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地方史志与

文物保护利用的融合发展

陈明吉

提要 文章围绕地方史志与文物保护利用融合发展这一命题,分别以地方史志与文物保护利用工作的现状、存在问题,地方史志与文物保护利用融合发展的必要性、可行性和发展方略等进行探讨,为研究地方史志与文物保护利用融合发展提供了借鉴和思路。

主题词 地方史志 文物保护 融合发展 研究

多年来,地方史志和文物保护工作分别在各自不同领域,采用各自不同的组织形式和运作模式,对史料和文物,以“他无我有,他有我精”的求索精神和使命担当,深入进行收集整理、编纂研究、开发利用,取得了较好成效,在存史、育人、资政等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随着科学文化事业和人类社会发展,这种地方史志和文物保护利用工作并驾并驱、各自发展的形式,逐渐显露出信息不畅、协作不力、资源浪费、物不能尽其所用、科学研究开发利用成本增大等弊端。而互通有无,资源共享,研究成果互补,地方史志与文物保护融合发展的需求越来越突显出来,它已成为新时代的呼唤,社会发展的需要和历史进步的必然。

一、地方史志、文物保护的现状和存在问题

长期以来,各级地方史志和文物保护工作部门在继承人类社会遗产、传承历史文化基因等方面,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花了大力气,出了很多彩。以绵阳市安州区为例,安州区地方史志工作本着对人民负责、对历史负责、全面系统客观记述安州历史的精神,一代又一代史志人在广阔的史志天地不辍耕耘,收获了累累成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安州史志先贤们在清朝中后期,先后成书了乾隆、嘉庆、同治年间修纂的3部木刻本《安县志》;民国时期,先后于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出版了3部石刻本《安县志》。同时,清朝翰林院学士、四川安县大才子李调元著有《函海》160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安县人民政府加大编史修志的步伐和力度,成立了专门机构,狠抓编史修志工作,两轮修志,完成了新编《安县志》和续修《安县志》的工作;编纂出版了《中国共产党安县历史第一卷》《中国共产党安县历史第二卷》,并指导县直各部门编修部门志,指导各乡镇编修乡镇志。从1992年开始,每年编纂一部《安县年鉴》,从2015年起,每年编纂一部《执政实录》。2013年编纂出版的《汶川特大地震安县抗震救灾志》获四川省地方志优秀成果一等奖。为传承历史,留住乡愁,有计划编纂出版“安州区第一个共产党员——沙汀”等党史人物系列丛书,这一部部精品,成就了安州区的历史文化元素。

文物保护利用工作也是硕果累累,成绩斐然。各级文物管理部门严格按文物保护法等法律法规赋予的历史使命,认真开展文物搜集、征集、发掘、鉴定、抢救、修复、研究、展览,使藏在深闺无人知的珍宝,绽放异彩。依然以安州区的文物保护利用工作为例,在馆藏文物方面,通过2015年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安州区博物馆珍藏文物2944件。其中国家一级文物2件、二级文物9件、三件文物312件。这些珍贵的文物中,既有历史文物,又有革命文物;既有古钱币、古陶器、古瓷器、古代金银珠玉饰品,又有古代字画、票证、军械、文献、绢帛、印章等。自2012年博物馆建成以来,分别以“自然旅游厅”“历史文化厅”“非遗民俗厅”“地震援建厅”“馆藏文物厅”等系列展览向民众免费开放。在地面文物方面,通过1987年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和2007—2011年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安州有文物点300余处,文物保护单位40处。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处、四川省文物保护单位5处、绵阳市文物保护单位6处、区级文化保护单位6处。这些不可复制、不可再生、沉睡千年的瑰宝,在文物管理部门的精心呵护下,显露峥嵘,成为安州历史变迁活的见证。

虽然地方史志和文物保护利用工作在现有体制下运转正常,发展势头良好,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纵向管理多,横向联系少;各自研究多,统一部署少;资源分散多,集中利用少。在机制体制等方面,也存在着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空间,地方史志和文物保护融合发展迫在眉睫。

二、地方史志与文物保护融合发展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随着社会各个领域改革开放的不断扩大和公益事业资源共享,知识信息全面公开的社会主义新时代背景下,作为服务民生、服务社会的地方史志与文物保护融合发展,自然成为新时代的呼唤和历史发展的必然。

(一)地方史志与文物保护融合发展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需要

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认为,先有新生事物的出现,再有管理工作的跟进,这是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管理形式必须服从服务于客观存在。地方史志和文物保护工作,由于历史的原因,在管理体制上形成了现有管理模式和组织机构序列。在业务管理上,地方史志工作归属于中指组和省市区县地方志办,而文物保护工作则归属于文旅部、文厅、县市区文旅局(文体局);在行政管理归口问题上,地方党史工作部门归属于党委组织部,地方志工作部门归属于政府办,文物管理部门归属于党委宣传部,在安州区同为文物,馆藏文物由博物馆进行管理,不可移动文物由文管所进行管理。这种管理上的多头,不利于事业的统筹发展,有待从管理体制上进行整合调整,适应社会事业发展需要。

