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到吴元迈老师去世的消息，往事和思念在我脑中不断涌来。

　　现在的年轻人认识吴元迈的可能不多，可是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吴元迈在外国文学界、俄苏文学界和文艺理论界，可是一个风云人物。有人曾开玩笑称他为“吴大帅”。他既是中国社科院外文所所长、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中外文论学会和中国马列文论学会的会长，又是国家社科基金外国文学评审组组长。当年尽管他的名声如此显赫，但在我心里，他一直是一位正直、敏锐、率真、乐于助人的大哥。

　　我最早认识吴元迈，好像是在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思想文化界开始活跃起来，文学界也迫切想了解近十几年苏联文学艺术的变化。当时是由中国社科院、北师大、北大、北外和剧协、影协，在前海中国艺术研究院联合召开苏联文学动态报告会。会上，学者们从文艺政策、小说、诗歌、戏剧、电影各方面介绍了苏联文学艺术的新发展，其中有一位学者介绍了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新理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开放体系”。由于多数人对理论问题兴趣不大，这位学者虽然讲得很卖力气，但会场反应不大，大家总提不起劲来。他一讲完，吴元迈就插进来，只讲了几分钟，因为能抓住要害，一语中的，会场立即活跃起来。会后，我开玩笑说，老吴你一讲大家就从昏昏沉沉中醒过来了。回到学校后，我的老师黄药眠先生问我苏联文艺理论有什么新的进展，我就按照吴元迈发言的要点讲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开放体系”。果然，他一听就明白，说俄语不就是“открытие”（“开”）嘛！这是我第一次领略到吴元迈作为一个理论家思想的敏锐和表达的准确、清晰。

　　20世纪80年代，吴元迈在外国文学、俄苏文学界和文艺理论界确实非常活跃，他针对当时国内文艺界拨乱反正的实际，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论，思考和总结苏联文艺运动的历史经验教训，发表不少论文，接连出版了好几本专著，其中如《苏联文学思潮》（1985）、《探索集》（1986）、《现实的发展和现实主义的发展》（1987）这些论著让我从中获取不少教益。我同他直接接触，是1983年在庐山召开的列宁文艺思想研讨会上。这个会原由吴元迈和我们北师大苏联文学研究所所长刘宁共同主持，后来因刘宁出访苏联，会议的学术讨论就由我协助吴元迈主持。会议开得十分紧张，我们两人白天参加会议，晚上忙于看代表的论文，安排会议的发言。吴元迈适应当时文艺界思想解放的形势，努力对列宁文艺思想作出新的阐释，让会议开出新意。每天紧张工作之余，虽然已是深夜，我们两人还是敞开心扉神聊一通，他时而毫无顾忌地批评所里有的同行的不良习气，时而因为一些消息显出孩子般的兴奋，他的坦诚、率直让我认识到另一个吴元迈。

　　20世纪80年代初北师大成立苏联文学研究所，创办《苏联文学》刊物，建立苏联文学硕士点和博士点，吴元迈十分高兴，全力支持我们的工作。当时所里给硕士生开设各种学位课程，其中有一门“俄苏文学批评史”，刘宁讲俄国部分，讲别、车、杜（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苏联部分请吴元迈来讲，他满口答应，并不要任何报酬。他讲了自己专门研究的普列汉诺夫，还讲了沃罗夫斯基、卢那察尔斯基、高尔基，讲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苏联文艺思想斗争。他讲的内容有翔实的材料、新鲜的观点，又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并且有一种雄辩的气势，学生很欢迎，课后纷纷围着他继续讨论、交流。当年听课的研究生，隔了30多年还能想起吴老师当年讲课的风采。

　　作为一个学者，吴元迈把主要精力放在科研和研究生培养方面，但科研组织工作、学会的工作、丛书编辑工作和科研项目评审工作，也耗费了他相当多的精力，但他从不抱怨、乐此不疲，体现出一种令人感动的奉献精神。他所主编的学术丛书就有好几种，像“20世纪外国国别文学史丛书”“20世纪世界文学泰斗丛书”“20世纪外国文学史”等。这些丛书的编写工程浩大，难度也很大，但只要有利于学科的建设，他就认真地、坚持不懈地去做。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国家社科基金外国文学评审组的领导工作，这项工作在个别人看来是一项“肥缺”，但在吴元迈眼里却是一项严肃的重要的学术工作。在评审中，他坚持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项目价值不大或条件不够，他就不同意；项目有价值、有条件，他就极力支持。我曾参加过一次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的评审，其中有一个人申请《世界文学批评史》项目，吴元迈觉得项目工程很大，以一人之力很难完成，况且申请人又不懂外语，就不同意。有位学者申请某个国别当代文学大事记，对这种扎扎实实的基础研究，吴元迈就大力支持，而且提出最好主要国别都编一本当代文学大事记。在项目评审中，他还特别支持青年学者的项目，不少年轻学者毕业后就以资助的课题为起点，开启了一生的学术道路。当年外国文学界受过吴元迈支持和帮助的年轻学者，今天不少已经成为学术骨干或学科带头人，老吴的在天之灵应当感到欣慰。

　　《光明日报》（2023年07月22日 1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