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调元的戏剧人生

浅 夏

1795年,乾隆六十年,李调元61岁。此时的他已远离官场12年,罗江的田园山水和乡邦风物是他晚年安身立命之所。这一年,十六卷的《雨村诗话》完成,他把这部诗话和之前的诗集《童山全集》一起寄给袁枚,并附上一封《寄袁子才先生书》,表达自己对这位终身未曾谋面,却以诗文神交已久的知音的相知相惜:“先生居金陵,调居绵州,其地相去又万余里远也。先生论诗曰‘新’,调论诗日‘爽’,先生有《随园诗话》,调有《雨村诗话》,不相谋也,而辄相和。”袁枚回信赞道:“伏读《童山全集》,琳琅满目,如入波斯宝藏,美不胜收。” 同为乾隆四子,李调元得到袁枚如此嘉许,应该是他晚年最欣慰的事了。不过,这一年的欢乐应该从正月就开始了。

李调元雕像(图片来源:绵阳旅游)

欢乐的春日巡游

这一年的春节,应该也是李调元一生中非常快乐的一个年节。李调元自乾隆五十年拒复官归乡后,即在家中醒园办起戏班,自编自导,自娱自乐,而且还在各种年节中带着自己的家伶班子到亲戚家演出,甚至到附近农村演出,乐此不疲。这一年春天,李调元的家伶戏班已组成十年,不过今年有了新的成就。“人日,家乐初成”,实际上指的是在十年前组成的昆曲班子外,演唱高腔、弹戏、胡琴的“花部”新班子可以登台演出了。于是,整个春天,李家的戏班马不停蹄地开始巡演了。

除夕与初一,自然是在家中演出。初二,李调元来到妹妹李小兰家过节,妹妹嫁到曹家,青年丧夫。李调元与这个妹妹从小同砚作诗,情感甚笃,经常往来。李调元写诗记道:

今年春兴比前超,锣鼓随身破寂寥。高亲家中啖牛脯,曹姑宅内吃猪腰。人逢日暖神增爽,鸟遇天晴语培嚣。我妹明年交六十,管弦预当贺生朝。

妹妹明年就六十了,李调元特特带着戏班子来过年,也是预先祝寿。鼓乐班子一路敲打而来,打破了山村的寂寥。高亲曹家人热情欢迎,盛情招待,端出的是牛脯与猪腰。家班演出更增一番喜庆与热闹,连鸟儿也叽叽喳喳喧闹不已。

初六,李家的戏班子来到姻亲何人麟的弟弟何人鹤(九皋)的家中,与何九皋一起到河村看灯戏。

不到元宵已管弦,况逢狂友更欣然。虽无宝马香车逐,都把山猿野鹤牵。赢得春盘先到口,偷随年少共摩肩。明朝定有人传说,两个诗翁老欲颠。(《初六日偕何九皋人鹤何村观灯》)

不到元宵佳节村子里就开始上演灯戏,路上就可听到喧天的锣鼓,悠扬的管弦,又是和自己有相同爱好的“狂友”一同前往观赏,心情之愉悦快乐真个难以形容。乡村中虽没有城里的宝马香车,但乡人居然牵猿带鹤来看戏。诗中的春盘近似今日的春卷,春饼与生菜以盘装,即是春盘。民间传说吃这个可去春困,这种尝新也称为“咬春”。乡间戏剧演出中由出资者或者当地好客士绅提供春盘,在戏场发送,先来先得。李调元和何九皋两个老头赢得春盘后顾不得斯文,马上入口,一派天真。两人也知道自己是名士长辈,如果主持人看到定会相邀,专门招呼,为不打扰大家看戏,便混在摩肩接踵的少年之中偷偷欣赏观看。不过也希望有人看到明天传扬出去,好一幅真名士自风流的癫狂。

清朝时期的京剧表演

初七,真正的雅事来了。李调元又偕何九皋,携带着新组建的家伶班到陆见麟家,在陆家红梅树下演出《红梅记》。陆见麟家有一株两人合围的大红梅,一树分深浅两色,是燕支、点绛两个品种嫁接而成。每年春开,一白一红,烂若赤雪。陆见麟曾经分出二本赠给李调元,他的红梅书屋即由此得名。当日,主人置酒其下,听演红梅传奇。

一种春风两样分,漫言间色夺缤纷。浅深绛染江边雪,远近赮烘岭上云。人倚阑干同笑语,天教阆苑入芳群。当筵更奏红梅曲,要算霓裳再得闻。(李调元 《红梅八首》其一)