(二)地方史志和文物保护融合发展,是整合资源、物尽其用的需要

由于地方史志和文物保护多年来分属于不同序列,在搜寻、占有资源过程中,各自都以不同方式和途径获得了一些史籍、文物上的珍品,并以此作为自己的“镇馆之宝”。如建国前,安县有清朝、民国年间的古籍志书《安县志》6部。其中乾隆板的木刻本藏于安州档案馆;嘉庆、同治年间的两部木刻本和民国二十七年、民国三十二年的两部石刻本藏于安州图书馆;民国二十二年的石刻本藏于安州区史志办。而作为广收博纳、包罗万象的博物馆因建馆较晚却缺少这类藏品。如果有朝一日对古籍《安县志》进行研究、开发,势必费时费力,增大周折。而且由于保管条件限制,也不利于藏品安全。出于整合资源、保护珍品、物尽其用,地方史志与文物保护乃至档案保护的融合发展显得尤为重要。

(三)地方史志与文物保护融合发展,是史志与文物互为作用、相应生辉的需要

史志与文物不是各自孤立的客观存在,而是无法分割,有着深切的不解之缘。它们之间互为作用,相辅相成,互为表里,相互转化。史志可以转化为文物,如《安县志》《抗震救灾志》《中国共产党安县历史》等史志书籍已成为安州的文物。而文物则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历史,每一件文物的背后都隐藏着丰富的历史内涵,它是史志编纂研究的客观载体和宝贵史料源泉。从历史上看,北宋司马光之所以能成功编纂《资治通鉴》,完全得益于英宗、神宗两代皇帝的大力支持。其一,是英宗皇帝特批,专门为编修《资治通鉴》成立了一个书局,专事修鉴工作;其二,是英宗皇帝特批,赋予司马光以特权,即可以自由借阅皇家图书馆和龙图阁、天章阁两个宫廷图书馆的书籍,这些重要文物和档案为《资治通鉴》成书提供了很大帮助。从现实看,国内唯一的一处称“王”的羌寨——安州羌王城的研究开发,则得益于重要的考古发现和同治年间《安县志》、北宋初年《太平寰宇记》的记载;安州区茶坪、高川通往茂州的两段茶马古道的发现,则得益于茶坪河上的东方廊桥——姊妹桥和雎水河上“鱼洞山前悬半月,虎头山下见长虹”的神秘古迹——太平桥。

(四)地方史志与文物保护融合发展的理念与基层的呼声形成共振

我们走访了与地方史志、文物保护相关联的部门,大家普遍认为地方史志与文物保护融合发展很有必要。他们谈到,近几年随着爱国主义教育、精神文明建设、全域旅游发展,农业、工业、水利、交通等重点工程建设都在向古人请教,请历史帮忙,一时间探究历史、寻宗问祖成为一种时尚。但遗憾的是,大都是单一的、零散的、功利化的、临时性的研究,缺乏全面、系统、深度和可持续性,不能形成合力。在加强联系、互通有无、资源共享等方面,安州博物馆一位负责人谈到,史志、文物、档案、图书都是性质相当、功能接近的文化事业,但相互之间不了解、不认识,同是一家人,难进一家门,希望通过融合发展得到改变。

三、地方史志和文物保护融合发展方略探讨

(一)对管理体制试行改革

在现有管理体制中,地方史志、文物保护、图书、档案在其具体管理工作中,都是各有班子、独立门户。然而这些单位普遍人员偏少,多者十来人,少者五六人。而且麻雀虽小,肝胆俱全,繁杂的行政事务和社会工作,不堪其负,从而冲淡了主责和主业,影响了事业的快速发展。就其属性和功能,地方史志、文物保护、图书、档案大致相当,基本相同。因此,可以设想在馆所不撤的情况下,将地方史志、文物保护、图书、档案的管理职能进行整合,成立诸如“XX地方历史研究所”之类的管理机构,将宝贵的人才资源从繁杂的行政事务和社会工作中解放出来,以更多的精力投入主责和主业。在管理体制上,变多家为一家,变松散的“朋友”关系,为亲密的“兄弟”关系。

(二)对资源进行整合

在实施管理体制融合改革的基础上,可按职责、功能定位,在体制内部进行专业分工。如史志工作以史为本,以志为本;文物保护以人为本,以物为本。在资源上进行整合,将多家保存的重要古籍、史料、文物,如安州区古今各个时期的《安县志》,李调元、沙汀等重要历史人物的书籍、文稿、文献、实物等移至具有上乘保藏、展示条件的博物馆进行集中保藏,以利科学管护和方便查阅、研究、开发、利用。如果“镇馆之宝”不便转移,可分别开列清单,在各个部门之间互通情报,互通有无,研究成果互补,实现资源共享。

在资源整合上,安州区史志办已开始尝试。如在制定《安州区红色历史文化资源保护方案》时,将占地1000平方米的安州区“红色记忆馆”在场地富裕、条件优越的安州博物馆进行拓展,并获得区人民政府认可。

(三)对历史文化进行统一规划,科学发展

在机构、资源改革整合的基础上,对各项业务工作进行全面、系统、科学规划。统一制定工作目标,统一制定工作流程,统一纳入考评考核。定期召开座谈会、联系会、汇报会、研讨会,使历史文化的收集、整理、编纂、研究、保护、维修、开发利用得以科学有序发展。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陈明吉〔中共绵阳市安州区委党史研究室(绵阳市安州区地方志办公室)编辑,绵阳市安州区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原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