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 2023年06月17日 10版)

倪玉平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财政史专业委员会副主任、运河研究院兼职教授,曾任美国哈佛燕京、UCLA访问学者,荷兰格罗宁根大学客座研究员、日本中央大学客座教授。“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获得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出版《清代漕粮海运与社会变迁》、Customs Duties in the Qing Dynasty,ca.1644-1911,主编《中国运河志·通运卷》等学术著作。

行驶在大运河上的货船通过杭州拱宸桥(2022年5月27日摄)。新华社发

北京市昌平区大运河源头遗址公园里的“白浮之泉”碑亭和九龙池。新华社发

清代徐扬《姑苏繁华图》 资料图片

中国大运河包括京杭大运河段、隋唐大运河段和浙东运河段,全长3200多公里,有2500多年的历史。2014年,中国大运河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在目前入选世界文化遗产的900多个项目中,中国大运河以其时间跨度之长、辐射面积之广、牵涉人口之多,居于独一无二地位。

2019年,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工程启动,大运河入选。大运河作为我们的祖先人工创造的伟大工程,是自我沟通、自我发展的工程,它灵动、实用且包容,充分体现了我们的祖先创造自然、利用自然、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成就。

大运河的历史

古代中国如何大规模地运送人员和物资?在较长时间里,在当时的技术条件限制之下,最经济、最高效、最便捷的方式一直都是水运。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在今天的扬州附近开通邗沟,沟通了淮河和长江。邗沟开通后,吴王夫差用它运兵运粮,北上伐齐,打败齐国之后参与诸侯争霸。邗沟的开凿也被视为中国大运河的开端。

战国七雄之一的魏国以大梁为首都,大梁就是今天的开封。魏国开凿了一条郑州和商丘之间的运河,名为鸿沟,极大方便了魏国农业的灌溉和商品贸易的往来。楚汉争霸时,项羽和刘邦以鸿沟为界,中分天下,这也是后来中国象棋里楚河汉界的由来。

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运河整体变化不大,不过由于这一时期北方经常发生战乱,导致北方人口大规模迁移到南方,因此带来一个很大的变化——隋唐之后南方人口超过北方。随着人口流入,南方的经济和农业得到发展,中国经济中心进一步南移,这也直接影响了随后古代中国的发展。

隋朝重新统一中国后,隋炀帝计划北上攻打高句丽,需要源源不断地从南方获取财富,因此以洛阳为中心,组织人力开凿了一条东西走向的大运河,即隋唐大运河。隋朝建都长安,即今天的西安,当时长安至洛阳之间水运航道非常凶险,运粮极为不方便,为解决这个问题,隋炀帝在洛阳附近修筑了很多粮仓,包括洛口仓、回洛仓和含嘉仓等。含嘉仓是当时天下第一大粮仓,根据考古学家对它的发掘考察,含嘉仓储粮可达4.6亿斤。

关于隋朝开凿大运河之举,历史上有不同的评价。较为常见的观点是,隋炀帝急功近利,短时间内召集数百万民工来开凿大运河,导致民怨沸腾,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所以隋朝二世而亡。还有观点认为,正是大运河导致王朝权力延伸到江南,江南就变成封建王朝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富蓄水池,所以有人评论:“东南四十三州地,取尽脂膏是此河。”还有人认为大运河工程本身很有价值:“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

继起的唐朝享受了隋炀帝修建大运河的红利,盛唐气象有很大一部分功劳应该归于这条大运河。由于从洛阳到长安的运粮难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唐朝皇帝一度越来越频繁地去洛阳“就食”,就是皇帝带着一大堆皇亲国戚和文武百官去洛阳吃饭。唐高宗在位27年,在洛阳“就食”时间长达一半;武则天在位20年,18年都在洛阳“就食”。唐中宗时期,关中发生大饥荒,有人劝唐中宗迁都,结果唐中宗坚决反对,他说:“岂有逐粮天子哉!”话虽如此,但实际上唐中宗的父亲唐高宗和母亲武则天就是曾经的“逐粮天子”。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运道受阻。唐德宗时,因为漕粮没有按时到达,禁军发生哗变。不久,江南的韩滉送来漕粮,知道消息的唐德宗急忙跑到东宫告诉太子:“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矣!”由此可见大运河对于唐朝统治安危的重要意义。

