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争鸣

䂪津古渡考释

——兼与刘琳、余宏模先生商榷

胡在勋

䂪津,即四川省泸州市古蔺县马蹄镇之大河口。这个渡口古已有之,《华阳国志·南中志》载:“平夷县,郡治,有䂪津、安乐水,山出茶、蜜。”平夷县是西汉在南中置的郡、县。据赵永康先生考证,平夷县的县治所,在赤水河场,即今天的叙永县赤水镇,“笔者三次实际考察其地,从道路里程、山川形势、水陆交通以及历代在这里发生过若干重大事件等诸多方面,认为蜀汉诸葛南征以前,平夷县(庲降都督府)的治所,以任(乃强)先生所说赤水河北岸扼控永宁(今叙永县城)通往毕节要津的赤水河场最为可能。”(《古蔺史 ·第一章 汉晋隋唐 ·第四节 汉晋年间的平夷郡》)其辖地包括今天的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大方、金沙以及古蔺、叙永大部。而平夷县所在的南中地区,就是今天的四川西南部、贵州、云南等。不管是历史上的西南夷,还是夜郎诸国,去中原,大都要经过四川,而古称安乐水(又称大涉水、鳛部水等)的赤水河自西向东横亘其间,渡过赤水河是必要的选择,也是最近的路程。所以,处于赤水河中上游、介于川黔之间的大河口渡口,“旧名䂪津,系入黔孔道。”(光绪《续修叙永永宁厅县合志·卷三·舆地志三》)

䂪津古渡

但是, 对于䂪津的地望,多有争议。历代史志的“大河口即䂪津”这个说法,遭到部分史学家反对。

先是刘琳。刘琳曾是四川大学古籍所教授,是对《华阳国志》精心校注的著名史学家,主编了《全宋文》等历史著作,著述颇丰,在史学界享有较高声望,是任乃强先生之后。

刘琳先生在他的1984年版《华阳国志校注》中指出:“䂪津,当即毕节西南七星山下之七星渡,其地两崖壁立,乌江北源六冲河流过其中,奔腾澎湃。明代于山上设七星关,扼三省咽喉,其人视为‘天险’。”(《华阳国志·南中志》校注P387)

䂪津古渡

第二个对此提出意见的是著名彝族民族学专家,贵州省民族研究所原所长余宏模先生。余宏模先生在他的《明初贵州宣慰使奢香家世考释》(载《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中华彝学》专辑1998年)中提出:“然《华阳国志》之䂪津,即今江门水驿石虎关也,扯勒之地,是界于此,夷书云:扯勒之地,尾至江门乐施舍。”并说:“《华阳国志》称其两岸出茶蜜尤合。而两岸石峡篙眼蜜如蜂房,盖数千年古迹也。晋常璩之所谓䂪津,在晋时已为通津也。乃《大定志》(即《大定府志》,笔者注)求其地不得,以今之大河口马蹄滩当之,傎也!”还强调说:“马蹄滩之为津度,尚未百年,且非通衢,不能如江门之孔道,舟行上下,非江门不足以当其晋时之䂪津也。”

䂪津古渡

两位史学家都认为马蹄大河口不是䂪津。

我们先来说七星渡。

原七星渡位于贵州省七星关区杨家湾镇发达村和赫章县平山镇江南社区之间的乌江北源六冲河上,与修建于20世纪30年代末的G326国道(重庆秀山——云南河口)大桥、新G326七星关大桥、毕(节)威(宁)高速(S20)七星关大桥相距不远。这是大定(今大方)、七星关区(毕节)前往云南的必经之处之一。G326国道在云贵境内基本沿着明清以前的古驿道修筑。这条古驿道,在清乾隆六年(1741年)盐井渡(即今盐津渡)开通之前,特别是乾隆十年(1745年)以前,是滇铜京、楚运的通道:“将寻甸由威宁发运永宁(今叙永)铜斤,改由罗星渡(今宜宾珙县罗渡苗族乡)水运泸(今泸州)店交收。”(《云南铜志·卷四·陆运》),在此之前,滇铜都是从云南各地运抵威宁,再经毕节运往永宁上船运至泸州。