红梅花下赏《红梅》,确乎是一等一的文人风流雅事。之后,蜀中文士官绅听闻此事,纷纷作诗相和,不下百余人。李调元也作诗八首,陆见麟汇集成《红梅唱和集》,并结成红梅诗社,可称当年戏剧演出的盛事。

《红梅记》是明代戏曲名家周朝俊所著,写南宋裴禹与李慧娘、卢昭容的爱情故事。书生裴禹游西湖,权相贾似道的侍妾李慧娘顾盼裴生,加以赞美,致为贾似道杀害。总兵之女卢昭容春日登楼眺望,折梅吟咏,裴生恰在墙外攀枝,昭容即以梅相赠。贾似道见昭容貌美,欲强纳为妾。裴生权充卢家女婿,至贾府拒婚。贾似道将裴生拘于密室,慧娘鬼魂得与裴生幽会,救裴生脱险,并现形痛斥贾似道之凶残暴戾。后贾似道兵败襄阳,裴生应试擢探花,与昭容完婚。后来的京剧《李慧娘》即据此改编。《红梅》是川剧传统名剧“四大本”之一,其三为《金印》《琵琶》《班超》,历经四百年,经久不衰,成为川剧“当家大戏”是后话了。

昆曲《红梅记》剧照

正月过完,李调元的脚步没有停下来:

故友携尊枉驾过,一龛同佛听笙歌。山中客去寻知母,江上人来得刺婆。古寺僧稀松叶少,戏场人散蔗皮多。十年不到团堆坝,白发看看奈老何。(《二月三日至团堆坝访孟时三丈适人山寻药不遇见叶赞之天相毛殿飚德纯两秀才携尊邀至梓潼宫观剧底暮尽欢而散》)

从这个长长的诗名中,可知道那天他到团堆坝(今文星镇)访问一个叫孟时三的友人,结果对方入山采药(寻知母)去了,没能见面,却遇见了叶赞之、毛殿飚两位秀才。二人郑重地邀请他到梓潼宫去观剧,还买来乡人俗称的刺婆,也就是鲈鱼招待客人,数人至夜暮尽欢而散。诗中“一龛同佛听笙歌”十分有趣,乡镇中的寺庙也是当时百姓游乐之所。古寺平时冷落,但因为借作戏场演戏,看戏的人多,以至“人散蔗皮多”。寺庙借作戏场,敬神娱人,两下便宜。李调元在这首诗下面对“蔗皮多”还专门作注释:甘蔗冬窖春卖,儿妇尤喜啖之,戏场为甚,多嚼其汁而弃其皮与渣焉。冬春时节,川中戏场、书场等处,妇孺喜欢边看边吃甘蔗,以至甘蔗之皮与渣遗落遍地,这种情形可为四川地区独特的民俗,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都还普遍存在。

对于一个曾经被乾隆亲许为吏部员外郎、广东学政的一代名士,老之将至的李调元,在这个春天尽情释放出洒脱旷达的乐章。

不去书院恋梨园

也 是在这一年,当他青年时期的好友,已执掌成都锦江书院十多年的姜锡嘏在前一年推举李调元主讲锦江书院的时候,李调元写了两首诗相辞:

野鹤山猿孰肯收,只宜林下任悠游。平生从未居函丈,老命何堪换束脩。况有笙歌蛙两部,难离奴婢橘千头。题诗寄与姜夫子,病马如今不受鞭。

傅粉涂朱满面描,当年同院本轻佻。谁容绛帐兼携乐,肯为皋比别爱娇。能坐岂无时雨化,出行常畏朔风飘。老来更以人为暖,只恐诸生认宋朝。(《寄姜太史尔常劝余主讲锦江书院诗以辞之》)

姜锡嘏(字尔常)是内江人,20多岁时与李调元同在锦江书院读书。李调元在书院的时间并不长,前后不过一年。但那一年书院中同时有6人同科中举,被时人誉为锦江六杰。姜锡嘏曾为嘉庆太子之师,教学甚严,和李调元是至交。晚年目睹李调元纵情戏剧,即以调侃的口吻劝说他在戏曲歌舞娱乐之外就任书院主讲,而此时的李调元却已完全放下了世俗名利。

