北武昌)、岳州(今湖南岳阳)一带,终日与南陵县令韦冰、岳州司马贾至、历阳县王县丞、刑部原侍郎李晔等人泛舟、游览、饮酒、作诗,悠哉乐哉,甚是潇洒。

此时,历经坎坷的诗人们乘着檫木舟、荡起木兰桨、听着萧管声,同声高呼:功名富贵和权力名利都不过是眼云烟,唯有伟大的文学作品才会流传千古!

是的!千百年来,知道屈原、李白、杜甫、曹雪芹的人肯定比知道熊槐、李亨、爱新觉罗·胤禛的人多得多。时间是一面无情的筛子,筛掉了无数不可一世的帝王,却留下了璀璨夺目的诗人。

在时间的筛选下,文学家赢得了最终胜利,他们永远铭记在人民心中!

名家点评

世人则曰:“与使吾有文章名,不如生前金满籯。”“楚王”句即后功名二句之意,唐(汝询)谓不恋朝廷,删之。(吴昌祺《删订唐诗解》卷七)

他(李白)的好诗,多半是醉后做的,且引他的《江上吟》一首为例,那是酒与诗的联合战线,打败了神仙丹液和功名富贵的凯歌。(郭沫若《李白与杜甫》第93页)

白早年似不应有此如此强烈蔑视求仙隐逸及功名富贵之情绪,而志在删述、希图以诗文传之不朽之思想,亦应在晚年方有。(安旗《李白全集编年笺注》卷十四第1283页)

经典名句

屈平辞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啸傲凌沧洲。功名富贵若长在,汉水亦应西北流。

对比阅读

《梦游天姥吟留别》《江夏赠韦南陵冰》《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寄韦南陵冰,余江上乘兴访之遇寻颜尚书,笑有此赠》《陪族叔刑部侍郎晔及中书贾舍人至游洞庭五首》《将进酒》《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陪侍郎叔游洞庭醉后三首》《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上李邕》《古风·其一(大雅久不作)》《古风·其十六(天津三月时)》《古风·其四十(凤饥不啄粟)》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马 睿(中国李白研究会会员)

配图 :方志四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