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传统”

　　“传统”一词，在两千年前的东汉时代就已出现，最初的意思是皇帝将一统江山传位给下一代。“传”是“传位”之意；“统”是“大统”之意。《后汉书》说东夷各国“国皆称王，世世传统”，即是此意。

　　后来“传统”词义发生演变，主要表达一种世代相承延续的意思，因而它常常与一些具有一定特点的社会性元素相连接，比如说：“传统风俗”“传统道德”“传统思想”“传统学术”“传统艺术”“传统工艺”等等，但讲得最多的还是“传统文化”这个词，它的包含性更广，意义更大。

　　“传统”与“民族性”密切相关。一种文化或文明都是通过民族的特性来体现的。反之亦然，民族的特性是通过其民族文化来体现的。传统文化与民族性形影不离。因此，如何来认识和对待“传统”，便成为一个非常重要而严肃的问题。

　　欧洲十七世纪开始的启蒙运动和理性思潮，无疑推动了世界的伟大进步。但这种思潮对于“传统”的认识却不够全面。当时欧洲社会将“传统”与“科学理性”看成对立物，因此这种思潮便带有“反传统”的色彩。在这种历史文化背景下，传统被看作巨大的阻力，被看作历史的惰性力。那时的人们认为，人类社会要积极进步，就要把这种消极力量摧毁。

　　这种情况在近现代中国表现得也非常突出，中国社会从上个世纪“五四运动”开始便形成一种“反传统”思潮，此后便有了“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所谓“破四旧”，以及“彻底与传统决裂”等等口号。这种情况不是中国的特有现象，它与世界两百多年来的“反传统”思潮是有很大关联的。

　　上个世纪后半期，全世界的学术理论界都开始反思“传统”问题，反思人类应该如何认识和对待传统。这时人们普遍认识到，传统虽然有其巨大的消极作用，但也有巨大的积极作用。当代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爱德华·希尔斯写了一本书，叫《论传统》（Tradition）。他在书中指出：传统是一种对社会行为具有规范作用和道德感召力的文化力量，同时也是人类在历史长河中的创造性想象的沉淀。一个社会不可能完全破除其传统，一切从头开始或完全代之以新的传统，而只能在旧传统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创造性的改造。（参见傅铿：《论传统·译序》）这种观点已经成为当代世界人们的共识。

　　由上述可见，对于传统，人们有时极其憎恶，有时又极其尊崇。因此人们也一再反省：对传统应采取怎样的态度，是批判、抛弃，还是继承、弘扬？人们总觉得他们的选择可以决定传统的命运，后来却惊奇地发现是传统在决定着人们自己的命运。

　　这是因为，一个民族文化传统的形成，是那个民族文化心理、习俗性格的反映，而一个民族的文化心理、习俗性格会延续千百年，很难加以改变。这正像各种物种的习性难以改变一样。但人类不同于一般生物之处，在于他们有思想，当其自身的文化传统影响到他们的生存目标的时候，他们会去改变这种文化，以适应他们的发展需要，而当改变过头使他们不能适应时，他们又会在某种程度上向其文化传统回归。

　　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许多时期，一些有影响力的革命家、政治家和思想家们力图去批判、摆脱传统，以促进社会的政治改革和进步，并且其中有的已经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然而在新政、新俗推行数十年，乃至上百年之后，历史却又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回归到传统上来。传统具有如此大的吸引力，但并不意味着社会发展没有进步，社会的发展也会不同程度地改变传统的运行方向。

　　近四十年来，虽然国家经济和科技取得了日新月异的大发展，人们出门，交通工具很多，坐汽车、乘高铁、乘飞机；信息沟通看手机、开视频，无比先进，与古代社会不可同日而语。可是在文化思想上，我们却正向传统回归。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要求到2025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体系基本形成。大家已经看到，这些年反映在学术文化界方面，有持续的文化热、儒学热和国学热。有人对此提出疑问，说这不过是一种暂时现象，既然是“热”，就会有“退热”的时候。而我们则认为这是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在起作用。如果我们回顾历史，我们会坚信，未来的中国文化仍将沿着它既有的文化传统向前发展。

　　经典文化对于今天的意义

　　（一）“中华元典”是“六经”。

　　在世界文明史上有一个重要的现象，就是许多文明民族都有作为其精神信仰的经典。中华文明也有其精神信仰的经典，这就是中国最古老的六部经典：《诗》《书》《礼》《乐》《易》《春秋》。它们合称为“六经”。汉以后《乐》经亡佚，所以又称“五经”。虽然汉代以后只有“五经”了，但习惯上我们仍称之为“六经”，以“六经”作为“中华元典”的代称。

　　与其他文明的经典相比，“中华元典”具有鲜明的人文色彩，它反映了中国先民对人类所关心的重大问题如自然、社会、人生的思考，具有多方面的原创性，后世许多思想都可以从中找到最初的原型，由此而形成中华民族认识世界和把握世界的思维方式。