回首少年时期随父亲李化楠在蜀中和江浙求学,18岁州试中秀才第一,22岁省试中举,29岁赴京中会试第二,钦点翰林,在京城居官期间,受到乾隆皇帝的垂顾和重臣青睐,清廉刚正,人称“铁员外”。43岁乾隆皇帝诏令吏部员外郎,随即升任广东学政,临行前为乾隆召见,再三勉励,47岁任满回京。官声人品朝野俱有口碑。也因此遭人嫉恨也是常理,第二年,奉旨护送一部《四库全书》去盛京(今沈阳),因途中遇雨,沾湿黄箱而获罪,被罚流放伊犁。后经友人搭救,从流放途中召回,发回原籍,削职为民。这一番宦海风波,让这位蜀中才子、翰林学士就此绝意仕进。有人劝他设法复职,他以东坡诗咏答说:“便从洛社休官去,犹有闲居二十年。”

壮志未酬,不得已遭受陷害回家,进而不能、退而不甘的心情最终化为了戏剧舞台的泼洒,至于做书院主讲山长也难免入了省城官场的浑水,不去也罢。李调元这两首诗,写得固然潇洒,也透露出老涩。先说自己已经如野鹤山猿一般悠闲自由惯了,平生从未讲学任教,也不愿以老命去换取微薄的束脩。再说现在的生活还不错,既有歌舞也有田园。之前姜锡嘏邀约的信中有“歌声听罢又书声”的调侃和劝诫,李调元就答之“况有笙歌蛙两部”,这是回应,也是真爱。

德阳市李调元读书台(图片来源:德阳发布)

李调元对戏剧的热爱可从“傅粉涂朱满面描,当年同院本轻佻”这句开始。年轻时和姜锡嘏等人一起在锦江书院读书时,李调元就常常粉墨自扮,可能也会亲自登场,在学生中殊为出众。进京读书为官,常与好友同僚看戏,“时晴斋每招游侍,听雨楼同看剧频”。中年归隐后更是以欣赏戏剧为乐,早在广东学政任上,李调元就完成了《雨村曲话》《雨村剧话》两部戏剧理论专著。归隐原籍后,李调元第二年就在醒园自建乐班,延师教习,亲身实践。在他借以自况的《四桂先生传》中说:“顾性喜丝竹,不能寂居,又工乐府小令。家有数童,皆教之歌舞”“每冬月围炉课曲,听教师演昆腔杂折以为消遣,并且亲为课曲。”

书院的绛帐不容许携带乐舞班子的,他的选择的是携乐与爱娇,年老多病畏惧风雨,只希望与家人团聚,享受温暖。如果还来任教,恐怕会被学生认为是美貌好色的春秋时期宋国公子宋朝了。李调元为推辞锦江书院主讲之任而不惜以“宋朝”自讽,是他的一贯风流。但从那个春天的欢畅中,可知李调元不是戏言,他早已经将戏剧当成了学问和事业,完全不只是歌舞自娱的消遣。

从另外两首《梨园遣兴》里,可以进一步看出李调元对自己戏剧人生的总结:

笑对青山曲未终,倚楼闲看打渔翁;归来只在梨园坐,看破繁华总是空。生涯酷似李崆峒,投老闲居杜鄠中。习气未除身尚健,自敲檀板课歌僮。

川昆风绞雪

李调元少年在川,后随父亲学游江浙,这里是昆曲的发源地。 后在北京多年,京腔盛行,两次宦游又由北京到广东,粤地风情南曲亦有所闻。 归乡后亲身排演家乐戏班,可以称得上是一位兼具理论与实践的戏剧家。 他对当时流行的各种戏剧及声腔都非常熟悉,对其进行记载、考证与论述正是他从少年时就萌发的兴趣。 《雨村曲话》《雨村剧话》是李调元最具价值的戏剧理论专著。 《曲话》以辑录前人论述为主,间或附以己见。 上卷主要引元曲作家的名句,品评它们 炼词 造句的成就和音律风格; 下卷着重对明代传奇戏曲的词采问题作深入的探讨。 《剧话》上卷漫谈戏曲制度沿革,下卷考证戏曲所演故事。 其中,对川剧声腔的记载与论述可以说是其中最有历史意义与理论价值的部分。

