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载《巴蜀史志》2023年第1期

从“博古交权”看“两个确立”

的决定性意义

张立新 官 燕

一百多年来,我们党之所以能团结带领人民接续奋斗,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成就,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确立了党中央的领导核心,确立了全党的指导思想。遵义会议及红军在向扎西进军途中召开的“鸡鸣三省”石厢子会议等一系列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进入新时代,我们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心愿,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

一、雄关漫道真如铁 而今迈步从头越

历史长河波澜起伏,大浪淘沙始见真金。遵义会议后的四渡赤水之战是决定党和红军命运之战,是在中央红军士气最低落、身心最疲惫、处境最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一场生死攸关的绝地反击。毛泽东同志面临着如何维系党和红军的团结、如何肃清“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军事路线的影响、如何把因无根据地依托所造成的困难降到最低、如何克服高山大河等恶劣自然环境,特别是如何突破十倍于己的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包围等一系列严峻挑战,对于被推到历史大潮浪尖上的毛泽东来说,则是对其军事指挥才能和军事思想最直接的检验。

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为3万余人,蒋介石全歼红军于湘江的企图落空后,又在赤水流域布下40万重兵。红军自开始长征、突破4道封锁线以来一直打消耗战,不仅没有取得大的胜仗,而且元气大伤,中央红军陷入生死存亡的危险境地。

四渡赤水,是毛泽东同志经遵义会议取得党的领导权和“鸡鸣三省”石厢子会议取得实际军事指挥权后的一次精彩表演。虚虚实实,声东击西,调虎离山,金蝉脱壳,这些蕴含着中国军事智慧的作战元素,在四渡赤水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中央红军在毛泽东同志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指挥下,纵横驰骋于川黔滇边界地区,巧妙地穿插于敌人重兵集团之间,四渡赤水,南渡乌江,威逼贵阳,乘虚进军云南,巧渡金沙江,甩掉了敌人的重兵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有人说四渡赤水的胜利靠的是当时军委二局的情报准确,也有人说靠的是四川籍红军高级将领对四川贵州云南结合部的环境熟悉。这固然对四渡赤水的胜利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情报不是遵义会议后才开始准确的,关键是谁在使用这些情报!环境不是遵义会议后才开始熟悉的,关键是谁在分析将士们的建议!从某种意义上说,四渡赤水的过程就是毛泽东同志的核心领导地位从无到有、从有到有力的过程。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经济低迷、气候变化、地缘战争等威胁持续蔓延,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受到冲击,世界发展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此间,中国改革开放已进入深水区,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中国面临严峻挑战。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闯急流、涉险滩、立柱梁、破藩篱,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400多个重点改革文件先后出台,1900多项改革方案接续推出,实现了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

在斗争艺术的把握上,习近平同志根据形势需要,把握时机,及时调整斗争策略,抓主要矛盾、抓矛盾的主要方面,坚持有理有利有节,把握斗争火候,在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在策略问题上灵活机动。先谋后动,动则必成。

梳理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发展脉络,毛泽东同志和习近平同志在面临挑战,应对危机,其斗争艺术一脉相承,都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即:冷静沉着应变局,掌握局势的主动权,变被动为主动。

毛泽东同志把打破敌人围追堵截的现实任务和重建根据地的既定目标,有机统一起来。他不为寻找新根据地所束缚,而是依据战场实际,时而显露出要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趋向,时而又向北摆出同红四方面军会师的态势,把包袱甩给敌人,机敏地调动敌人,在赤水河两岸与强敌周旋。其中,至为重要的是采取了正确的军事路线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正如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在四川古蔺白沙会议上作出的《告全体红色战士书》所说:“红军必须经常地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80多年前的红军长征,面临着数十倍力量悬殊的国民党大军的围追堵截。80多年后的新时代长征,同样面临着数十倍力量悬殊的西方大国的围追堵截;80多年前的红军长征,没有现成的道路可走。80多年后的新时代长征,同样没有前人走过的道路可以借鉴。但是,不管是80多年前的昨天,还是80多年后的今天,毛泽东同志和习近平同志都同样有着带领中国人民谋幸福、带领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坚定的信心和决心。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漫步从头越。”四渡赤水,勾勒出中央红军意志坚定、涅槃重生的曲线。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永远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

踏平坎坷成大道,斗罢艰险又出发。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应对挑战中超越自我,从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航船劈波斩浪、一往无前。

二、沧海横流显砥柱 万山磅礴看主峰

纵观中国共产党历史,在国家治理过程中,一个坚强的领导集体、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或于危难之际化危为机,或在转折之处领正航向,或在陷于低谷之时力挽狂澜。

毛泽东同志是在危急关头力挽狂澜的核心人物。遵义会议前,我们党一直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坚强有力的党中央,接二连三地犯了“右”倾投降主义和“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党的事业蒙受重大损失。

1935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遵义会议,结束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领导,批判了博古、李德的“左”倾军事路线。从此,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由伟大转折不断迈向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

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并且在这以后使党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新局面。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遵义会议虽然纠正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但在长征中红军的出路问题仍尖锐地摆在毛泽东等领导人面前,最重要的问题是红军还没有明确的战略方针指引战略方向。

1935年初,中央红军进入泸州境内,准备从宜宾和泸州之间渡过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但敌人对长江沿岸进行全面封锁。此时中央苏区中央分局书记项英来电,请示中央指示行动方针和突围方向。当时中央纵队到达叙永石厢子,有了召开会议的有利时间条件与战略环境。

1935年2月4日至5日,在泸州叙永石厢子,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研究决定了三件重大事情:一是根据遵义会议精神,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了分工,决定博古(秦邦宪)交出党中央的最高领导权,由洛甫(张闻天)接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二是讨论和研究了中央红军的行动方针,部署红军作战略转移;三是讨论和研究了中央苏区今后的行动方针等问题。