北宋王朝定都开封,有效地避开了将粮食运往洛阳和长安的风险,运输条件得到很大改善,漕运非常高效。北宋时期每年通过运河运抵开封的漕粮多达600万石到700万石,是中国漕运史上的巅峰时刻。大量南方物资的到来,促成了北宋开封的极度繁华。后来南宋偏安江南,杭州为首都临安,获取漕粮更加便捷。这一时期浙东运河得到了更大的利用。浙东运河连接杭州和宁波,从春秋战国以来就得到开凿和利用,南宋的物资可以通过这条运河直达海上,顺利开启海上丝绸之路。

元朝以北京为首都,为保证北京的物资供应,元朝最初采取海运的方式。与此同时,在著名水利专家郭守敬领导下,以隋唐大运河为基础,逢弯取曲,开凿京杭大运河,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京杭大运河基本格局。京杭大运河开通后,从南到北有效连接了五大水系,包括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和海河,让中国北方最主要的河流全部连通起来,这是古人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郭守敬还有一个重要的工程和今天的北京密切相关——他开凿了从通州到京城的运河,同时又从昌平引地下水供给这条运河。南方的船只可以通过这条运河直接行至北京什刹海,在积水潭码头卸货。元世祖忽必烈看到南来北往的漕船在这条运河上穿梭往来,非常高兴,于是赐名为通惠河。

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定都南京,不过他对南京作为都城非常不满意,他先是想迁都回其老家凤阳,结果工程修建到一半,又改变了主意,考虑建都开封或西安,甚至派儿子朱标到关中巡视。可惜朱标从关中返回后很快去世,朱元璋受到沉重打击,迁都之事就此作罢。朱元璋曾经的迁都想法,后来被他的儿子朱棣以出其不意的方式完成。由于朱标早逝,朱元璋将皇位传给孙子建文帝。建文帝上台后,朱棣起兵发动靖难之役,很快夺取皇位,随即启动了营建和迁都北京的巨大工程。朱棣迁都北京,既有个人的政治需求,同时也与当时中国整体局势的变化密切相关。唐朝以前,中原王朝主要的外部压力来自西北的匈奴、鲜卑等少数民族,为有效抵御外来压力,有必要将政治中心和军事重心放在西北。宋元之后,中原王朝的外部压力主要来自北方少数民族,所以首都大都选在北京。而为了满足政治中心和军事中心所需要的物资,就需要通过大运河连通南方。因此,能够有效连接政治中心与经济重心的大运河,也在隋唐时期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发展。

朱棣以元大都为基础,花了14年时间才将北京城修建完成。修建北京城是一项极其浩大的工程。为了完成这一艰巨任务,朱棣下诏天下,从全国各地征调士兵、工匠、物资。这些人员和物资的运输,大都依靠运河。当时北京城的皇室建筑所需砖瓦,大多来自山东临清。另外又从四川、云南、贵州等地调集大型木材。北京城工程完工后,大运河又将景德镇的瓷器、杭州苏州的丝绸衣物和漕粮运到北京,保障明王朝日常所需。明代著名的来华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说过这样一句话:“北京什么也不生产,但什么也不缺少。”

为保证大运河的通畅,明成祖朱棣还启动了一项重要的水利工程——南旺枢纽。山东济宁是整个运河中地势最高的地方,两边落差30多米,又缺少充足的水源。工部尚书宋礼在水利专家白英老人帮助下,围绕引水、蓄水、分水和泄洪四大环节,导入汶水,修建完成非常复杂的南旺枢纽工程,成功地解决了大运河的水源,让其大部分流向北方,小部分流向南方,“七分朝天子,三分下江南”,天才地解决了大运河最重要的技术难题,为明清大运河500多年的漕运通畅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南旺枢纽是整个大运河上科技含量最高的工程,也是17世纪工业革命前世界土木工程的最高技术成就。