李调元家中的戏班最初唱的是昆曲,他的《戏作》说:“世事无非戏,何妨偶作诙。先生实苏产,弟子尽川孩。书塾兼伶塾,英才杂俊才。小中堪见大,此亦费栽培。” “有吴县邹在中,侨居成都,善昆曲,延至家,教小伶。”诗中说的“苏产”,就是吴县人邹在中,李调元将他延聘至家中,指导川中的孩子在家里的书塾中,既读书又学昆曲。当时剧坛流行花雅两部,雅部就是指昆山腔,而花部则是弋阳腔、棒子腔、京腔、秦腔等其他唱腔形式,当时也被称为乱弹。明代中后期,昆腔经过魏良辅的改良,文辞典雅,洗尽乖声,在江浙文人圈子中盛行,李调元家中的乐班在前十年都是以昆腔为主。后来受到安县、什邡、绵竹、绵州等地星罗棋布的戏班高腔、弹戏、胡琴等的影响,李调元家的戏班慢慢地逐渐川化。

在李调元写给姜锡嘏的辞书院主讲的诗中,明确写到“况有笙歌蛙两部”。古人以蛙黾借指乐部戏班,李调元“蛙两部”并非虚数,他原有的“ 先生实苏产,弟子尽川孩”,习唱的是昆曲雅部。而乾隆六十年那个春天“家乐初成”,正是李调元的花部家班正式登场的时间。初二那天在妹妹家热了一下身之后,首演正是初七陆家“红梅树下演红梅”的盛事。《红梅记》为川剧高腔名剧,剧中《摘红梅》《幽会》《放裴》《冤辩》等俱为优秀川剧传统折戏。由专演昆折戏发展到昆、高、胡、弹、灯, 李翰林的戏班为适应时代的要求、群众的需要,从单纯演昆曲的“家伶”,迅速发展为五腔俱备的“风绞雪”的大戏班子。 “风绞雪”是川剧特有术语,也就是将高腔、昆腔、胡琴、弹戏、灯戏五种声腔集于一班或合于一台演出的表演形式。

有趣的是,从正月初二那天李调元的诗中不难看出翰林家那锣鼓喧天的戏班子,一路敲打,可以想见上演的应该也不会是那“拍捱冷板”“调用水磨”的纯正昆腔了。李调元所处的乾隆年间,由于皇帝喜好,上下提倡戏曲。四川民间社戏如火如荼,各县乡在庙会期间,动辄演出成百上千个剧目。这是川昆演变的必然趋势。

野狐教主翰林戏

在川剧发展史上,有一位色艺俱佳并在京城剧坛卷起风云的角色,这就是对川剧及川剧弹戏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金堂魏长生。对于这位川中名角,作为乡人的李调元不能不瞩目并给予特别的关注。

魏长生,字婉卿,时人称魏三,生于乾隆九年(1744), 卒于嘉庆七年(1802),比李调元小10岁,两人差不多同一时间离世。魏三小时因家贫穷,当过学徒,后随唱秦腔的陕班去陕地学秦腔。学艺返回四川前,据说曾随班在江南一带演出过,接触来自弋阳声腔系统的吹腔和徽腔。魏三在乾隆三十五年第一次进京,那年他26岁,当时京班京腔盛极,他没有出人头地的机会。乾隆三十九年,那年31岁,他又一次进京,并开始崭露头角,但为何未继续演出的原因却不明,有人说是仇家陷害。

魏长生像

魏三真正为众人所赏而大红则始自乾隆四十四年,时年36岁。他前两次进京献艺,虽未成功,但对京师剧坛诸腔优劣及观众趣味有所了解。他回川后,与川剧艺人一道,对川秦腔进行了革新,将胡琴用于川秦腔之中,月琴副之,同时采用梆子和唢呐等乐器,把一部分昆词改唱梆子或吹腔,使之合于丝竹,形成了别具风格的川秦腔。这种秦腔与胡琴戏有相似之处,也就是说魏长生所唱虽为秦腔,但是来自四川,较之陕西的秦腔已有很大变化。魏是金堂人,接近成都,他的唱腔更接近川剧弹腔。

北京精忠庙清代壁画戏台

乾隆四十四年(1779),魏长生带徒弟到北京,搭“双庆班”演出。当时北京也有秦腔戏班,但不被观众赏识,而魏长生的川秦腔一炮走红京师。《燕兰小谱》说:“京班多高腔,自魏三变梆子腔,尽为靡靡之音矣。”“以《滚楼》一剧,名动城,观者日至千余,六大班子为之减色。”“凡王公贵位,以至词垣粉署,无不倾掷缠头数千百。一时不得识魏三者,无以为人。”魏长生演唱剧目多为男女情事,表演中男扮女装,声色魅人。他的花旦戏做工细腻,唱词通俗易懂,腔调清新婉转,伴以胡琴、月琴等,繁音促节,声情并茂。他以男旦工旦行,创新旦角装扮,将包头改为梳水头、贴片子,创造踩高跷技艺,极尽展现女性婀娜多姿的身段。这些技巧现在一直还在舞台上沿用。

