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盛世修文的四重逻辑

成 飞

盛世修文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有着关系深远的内在联系,蕴含着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现实逻辑的辩证统一

盛世修文,文载盛世。文化关乎国本国运,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办好盛世修文大事,是肩负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举措之一,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基础性工程。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总书记开宗明义地指出:“盛世修文,我们这个时代,国家繁荣、社会平安稳定,有传承民族文化的意愿和能力,要把这件大事办好。”这一重要讲话凸显了对传承和发展中华文明的家国情怀、民族情怀和历史使命感、责任感。盛世修文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有着关系深远的内在联系,蕴含着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现实逻辑的辩证统一。

理论逻辑: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是盛世修文的理论渊源和立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盛世修文的理论渊源和立论基础。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站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具有继承性、发展性、批判性、论辩性等特性,蕴含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阐释文化、政治、经济三者的辩证关系,充分说明某一时期的经济基础决定文化与政治,而政治、文化等上层建筑对经济具有能动反作用。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历程中,毛泽东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是首先决定那一定形态的文化的;然后,那一定形态的文化又才给予影响和作用于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诠释了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关于文化的独特社会作用。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文化是人类客观物质活动的反映。随着人类实践活动深入,文化得以生成发展,人类又会有意识总结文化。而盛世修文是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在揭示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的思维发展规律上的现实与实践。自古以来在较长时间内保持国家昌盛、经济繁荣、科技发达、思想活跃的特定阶段,其文化事业发展也会达到高峰,国家层面、地方层面、个人层面均会全面总结已有各个层面的文化成果,同时在修史立典、修文立著、修书立志有新突破和新成就。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的重大命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结合”的结果是互相成就,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新时代,在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指导下,通过收集、保护、挖掘和研究中华文明典籍资料,书写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盛世修文必将呈现出更加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

历史逻辑:历朝历代中国人自觉地把盛世修文作为夙愿,形成了文化传统

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中华文化的丰厚内涵是盛世修文的文化沃土,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基因。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时,全面揭示中华文明具有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只有全面深入认识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才能更准确把握盛世修文深厚的历史渊源和文化根基。盛世修文乃历史之规律。法国启蒙思想家德尼·狄德罗在法国《百科全书》之“中国”条目中盛赞“中国民族,其历史之悠久,文化、艺术、智慧、政治、哲学的趣味,无不在所有民族之上。”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修史立典、纂志编籍、纂谱拓片,历朝历代中国人自觉地把盛世修文作为夙愿,形成了文化传统。秦汉时期适逢政治、文化统一初步完成,依托先秦学术思想,推动了董仲舒、司马迁一批思想家对历史、文化价值的全面阐述,出现了集经学、哲学、史学和文学于一身的《史记》。唐宋时期经济繁荣,国泰民安,丝绸之路的畅通,推动了国内各民族文化、中外文化的广泛交往交流,诗词歌赋、礼乐教化、律法制度、经史子集等达到当时世界文化发展的高峰。元明清三朝大一统盛世逐渐形成,大规模整理典籍、编纂国家层面史志达到古代顶峰。每一个时代都推动了中华民族精神薪火相传,每一次盛世都推动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全新发展,每一部典籍都展现了中华文脉的绵延不断。从《诗经》到《乐府》,从《元和郡县志》到《寰宇通志》,从《永乐大典》到《四库全书》,从《大元一统志》到三修《大清一统志》,“彰千古同文之盛”,涵盖经史子集等各个方面,涉及中华大地各民族共同凝聚的历史记忆,为中华民族赓续文脉作出了重要且独特的贡献,为人类文明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贯穿于盛世修文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孕育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化根基。

中国国家版本馆中央总馆展出的《永乐大典》 (图源:视觉中国)

实践逻辑:中国共产党始终有意愿、有能力保护好、利用好文史典籍资料

近代以来,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文化中大量珍贵典籍版本遭受劫难、流布海外。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既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抗战炮火下中华典籍饱经战乱,中国共产党没有将古籍束之高阁,一直在“用好”“护好”古籍上下功夫,展现出中华民族坚韧不屈的爱国主义精神。长征途中,红军开始积极收集沿途史志文献。延安时期,毛泽东在潜心攻读马列主义著作的同时,还认真研读历史典籍。1941年8月,毛泽东起草《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时,明确要求“收集县志、府志、省志、家谱,加以研究。”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传承中华文脉的同时,还积极开展红色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文献资料收集整理,出版《列宁选集》《毛泽东论文集》等,努力推动中华民族文化的现代转型,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提供了“金种子”。新中国的成立开启了盛世修文的新起点,党中央把文献整理作为一项基础性文化工程,先后出台《中共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成立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实施中华大典工程、中华再造善本工程,投入大量资金,对《资治通鉴》《永乐大典》等一系列大型古籍进行修复、校注、出版、影印、翻译、缩微复制,使一批珍贵古籍版本得到保护。自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对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红色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历史性实践,是百年党史的历史见证、社会主义发展史的具象文化载体,十分清晰地印证了中国共产党无论是在革命年代最艰难的时刻,还是在新中国成立后举步维艰的阶段,始终有意愿、有能力保护好、利用好文史典籍资料,不断从中华五千多年文明的积淀中汲取历史智慧的精华养分,为盛世修文聚集最大限度契合时代诉求的实践经验。

现实逻辑:新时代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抓好盛世修文这件大事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对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先后出台《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2021—2035年国家古籍工作规划》等,在国家“十三五”规划中提出“加强修史修志”。习近平总书记对古籍工作的保护、传承、发展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重要指示,为新时代传承保护历史文化典籍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首都博物馆时强调,要高度重视修史修志,把历史智慧告诉人们。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视察调研时强调:“要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加强古籍典藏的保护修复和综合利用,深入挖掘古籍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理念、道德规范,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中国国家版本馆中央总馆强调要把盛世修文这件大事办好。新时代十年来,全球汉籍合璧工程、敦煌文献系统性保护整理出版工程等一批中华文明传世工程部署实施,《儒藏》《蜀藏》《中华医藏》《中华续道藏》《今注本二十四史》《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料汇编》等一批典籍编纂工程有序开展,这些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标志性文化工程充分证明了新时代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抓好盛世修文这件大事。中国国家版本馆的建设不仅是增强文化自信、传承中华文明的缩影,也标志着盛世修文进入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的阶段,预示着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必将达成。

来源:《四川日报》2023年7月3日第12版“思想周刊”

作者:成 飞(四川师范大学中华传统文化学院)

配图:方志四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