䂪津古渡

那么,七星渡是不是一直为渡呢?“昔之人,竹篾为缆,排船为桥,以通滇南之冲要,盖不知几经岁月也……御关武略朱公(名昊,字显中,)慨然念之。于是以铁代竹,铁环为索……以永乐十四年(1416年)首夏起工,不数月而功成。”(乾隆校注本《毕节县志·卷之八·艺文志·七星桥铁索记》)实际上,七星渡早就有了桥,先是竹缆索浮桥,再到铁索桥。由于铁索桥不稳定,“嘉靖中,道士黄一中者始造七星桥,经营相度纠工具材,其徒继之,功始集。”(《读史方舆纪要·卷一百二十》)。七星渡处造成了石桥(七星桥),所以古驿道所过,已经是桥,早没了渡口。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七星渡在后世如此重要,但是其并不是䂪津。因为远在西汉至晋的600余年时间里,中央政权对云南及贵州等“西南夷”是基本失控的,即使庄硚“略巴、蜀、黔中以西”,唐蒙“厚赐,喻以威德,约为置吏,使其子为令”(《史记·西南夷列传》),乃至诸葛亮“南征,高其义”,也仅仅是“到过”,“西南夷又数反”,这些少数民族地区,多数并不“宾服”中央,所以,那个时候,位于西南夷腹地的七星渡,并不是什么要津,也就不可能是䂪津,当然不会引起常璩等史学家的注意。在滇铜京运、楚运的滇黔境内,倒是“可渡”被多次提及。

䂪津古渡

可渡位于贵州威宁县到云南宣威市的古驿道上,具体位置为宣威市杨柳镇荷花村与威宁县金斗镇营洪村之间的可渡河上。清政府曾在可渡设置了巡检司、驿站管理铜运等一切事务。“兹可渡桥者,为京铜传输之孔道,实黔蜀往来(滇)之通衢。”(《云南历史文化名村名镇·可渡》)可见,彼时的可渡,确是贵州、四川往来云南之要津。但是,可渡位于当时的朱提郡的汉阳治下,远离平夷200多公里(400多里),不是䂪津。

余宏模先生说䂪津是今天叙永江门的石虎关,说是扯勒(平夷县)的辖地北抵江门,要江门的关隘才称得上是䂪津。石虎关位于今叙永江门和纳溪上马两镇交界之处,这不是什么要津,历来都只是个民间小渡口,光绪年间出版的《续修叙永永宁厅县合志》这本地方史志上,记录了包括江门峡附近的天池渡、长滩渡、红白沙渡、泷穿漕渡等永宁河沿岸的十一个渡口,没有石虎关这个渡口,更没有注明哪一个是䂪津。 况且,据谭其骧先生所著《中国历史地图集》标注的平夷县,中心地带为古蔺、叙永南部和毕节北部。其图所示,叙永北部为当时的江阳郡,包括了今天泸州的江阳、纳溪及叙永北部等地。平夷县远没有达到余宏模先生所说的江门峡。同时,《华阳国志》所说的“山出茶、蜜”的山,绝不可能仅仅指小小的江门峡谷两岸“石峡篙眼蜜如蜂房”。山出产茶和蜂蜜,一定是说平夷县山区的主要特产是茶和蜂蜜。据记载,云南、贵州、四川及西藏东南等地是中国最早的产茶区,已有2000多年产茶历史。而我国食用蜂蜜的历史更加悠久,可追溯至商代(距今约3300年左右)。所以,平夷县“出茶、蜜”不可能只是某个小范围。还有,如果平夷县真的有余宏模先生说的那样大,小小的江门峡,又怎么能指代广袤的平夷一县之境呢?另外,余宏模先生说大河口作为津渡不足百年,他是把大河口迁到现址的光绪四年(1878年)当做首创了。