乾隆四十七年(1782),官府以“淫冶妖邪”终于查禁魏三的双庆班。“概令改昆、弋两腔,如不愿者,听其另谋生理。倘于怙恶不遵者,交该衙门查拿惩治,递解回籍。”这一年,与李调元的被污下狱几乎同时。此后魏三辗转扬州等地。

考察李调元的行踪与经历,他与魏长生的初次相会应在乾隆四十六年至四十七年间,即他从广东回到北京时。对于一个痴爱戏剧的人来说,李调元对京城大红大紫的魏长生不可能不瞩目,魏长生在舞台极其妖娆,而在实际生活中却颇为豪侠好施。爆红之后,他曾以同乡之情接济一时窘迫的故里官员,当这位蜀守问其想要什么样的回报时,他只说“愿在吾乡作一好官”。也就在这个时候,李调元与魏长生在京城相识。一个是如日中天的名伶,一个是才名冠世的翰林,性格同样豪放洒脱,一见如故成为好友当时情理之中的事情。

不过,目睹这位川中老乡的爆红,李调元的心情有些矛盾。在他后来的《雨村诗话》中记载了当时的观感和心境。

近日京师梨园以川旦为优,人几不知有姑苏矣……最著为金堂魏长生,其徒成都陈银官次之,几于名震京师。以《滚楼》一出奔走,豪儿、士大夫亦为心醉。其他杂剧胄子,无非科诨诲淫,一时观者如堵。而京中王府、萃庆、大成、裕庆、余庆、保和六大部,几无人过问,真可为长太息者。壬寅秋,奉禁入班,其风始息……余谓魏三作俑,可称野狐教主,伤哉!

李调元认为魏长生是“科诨诲淫”的“黄戏”的始作俑者,称其为野狐教主。这说明李调元的戏曲观带有浓厚的儒家教化色彩。后来,魏长生在京之昆弋班改唱歌忠烈教化戏,如《铁莲花》《香莲钏》,声容如旧,风韵弥佳,李调元说:“幸年届房老,近见演贞烈之剧,声容真切,令人欲泪。则扫除脂粉,固犹是梨园佳子弟也。效顰者当先有其真色,而后可免东家之诮耳。”对魏长生的艺术水准李调元还是非常肯定的,告诫那些效颦者要有真色。

再后来,魏长生和徒弟陈银官以事押回原籍,李调元也归田往成都。过金堂,魏三曾以书来约一见,李调元有诗对魏长生进行了评价:

魏王船上客,久别自燕京。忽得锦官信,来从绣水城。讴推王豹善,曲著野狐名。身价当年贵,千金纸不轻。

傅粉何平叔,施朱张六郎。一生花底活,三日坐中香。假髻云霞腻,缠头金玉相。《燕兰》谁作谱,名独殿群芳。

燕京相识相别,绣水城故园重逢,感慨当年魏三色艺唱做俱佳,名声如日中天。如今非复前观,也是人生如戏。魏三的寥落跟乾隆禁戏有关。乾隆是戏迷,但他也是清代禁戏的始作俑者。乾隆四十五年,大约在全国范围中清理禁止了大约三百出戏。宣扬民族情绪的戏、才子佳人爱情戏、水浒戏、宫廷戏等等俱在禁演之列,禁戏令一直到嘉庆初年都还在推行。对此,晚年在乡间悠游巡演的李调元也颇为无奈。嘉庆三年七月初一,李调元照旧带着伶工进入了安县境内,却听闻安县有演出禁令,于是作诗两首:

言子当年宰武城,割鸡能使圣人惊。前言戏耳聊相戏,特送弦歌舞太平。

昔日江东有谢安,也曾携伎遍东山。自惭非谢非携伎,几个伶儿不算班。

李翰林在诗中委婉地表示他的戏只是“弦歌舞太平”,而他所携比不过谢安的家伎,演出的伶僮不过儿戏罢了,魏三那样的绝代风华已是过眼云烟。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浅 夏

供稿:成都市金牛区地方志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