中国地势主体是北高南低,人工开凿的大运河要把漕粮从地势低的南方运到地势高的北方,而运河又没有自己的水源,所以不仅线路上需要借助大江大河,同时还需借助沿线的湖泊和泉水给运河注水,这些湖泊和泉水被称为“水柜”。运河沿线还修了很多的闸坝、桥梁,以便一级一级地提升水位。古人还发现可以通过拉升河道来减缓水势,有“三湾抵一闸”的说法。大运河的修建,集中体现了古人的聪明才智和科技水平。

政治经济之河

大运河修建好之后,为明清王朝首都的大繁荣大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有史料记载,明代北京的土著居民不到十之一二,来自全国四面八方的人口,则超过了居民人口的十之七八。大量的外来人口,或是经商,或是从事手工业,或者从军,或者做官,极大带动了北京社会经济的发展。明朝中后期,北京的人口超过200万。到了清代,北京人口更加兴盛。法国年鉴学派大师布罗代尔认为,当时北京的城区面积比不上英国伦敦,但人口却是伦敦的两到三倍。

为维护政权稳定,清朝的两位皇帝康熙和乾隆都曾分别六下江南。在这十二次南巡中,两位皇帝都在做类似的几件事:一是巡视河工,指导修治运河和黄河。二是体察民间疾苦,免除了沿途经过地方老百姓的地丁钱粮,其中乾隆皇帝的六次南巡,免除的地丁钱粮就超过1000万两。三是整顿吏治,检阅军队,提拔和罢免一批官员。四是增加江南举子的应试名额,江苏、浙江、安徽三省秀才名额即增加了5600余名,占原来的1/4左右。同时,又通过特科方式召试江南举子,优异者直接赏给举人,如钱大昕、孙士毅等人被录取,后来又考中进士,成为《四库全书》的主要编纂者。五是祭礼孔庙、明太祖陵、大禹陵等,笼络江南士大夫。通过这些方法,清朝的统治更加稳固。

明清时期,中央政府都在运河沿线设立了很多水驿站,成为中央政令下达和地方情况向上汇报的重要途径,在江南地区尤其如此。中央政府还通过大运河运兵,将军事力量快速投放到需要的地方去。“一船矛戈一河兵”,调防军队至江南地区之杭州、南京、京口等地,运河一直是首选的交通工具。

大运河还是一条“外交之河”。当时外国使团往来中国,很多都是经过运河往返。元代著名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中国生活了17年,并担任过元朝的官员,沿运河到访过很多城市,比如杭州被他称为“世界上最美丽华贵之城”。明清时期中国与外国的交流较为频繁,西方传教士来华,如利玛窦从南京经运河前往北京;荷兰使臣、英国使臣到访中国,都是经过运河返回南方。东亚的日本、朝鲜也有许多使臣、官员、商人从杭州出发前往北京,其中最著名的是朝鲜官员崔溥。崔溥从杭州到北京,回到朝鲜后写下《漂海录》,书中有许多关于运河的记载。

中国有两处外国国王墓,埋葬着两位古代外国国王。第一位国王来自文莱,明永乐六年(1408年)时死于南京。第二位国王是菲律宾苏禄国国王,明永乐十五年他带着妻儿和340人的庞大使团,沿运河坐船到达北京,受到永乐皇帝的隆重接待。后又沿运河南下,时值农历九月,苏禄国国王因病逝于山东德州。听到消息的朱棣很悲痛,下令由苏禄国国王长子回国继承王位,王妃及次子在德州守陵,给予俸饷。此后,菲律宾的苏禄国后人还时常到中国扫墓。

大运河不仅是维护王朝大一统的政治之河,也是古代中国经济的大动脉。通过运河往来的船只,有官船和民船。官船主要是运送漕粮、盐、铜、木材等物资。明清时期,每年行走在运河之上的漕船有约1万条,每条船载货量为500石左右。明清时期,为补贴运丁收入,朝廷规定漕船可以携带一定仓位的“土宜”(土特产)沿途交易,且免予纳税。这个数量在明成化年间是每条船10石,万历年间增加至60石;清雍正年间增加为100石,嘉庆年间则增加到150石,几乎占漕船载货量的1/3。漕船在北京交完漕粮,空船返航容易遇到危险,所以也需要从北方带一些土特产到南方销售。每年经漕船携带的土特产多达100万石,超过1.5亿斤,可见数量之庞大。当时从南方运往北方的商品,主要有丝绸、茶叶、木材、纸张、瓷器、铁器等;从北方运回南方的主要是棉花、干鲜果品等土特产。经过大运河的连接,中国经济最发达地区的商品交流彻底活跃起来,形成了著名的运河经济带。

