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主义与斗争精神的高度结合

——左宗棠收复新疆及其历史启示

钟 君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爱国主义和斗争精神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指出:“爱国主义自古以来就流淌在中华民族血脉之中,去不掉,打不破,灭不了,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维护民族独立和民族尊严的强大精神动力,只要高举爱国主义的伟大旗帜,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就能在改造中国、改造世界的拼搏中迸发出排山倒海的历史伟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必须勇于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在中国历史上,每一次爱国主义和斗争精神的高度结合,都有民族英雄挺身而出,坚决战胜来自各方面的风险挑战,书写了壮美的历史篇章。作为中华民族近代历史上的光辉一页,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壮举,可谓爱国主义与斗争精神高度结合的典范样本。加强左宗棠收复新疆的研究与宣传,对于在新时代新征程大力弘扬爱国主义,大力发扬斗争精神,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

深沉的爱国主义

爱国主义是具体的、现实的,并且在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内涵与表现。近代历史上爱国主义的核心要义,就是要彻底摆脱外国列强的侵略 凌辱,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爱国主义情怀越真挚,政治立场才会越坚定,斗争起来才会越有方向、底气和力量。左宗棠收复新疆,是以真挚的爱国主义情怀为引领的,这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尺寸不可让人”的领土主权意识。早在1871年,年届花甲的左宗棠得到沙俄侵占伊犁的消息后即致信刘锦棠,要他做好以武力抗争的准备,并表示自己“断难遽萌退志,当与此虏周旋”(《与刘毅斋京卿》,《左宗棠全集》第11册,岳麓书社2009年版,第221页)。尽管左宗棠此时是新疆军务的“局外人”,但他常怀忧国之心,不愿置身事外。1873年初,总理衙门向左宗棠询问新疆情况,他激愤地表示:“伊犁我之疆索,尺寸不可让人……整齐队伍,严明纪律,精求枪炮,统以能将,岂必不能转弱为强,制此劳师袭远之寇乎?”(《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左宗棠全集》第11册,第336页)这种坚决维护国家领土和主权完整的爱国主义情怀,在很大程度上促使清廷于1875年下定了以武力收复新疆的决心。

二是建设边疆、巩固边防的强烈国防意识。在左宗棠看来,收复新疆不是一场单纯的军事行动,更是边防稳固的保障。因为“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尤不可不豫为绸缪者也”(《遵旨统筹全局折》,《左宗棠全集》第6册,第701~703页)。所以,在重点谋划收复新疆的同时,他也在谋划如何更好地建设新疆。譬如一系列政策的实施,包括设立义塾、改革币制、谨慎通商、发展畜牧业以及削减冗员节省编制等,前期为收复新疆的军队提供了军需,后期则为稳定社会秩序、恢复社会生产、推动新疆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为稳固边防打下了坚实基础。“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即是对其建设新疆、巩固边防成效的诗意描写。

左宗棠

敢于斗争的无畏精神

明知收复新疆的阻力和困难重重,但左宗棠知难而进、迎难而上,敢于同各种阻力和困难作斗争,为最终收复新疆注入了强大动力。敢于同错误认识作斗争。进军新疆之前,朝廷内外加强海防之议呼声甚高,李鸿章提出“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 竟至要停撤西征军粮饷“匀作海防之饷”(《筹议海防折》,《李鸿章全集》第6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64页)。左宗棠对加强海防、放弃新疆的言论予以批评,提出了“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复陈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折》,《左宗棠全集》第6册,第190页)的主张,为清廷所采纳。没有左宗棠的据理力争,就没有朝野上下在收复新疆问题上的思想统一,新疆也很可能在海防与塞防的嘈杂之争中彻底丢失。

敢于同侵略势力作斗争。鸦片战争后军事上的接连惨败,使清朝统治集团内部蒙上了恐惧的阴影,面对侵略往往妥协为上,不惜以割地赔款了事。但左宗棠始终铁骨铮铮,坚持与侵略势力作坚决斗争。阿古柏勾结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借“马嘉理案”向清廷施压,企图 阻滞清军收复南疆的进程时,左宗棠抱定阿古柏集团为“必讨之贼”的决心,按计划进军南疆不误,彻底粉碎了阿古柏霸据南疆的阴谋;署盛京将军崇厚奉朝廷之命赴俄谈判收回伊犁,却擅自签订丧权辱国的《里瓦几亚条约》,左宗棠得知后义愤填膺,以豪情和决断迫使清廷改派驻英法公使曾纪泽重启收回伊犁谈判。得力于左宗棠的坚强决心和强大的军事后盾,曾纪泽在与沙俄的谈判中据理力争,通过签订《中俄改订条约》收回了伊犁。