　　在中国古代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中华元典”所承载的价值观，一直是古代社会的指导思想。后世无论多么伟大的思想家，其影响都无法与“中华元典”相比。而两千年间的一般知识分子很少有不读“中华元典”的。今天我们学习经典文化，其目的不是把它当作一种古董知识来了解，而是通过经典诠释来透视其时代的精神和灵魂，从而把握中华民族价值理想的历史脉动。

　　（二）“六经”是中国人的身份说明书，是中华民族的“出生证”。

　　“六经”是中国最早的文献。它记载了中国的上古历史，以及上古圣贤的遗训。从这些重要文献中，我们可以了解“我们是谁”？我们中华民族是怎么来的？而要了解“我们是谁”，就要了解我们的祖先是谁？这是我们每个中国人都需要了解的。

　　中国最早的历史是“口传历史”，“口传历史”讲述的是传说时代，从原始时代的“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炎帝神农氏”“黄帝轩辕氏”，再到颛顼、帝喾、尧、舜、禹，这些标志性的氏族社会的中心氏族和领袖人物，可以说是中华文明的最早缔造者，他们各自代表着他们那个时代的发明创造和生产力水平。而文明时代是在中国出现了国家形态以后才出现的。那要从大禹的儿子夏启创建夏朝算起。

　　“六经”中当以《尚书》一书为最早，《尚书》的意思就是“上古之书”，《尚书》以尧、舜为起始点。其中主要描写了尧、舜、禹、夏、商、西周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最后一篇《秦誓》是个例外，已写到春秋中期）。西周以后是东周，东周分为春秋时期和战国时期两段。孔子作《春秋》一书，写了春秋时期的历史，接续上了《尚书》所写的历史。

　　《尚书》所写的历史，加上《春秋》所写的历史一共大约1700年。如果我们把“六经”去掉，也就意味着斩断了1700年的历史。斩断了“六经”，中国人就不再知道“我们是谁”，不再知道我们的祖先是谁，不再知道中华民族是从哪里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六经”就是中国人的身份说明书。

　　我们讲爱国主义，少不了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历史认同，文化认同，祖先认同。在我们看来，“六经”关乎中华民族的身份证明，是非常重要的，是绝对不能丢的。

　　检讨当年蔡元培“废除尊孔读经”这件事，当时有两位大师级学者出面反对：一位是严复，他翻译和引进了许多西方名著，但他认为“六经”是凝聚中华民族的宝典，废除“尊孔读经”将会人心涣散。另一位是梁启超，他不担心西方文化传不进来，他担心从此中华文化会消亡。

　　当时主张“废除尊孔读经”的，并不是蔡元培一个人，而是有一批激进西化派，这种激进西化派的意见占了主导地位，作为教育总长的蔡元培最终还是废除了“尊孔读经”。在今天看来，当时读经的形式和读经的方法可以改变，完全废除读经则太过激进。

　　（三）经典文化启迪后代智慧的教育学意义。

　　在世界一些著名的大学，如美国的哈佛大学、耶鲁大学，英国的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德国的海德堡大学、慕尼黑大学，法国的巴黎大学，俄国的莫斯科大学，日本的东京大学，等等，都有一个“古典学系”，以古希腊、古罗马的文献为依据，研究那个时期的历史、哲学、文学等等。

　　古典学甚至成为这些大学的招牌学科与专业。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卡尔·马克思当年也是修习古典学的。德国哲学家尼采24岁就成了古典学专业的教授，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也是一位古典学专家。他们都是享誉世界的学术大师。这说明什么？说明古典学是可以而且善于培养大师的学术。

　　西方学者普遍认为，古代经典凝聚着一个民族各个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并且是经过历史的淘汰与锤炼的经验与教训。它是对整个民族精神的探讨、反思和弘扬的公共平台，也可以说是精神家园，因而具有强大的感召力和凝聚力。古代经典对子孙后代来讲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保护它，研究它，是后世学者的天职。

　　今天怎么学习经典文化

　　（一）传统的经典文化，有学者专业之学，也有大众通识之学。经典是广义的，不只是“六经”，也包括诸子百家的经典以及其他重要文献。“经典”就其字面意思而言，是最重要的书，是常读常新、需要反复读的书。既然如此，从培养人才的角度说，教育部门应加大经典学习的比重，加大经典教学师资力量的配备。可以学习国外大学培养人才的教育经验，在大学中设立古典学系是非常重要而且必要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走复古主义路线，完全恢复旧时代读经诵经的老一套，而是要列出中国人（无论什么专业）最低限度所应熟知的经典，作为人文素质的一种指标。

　　（二）“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高校教育要做到这一点，重点在于落实。怎么落实？首先马克思主义专业的教师要补学一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知识，同时还要在课堂上加入若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关键还在于将两者结合起来。反过来说，传统文化专业的教师也应如此。在这方面，主管教育的部门，应该提出明确的要求。

　　《光明日报》（2023年07月15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