大运河是明清时期全国最主要的商品流通干线。我统计了清代大运河沿线各关每一年的税收,从最北端的崇文门开始,天津关、临清关、淮安关、浒墅关、南新关等,这些运河上的税关,每年征收250万到300万两白银。当时清政府在全国设立49处税关,一年关税收入500万两左右,大运河税关占50%至60%的比例。当时关税大致按商品价值的2%至5%征收,所以也可以根据关税征收量,来反推大运河的商品流通情况。

大运河也是重要的客运之河。每年都会有大量的商人、举士、官员沿运河南来北往。特别是文人,他们在运河旅行时,留下大量的文字记载。有学者做过不完全统计,仅明清时期和大运河相关的日记,就有90多种。这里有很多大家耳熟能详的名字,比如清朝雍正年间的大臣李绂,清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还有民族英雄林则徐等。林则徐在日记中记载了他多次由京杭运河往返于福建和京城的情况。

文化之河

大运河的存在,极大地改变了古代中国的生活,方便了人员的往来,也极大地丰富了古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现在的我们,能够在唐诗宋词、古典小说、昆曲京剧、书法绘画等各个领域,看到大运河无处不在的影响力。

“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吴山点点愁。思悠悠,恨悠悠,恨到归时方始休,月明人倚楼。”白居易在《长相思》中,用拟人化的手法将运河的流水与女子对丈夫的思念勾连起来,非常形象传神。又比如“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的苏州;“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的杭州,经过历代诗人的妙笔生花,这些运河沿线的城市历史瞬间变得鲜活起来。

运河沿线的每一座城市,可以说都刻上了大运河的历史基因。比如山东济宁,唐朝大诗人李白和太守贺知章在这里相聚相识,贺知章邀请李白畅饮,因为忘记带钱,贺知章就以官印金龟换美酒,成为美谈。贺兰氏酒楼老板仰慕李白的才华,以酒楼相赠。李白在济宁期间,写出了“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的《将进酒》,“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行路难》,以及“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梦游天姥吟留别》等千古名篇。杜甫与李白也是在济宁相识相会。

又如扬州,杜牧的“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和“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把这个大运河上著名城市写得亮丽无比。很难设想,如果没有大运河的滋养,李白还会不会写出“烟花三月下扬州”的诗句,清代的扬州八怪还会不会在这里活动。

运河沿线一些较小的城市,也因为运河而与中国文化发生历史的联系。比如常州,宋代文豪苏东坡曾14次到访常州,最后逝世于此。所以常州人会骄傲地说,苏东坡“未曾一日忘吾州”。中国历史上写诗最多的诗人是乾隆皇帝,他一生写了4万首诗,我个人认为其中最好的一首就是写常州的:“门前一带邗沟水,脉脉常含万古情。”

唐诗宋词如此,元曲明清小说也不例外。关汉卿《窦娥冤》是他在淮安采风所得,窦娥临死前许下誓愿要楚州大旱三年,楚州正是淮安的老地名。四大古典名著也无一不和运河发生关系。《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是江苏淮安人,从小就在运河畔听南来北往的故事,所以才能在创造上天入地的孙悟空形象时得心应手。《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是山西太原人,14岁时母亲病故,随父亲在苏州、杭州一带做生意。元朝末年天下大乱,罗贯中在苏州结识《水浒传》作者施耐庵,以师徒相称。水泊梁山是大运河的水柜之一,而施耐庵也长期隐居于淮安写出《水浒传》。曹雪芹的父亲曹颙、祖父曹寅,都曾经做过南京的江宁织造,曹雪芹从小在江南水乡长大,锦衣玉食,后来被抄家返回北京,通过《红楼梦》很容易看出,林妹妹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坐船从扬州沿大运河而来的。