显然,䂪津,也不是江门的石虎关。

䂪津古渡

现在我们来说说大河口渡。

作为西晋就被常璩写进《华阳国志》的䂪津,前代史家曾把它记为马蹄滩渡:“马蹄滩渡、兴隆滩渡、二郎滩渡、太平渡,以上四渡俱上通赤水,下达合江。”(嘉庆《直隶叙永厅志·卷十二·津梁志》和光绪《续修叙永永宁厅县合志·卷六·建置志二·津梁》),“其后又置姚州,亦平夷之东镜,姚州讹为阿着,即今大定北境也,因䂪津以为名。䂪津,今大河口是。”(道光《大定府志·卷之十一·舆图第一疆土第一·沿革表第二》)

大河口渡口,“附近马蹄滩场,离县城(永宁,今叙永)二百二十里,去黔毕节县二百里,过河交界”(光绪《续修叙永永宁厅县合志·卷二·與地志二·关隘》),位于古蔺县马蹄镇马蹄社区(原为大河村,并入马岭村,又改马蹄社区)与贵州省七星关区大屯彝族乡大河村之间的赤水河上。“大河渡,离城(毕节)一百八十里。乃黔(贵州)西商贾往来要路。对岸即叙永马蹄滩。”(同治校注本《毕节县志·卷四·营建志·津梁》)“大河口,北岸则永宁之背人坳有道,可西南通毕节而东南到龙场(今贵州毕节市七星关区龙场营镇),殆即古䂪津。”(道光《大定府志·卷十五·疆土志五·山川记第四》)赤水河从大河口往上游约6千米,南岸(贵州)有余家沟(又名杉木河)汇入;再往上南岸(贵州)有小河(堡合河,因七星关区亮岩境内上沙锅起至岔河段为板桥河,故,光绪校注本《毕节县志》谓之板桥水)入,其渡为小河渡“离城(毕节)一百六十里,乃府属,由瓢儿井商贾往来要路。”(同治校注本《毕节县志·卷四·营建志·津梁》);小河口往上即为赤水渡(即西汉之平夷县治)“离城(毕节)一百五十里,通永宁大路,北岸即永宁分防县丞治。”(同治校注本《毕节县志·卷四·营建志·津梁》);赤水渡往上则为大渡口渡“离城(毕节)一百七十里,乃毕节分运入川铅斤要路。对岸由水潦堡(水潦铺,今叙永县石厢子彝族乡水潦铺村)等处进永宁。”(同治校注本《毕节县志·卷四·营建志·津梁》)。而赤水河大河口下游紧邻渡口的北岸(四川),有马蹄河(旧名石家河)汇入;下行约4公里,北岸白沙河(旧名白撒河、景洞河)在关田口汇入;再下,牛困塘渡口;牛困塘下游,有卧牛河(旧名卧泥河)自南岸贵州汇入鱼塘河渡。后流经仁怀、习水、赤水,最后在合江入长江。

今天的大河口渡口,是光绪四年从上游约300米处搬迁过来的。原有渡口位置,当地人都称之为老渡口。在老渡口下游约30米左右的四川岸(北岸),紧邻河边,还残存高差约3米的两段长约20米的条石砌筑的墙基。据当地人讲,是陈家(现陈氏家族已搬迁至马蹄镇油坊头等处)在码头上的酒坊以及码头上生意人家的住地。据说,渡口在此摆渡时,这里有一条小街,非常繁茂。经现场查勘,从老渡口到背人坳,要顺河往下游走约300米再向上500米左右,才能爬上背人坳,过三道坎到马蹄滩。而今天的渡口爬上背人坳不足400米。看来,渡口搬迁,是要缩短路程。

大河口渡口在历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军事和商旅地位。

“及汉兴,皆弃此国而关蜀故徼。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莋马、僰童、髦牛,以此巴蜀殷富。”(《史记·卷一百一十六·西南夷列传》),那个时候,符县(今合江)等通西南夷地的官家通道已关闭,位于崇山峻岭之间的大河口,必定是比邻地区巴蜀居民前往“西南夷”地““商贾”的首要选择,大河口就成为了西南夷与巴蜀之间的通衢。有了大河口这样的孔道,所以“巴蜀殷富”。

及至清代,各省都有绿营兵驻守,这些绿营兵驻守的地区被划分成了彼此相连的若干区域,每一区域委派千总、把总、外委等官率兵驻守。这个由千把总等率兵驻守之地即汛地。在每一汛地内,一部分绿营兵集中驻扎在该汛的相对中心地段,其余部分则又被分置于汛地内各交通要充之地,安家驻扎,称为塘、卡。