“鸡鸣三省”石厢子会议取得的成果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推选中央领导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进一步走向成熟;二是进一步清除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为中国共产党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奠定了重要的组织基础;三是进一步确定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是在长征四渡赤水及以后的千难万险、艰苦卓绝的伟大革命实践中形成的。这是中国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根本原因。

历史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深邃的战略眼光,敏锐地判断出历史大势: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自此,中国改革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总目标,全面发力、多点突破,蹄疾步稳、纵深推进。

“积力之所举,则无不胜也;众智之所为,则无不成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运筹帷幄下,一整套解决深层次矛盾问题、有重大创新突破、具有新时代中国特色鲜明的改革设计破茧而出。新时代的改革汇聚全国各方面智慧,形成了“最大公约数”。我国实施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力度最强的脱贫攻坚战。亿万人民,众志成城、万众一心,打响了一场气壮山河的疫情防控阻击战。

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惧风雨,越是艰难险阻,越要闯关夺隘。面对变化和挑战,拨云破雾,看清方向,把住大局,立足我国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提出国内大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思路。

习近平同志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思想家、战略家的非凡理论勇气和卓越政治智慧,肩负起进行新的具有开拓性意义理论创造的历史重任,在新时代伟大斗争实践中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是在新时代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实践中形成的,这是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的根本原因。习近平同志作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是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的领路人。

三、乘历史大势而上 走人间正道致远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弄清楚中国共产党的发展逻辑,才能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

(一)“两个确立”的理论逻辑: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

从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无一不是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及建设实践结合起来,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是四渡赤水取得胜利的精髓。中央红军忽南忽北、即打即离的战略智慧,就在于一切从实际出发,把握变化中的不变。以遵义会议为起点,“鸡鸣三省”会议为重要节点,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掌握了中国革命的主动权和领导权,最根本的就是把握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活的灵魂——实事求是。

事实证明,只有承认中国国情的独特性,承认红军要有一套独特的战略战术,才能开创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四渡赤水的胜利,是对敌斗争的胜利,是同党内错误思想斗争的胜利,是实事求是的胜利,最终归结于方向和道路的胜利。

中国的伟大变革,总是在直面问题中展开波澜壮阔的画卷,改革的重大关头,无不依靠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和方法指导破冰。

在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射新时代中国之“的”。在历史转型期,习近平同志对中国社会各阶层进行深刻分析,抓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矛盾的新变化,作出重大判断:“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就指出,经济社会是一个动态循环系统,不能长时间停摆,越是在这个时候,越要用全面、辩证、长远的眼光看待我国发展,越要增强信心、坚定信心。

(二)“两个确立”的实践逻辑:蹚出一条走向辉煌的胜利之路

面对乱云飞渡、惊涛骇浪,我们党表现出无所畏惧的伟大实践精神,表现出浴火重生的伟大创造精神,在血与火中蹚出了一条走向新生、走向胜利的革命道路。

长征途中,我们党通过艰苦卓绝的实践探索,成功把解决生存危机同拯救民族危亡联系在一起,实现了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变,为夺取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进而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打下了坚实基础。

“鸡鸣三省”石厢子会议召开后,中央红军速急进入云南境内,随后又决定回师东进,再回四川,准备二渡赤水,此时有不少将士对毛泽东同志机动灵活、迂回曲折的战略战术不理解,认为是走“弓背路”“回头路”。各个部队从上到下都表现出埋怨情绪,看不到希望。在到古蔺白沙的途中,毛泽东同志亲自与红一军团一同行军,一路都在为将士们讲解中国革命的前途和现阶段的形势和任务。同时间,周恩来同志到中央纵队、刘少奇同志到红三军团、陈云同志到红五军团,对红军官兵们开展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通过白沙会议的动员宣传,中央红军将士们迅速统一思想,增强了取得胜利的信心,随即二渡赤水,攻占娄山关,取得长征以来最大的胜利——遵义大捷。

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

坚持加强党的领导和尊重人民首创精神相结合,坚持“摸着石头过河”和顶层设计相结合,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统一,坚持试点先行和全面推进相促进。党中央带领全国人民,应变局、战洪水、防疫情、抗地震、化危机。

(三)“两个确立”的历史逻辑:新征程上赢得未来的必然要求

我们党之所以能够领导人民在一次次求索、一次次挫折、一次次开拓中,完成中国其他各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根本在于我们党始终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确立和维护党的领导核心,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历史传统和独特政治优势。

毛泽东同志深刻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邓小平同志也强调,国家的命运、党的命运、人民的命运需要有一个领导集体;任何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要始终注意树立并维护党的领导集体,以及这个集体中的核心。习近平同志指出:“旗帜鲜明讲政治、保证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是党的生命,也是我们党能成为百年大党、创造世纪伟业的关键所在。”实践证明,只要全党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就能把全国各族人民团结起来,形成万众一心、无坚不摧的磅礴力量。

周恩来同志是“两个维护”的典范。在“鸡鸣三省”石厢子会议期间,周恩来同志全力维护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地位,保证了党和红军领导核心的稳固。在石厢子,周恩来同志与博古彻夜长谈,认为只有毛泽东同志能够担当重任,挽救红军于危难之际,建议由毛泽东同志做党的领导人。

今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我国发展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党的二十大提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两个确立”形成于新时代伟大变革之中,必将为我们在新征程上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提供根本保障。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

〔2〕中共泸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泸州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

〔3〕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

〔4〕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丛书编审委员会编:《红军长征·参考资料》,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

〔5〕《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学习辅导百问》,党建读物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21年。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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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张立新(泸州市政协)

官 燕〔中共泸州市委党史研究室(泸州市地方志工作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