明清时期与大运河相关的小说情节也不胜枚举。《金瓶梅》的发生地是大运河上的山东临清(清河)。“三言二拍”的作者冯梦龙和凌濛初是江浙人,其中记录的故事也有运河的影子,如卖油郎独占花魁,主人公是从开封逃难至杭州;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杜十娘与李生从京城沿运河走水路南下,最后投江而死。蒲松龄在江苏宝应做幕僚一年多,收集整理资料,《聊斋志异》大多带有运河的痕迹,比如《胭脂》就写到聊城与大运河关系密切的东昌湖。

戏曲艺术的发扬光大也依托于大运河。昆曲取名于苏州昆山腔,明代中叶以来独领风骚,以苏州为中心沿运河和长江四处扩散,成为明中叶至清代中叶影响最大的剧种,昆曲唱腔华丽,成为中国文人剧的代表。《闲情偶寄》作者、清代戏曲家李渔有专门的戏班子,曾全国巡演,因戏班人员衣箱众多,出行大多都靠运河行走。京剧的诞生,大运河功不可没。乾隆皇帝八十寿辰时,四大徽班坐船进京献艺,后来又吸收湖北楚调、秦腔、昆曲等戏曲的精华,创造出适应南北观众口味的“皮黄”,又称“京调”。京剧深受人们的喜爱,风行全国,成为“国粹”的代表。

与大运河直接相关的书画作品也非常多,尤其著名的是两幅国宝级名画,一为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5米多长的画卷表现了开封的繁华;一为清代徐扬的《姑苏繁华图》,12米长的画卷描写了清代苏州的富丽。

大运河还是民族交融之河。运河沿岸商业发达,经商风气兴盛,导致郊区附近的成年男子经常出门经商很少在家,有人特意写诗:“莫嫌村坞行人少,夫婿经商不在家。”而长期住在苏州阊门大运河边上的唐伯虎,在《阊门即事》中说,“四远方言总不同”,证明当时苏州居民的民族、语言、风俗都不相同。大运河沿岸的聊城、德州、济宁、淮安等地,是各民族和谐共生的地方。

运河也是封建时代赶考举子们的希望之河。清康熙九年(1670年),浙江举子蔡启僔进京赶考,路过江苏淮安山阳,山阳县令和他同时中举,蔡启僔想前去拜访,结果县令不愿意见他,让家丁“查明回报”,蔡启僔愤然离去。随后他高中当年状元,写诗道:“一肩行李上长安,风雪谁怜范叔寒。寄语山阳贤令尹,查明须向榜首看。”十二年之后,蔡启僔的侄儿蔡升元同样高中状元,他又写诗:“君恩独被臣家渥,十二年间两状元。”

历史上的大运河,就是这样一条政治之河、经济之河和文化之河。正如梁启超所说:“自运河既通以后,而南北一统之基础,遂以大定。此后千余年间,分裂者不过百年耳。”大运河的存在,为古代中国的大一统和经济文化的繁荣昌盛,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转型与展望

进入近代,大运河发生了衰落。衰落的原因,一是由于清咸丰五年(1855年)的黄河改道,清廷无财力进行维护,大运河由此丧失通航的条件;二是随着近代西方科学技术的传入,铁路、轮船等现代科技改变了传统只能依靠水运的方式,进一步导致大运河传统运输的衰落。

随着大运河的衰落,运河沿线的很多城市也随之衰落。最为典型的例子是山东临清。临清在明初才设为县,随着运河的日益繁荣,临清由县升为州,再由州升为乾隆年间的直隶州。临清的商业极为发达,征收的关税一度居八大榷关之首。近代大运河失去通航功能,临清人口由20万锐减到不足5万,临清也由直隶州重新降格为民国时期的县。

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非常重视水利的兴修,大运河逐步得到治理。今天大运河的苏北段,仍然是北煤南运的重要通道,每年的航运量在3亿吨以上,相当于3条京沪铁路的运量。2022年,借助南水北调,大运河重新恢复了全程通水。

2500多年来,大运河是中国古代历史的见证者和参与者。它直接见证了中国经济中心由北向南的变化,也见证了中国政治中心由西北向北方的转移,还见证了大一统的国家如何利用自身的优势,有条不紊地协调政治中心、军事中心和经济中心,将其变成有机的整体。

大运河集中地体现了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特性。这条大运河不会停留于文字和史料记载中,它是流动的、鲜活的,是奔腾不息的国家记忆、民族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