敢于同艰苦条件作斗争。新疆地区戈壁苍茫,路途遥远崎岖,开展军事行动耗费极大 ,而清廷正值内忧外患,国库不足,粮饷奇缺,武器装备又十分落后。面对种种艰难困苦,左宗棠没有丝毫退却,他深知“西北用兵,以粮与运为最急最难”(《答陕抚蒋璞山中丞》,《左宗棠全集》第11册,第169页),“筹饷难于筹兵,筹粮难于筹饷,而筹转运尤难于筹粮”(《答皖抚英西林中丞》,《左宗棠全集》第11册,第101页),因此,他在筹兵、筹饷、筹粮、筹转运等各方面用心良苦。筹兵方面,秉持“自古关塞用兵,在精不在多”的精兵主义;筹饷方面,除了反复向清廷催要外,还通过各种办法向外国银行借款以解燃眉之急;筹粮方面,大力发展屯垦事业;筹转运方面,商运、兵运、民运,能为我用即无所不用。除此之外,左宗棠还专门开办兰州机器局自造枪炮以供应前线。通过一系列努力,左宗棠不仅克服了艰苦条件,筑牢了进军新疆的物质基础,而且极大地节省了朝廷开支。

第一次鸦片战争

善于斗争的过硬本领

左宗棠收复新疆的成功,既是无畏斗争精神的体现,更是过硬斗争本领的体现。充分的战前准备。智者不打无准备之仗。战前在了解对手、筹措军备粮草以及鼓舞士气等各方面进行充分准备,即是斗争艺术的重要体现。在得知列强侵占新疆的消息后,左宗棠心急如焚,不断向亲友袒露忧患心迹,并就此下定武力收复新疆之决心,但却并未急于求成,而是在静待清廷外交斡旋结果的同时,在促成清廷内部达成收复新疆的共识方面做出努力。即使在1875年5月受命为收复新疆钦差大臣后,他也并未急于进军,而是在筹兵、筹饷、筹粮、筹转运,特别是在优化装备、鼓舞士气等多方面进行周密谋划与战事动员,在他认为大致准备就绪后才正式开启收复新疆的军事之旅,并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就基本完成了收复新疆的历史使命。

正确的战术运用。在收复新疆的战略上,左宗棠采取了“先北后南,缓进急战”的方针。“先北后南”是指先安定北疆,再进军南疆,不急于收复伊犁,这是由新疆南北不同的地理环境决定的,同时也暗含左宗棠先消灭阿古柏集团,再迫使沙俄归还伊犁的战略意图。“缓进急战”即先积极治军,准备物资,一旦出击,速战速决,这实际上就是谋定而后动、谋定而快动,是左宗棠在深谙传统军事理论的基础上,通盘考虑敌我双方综合情况后做出的正确决断,对于整场战争的胜利起到了指导性作用,正如他在总结成功经验时所言:“此次师行顺迅,扫荡周围万数千里,克名城百数十计,为时则未满两载也 ,而决机制胜全在‘缓进急战’四字”(《与孝勋孝同》,《左宗棠全集》第13册,第181页)。可以说,收复新疆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 倚赖于左宗棠等人善于斗争的过硬本领。

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壮举,是中华民族近代抵抗外侮史上不可多得的光辉篇章,是弘扬爱国主义和斗争精神的宝贵教材。一些西方学者甚至认为,左宗棠的英雄壮举“在所有现代国家的历史上是最杰出的”,“足令吾欧人一清醒也”。这一壮举对于我们的启示和借鉴意义主要有二:其一,爱国主义和斗争精神任何时候都不可或缺,外部环境越复杂、外敌气焰越嚣张,爱国主义和斗争精神越显可贵,是克敌制胜的无价法宝。其二,要正确把握敢于斗争和善于斗争的辩证关系:首先要敢于斗争,“不信邪,不怕鬼,不怕压”,同时更要善于斗争,要讲究斗争策略和斗争艺术,不打无理性之仗,更不打无准备之仗,才能确保斗争结果的完胜。

来源:《光明日报》2023年7月17日第14版

作者:钟 君〔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湖南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院长(主任)〕

配图:方志四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