“大定至大河口,出小北门子(北)行十五里至锅厂,有塘……场汛,十五里至楠木箐,有塘;十五里至大河口,有塘。计程百五十里。”(《大定府志·卷之十七·疆土志七·关路记》)

“龙场汛千总一员,兵一百名分防……大河塘安兵五名,交四川大河汛界。”(《大定府志·卷之四十三·武备略第五上·大定协》)贵州在大河口设塘分防。四川则在其地设汛:“一分防大河口汛,外委把总一员,兵丁十五名。”(乾隆《赤水备考全志·卷二·建置考》)到了光绪年间,“一分防大河口汛,外委一员,管理丫叉(今古蔺县观文镇)、鄢家渡(今古蔺县石宝镇与贵州茅台之间)、㮟溪(今古蔺县皇华镇)、三卡,每卡步兵二名;又姚家坪(今古蔺县马嘶苗族乡建新村)、余家坪、大寨、鱼塘渡(今古蔺县椒园镇)”四塘,每塘步兵二名;麻线堡一塘,步兵四名。”(《续修叙永永宁厅县合志·卷十五,武事志一·营制》)

䂪津古渡石刻

那么,为什么从贵州大定至大河口至马蹄滩乃至永宁要沿途置汛、塘、卡?一是军事防守,二是为当地的政治经济服务,还有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川盐入黔及黔铅京运。

明、清两代的川盐入黔的永(永宁,今叙永)岸东路,就是自叙永、麻城,经双沙,过土地关进入马蹄,在大河口过河,前往瓢儿井,最后到大方等地的。

清代制造钱币需要大量的铜和铅(实为锌),铜,除了从日本等进口外,主要来自于云南,即滇铜。而铅则主要来自于贵州,所以称黔铅。黔铅和滇铜除了满足本省鼓铸(造钱),还要为京运(运往京城)和楚运(运往武汉)鼓铸提供资源。

清初,黔铅除少部分陆运至鱼塘河等处上船外运,大量的黔铅都与滇铜一起沿着乌撒(威宁)——毕节——永宁(叙永)的陆路,再从叙永水运至泸州。后来,随着铅、铜需求量的增大,为节约成本和减少道路、马匹等的运输压力,滇铜率先开辟新路,经宜宾方向走水路到泸州,黔铅也寻找新路,进一步缓解压力。于是,沿着川盐入黔通道,自大定府,经马蹄滩(大河口,即䂪津),到永宁(叙永)就是比较优化的选择:

“每年白铅四百五十五万八千六百九斤十一两四钱四分……不敷京楚接运白铅一百三十四万八千六百九斤十二两三钱八分,系府铅,由马蹄滩运交永局足数。”(同治校注本《毕节县志·卷之六·赋役志下·铅运》)通过大河口口岸的京运白铅,占到了总数的近三分之一。

大河口这个交通要道,除了疏解交通,还有征收厘金、“变价接济”的任务:

“奉旨允行于邻省交界各所。州县设四大口岸,永宁为一岸,毕节通永宁要道设五局,委员监收,按月尽收尽解,一年一换。

毕节城厘局委官二员

赤水河厘局委官二员

小河口厘局委官二员

大河口厘局委官二员

大渡口厘局委官一员”(光绪校注本《毕节县志·卷之八·厘金》)

今天的大河口渡,于1993年大(方)纳(溪)公路,即新G321国道在下游约两公里的湾滩通桥后,逐渐荒废,现已无人渡河。

䂪津古渡位置图

作为当年平夷县境内最大的渡口之一,川黔交界之马蹄滩大河口,不仅历来为“黔西商贾往来要路”“川黔孔道”,更是川黔之咽喉。所以,马蹄滩大河口是䂪津无疑。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文/图:胡在勋(四川省古蔺县人,泸州市作家协会会员,古蔺县作家协会副主席,古蔺县诗书画院会员。有诗歌及多篇文学作品在《诗刊》等刊物发表,创作的歌曲在《光明日报》公众号推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