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源与回响

曾 勋

中华传统文化延伸数千年,是一个融合了物器、观念、制度的综合体。有人说,它是以儒家为核心、儒释道兼容并蓄的文化。

“文化是什么”过于宏大,“像什么”似乎更易回答。位于陕西黄陵县的黄帝陵中,有一棵树龄5000年以上的古柏巍然挺拔,几千年物是人非,它依旧根深叶茂,如龙的沧桑枝干上,竟有新枝勃发。冥冥之中,观者萌发出一种源自灵魂与文化深处的认同和皈依感。这棵“柏木之长”正如我们的文化,千百年沧海桑田它岿然不变,任何时代的人们都可以从它那里汲取用之不竭的精神资源。

陕西黄帝陵

源头活水,薪火相传。党的二十大报告曾用十个古语概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要义,分别为: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这些观念体现了中国人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也蕴含着丰富的治国理政思想智慧。

一、天下为公

《礼记·礼运》记载,孔子在阐述社会政治理想时,提出“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施政原则,即天下为天下人所共有,这是一种崇高的“大同”理想,被后世不少治理者与仁人志士作为毕生追求服膺的理念。

春秋战国时期思想家杨朱认为,圣人要做到“公天下之身,公天下之物”,即为天下人献身,为天下人谋利益。

有志者愿舍生取义,舍小我成就大我,舍小家为大家。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神农氏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天下为公”的观念,既是空间意义上对世界的描述与想象,又具有政治学、伦理学意义上的价值原则。古人所理解的天下不仅限于国家之百姓,更有人类大同的延伸。因而,天下为公的价值观具有世界意义和不囿于时代的现代价值。

宋代范仲淹践行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观念,被传统士人视为道德的一种追求。范仲淹从县令到拜相,从未摒弃安天下的为官之道。朝中为相,他不忘江淮和京东一带的灾民,奏请朝廷赈灾,宋仁宗不理会,他仗义直谏:“如果宫中停食半日,陛下该当如何?”宋仁宗这才派范仲淹去赈灾。到了地方,范仲淹指挥抗灾,开仓济民,把灾民充饥的野草带回朝廷办了一场警示会,令六宫贵戚羞愧难当,一时压制了骄奢之风。晚年,范仲淹将财产捐出,在老家苏州创办义庄,接济族群中的贫弱,自己过着极致的简朴生活。

范仲淹

天下为公的血脉源远流长,是民族的仁性所在,也是血性所在。文天祥“留取丹心照汗青”,谭嗣同“去留肝胆两昆仑”,激励着无数仁人志士为天下而献身。

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等人主张“天下为公,君为客”,后来梁启超提炼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升华了“天下为公”的内涵,在反帝反封建的浪潮中,启蒙民众,激励国人,推动历史滚滚向前。

二、民为邦本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出自《尚书·五子之歌》。意思是,人民是国家的根本所在,老百姓生活安定了,国家就会安宁。

唐太宗李世民刚继位不久,在朝堂上与大臣们讨论如何治理盗贼。有人认为要用严刑峻法来严打。李世民不愿意,他深知一些所谓的“盗贼”原本是贫苦百姓,因为苛捐杂税和严刑峻法被逼铤而走险,于是,他秉持“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的理念,用仁义之道招抚盗寇,并出台一系列措施,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

李世民还亲自视察农田,为减轻民众负担,颁布了“均田令”。可以说唐太宗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政治改革,脱离不了“以民为本”的思想基础。

从上古到先秦,民本思想已经滥觞。《孟子·尽心下》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的民本思想包括了三层——批判统治者荒淫无度以引起为政者警戒、改正;强调人民的生存权,必须“不饥不寒”,“养生丧死无憾”;最后强调统治者首先必须获得民心,进而将民本思想升华为自觉的道德。帝制时代,皇帝通过百官管理天下,民本思想自上而下,被士大夫视为为官的圭臬,最典型的当数苏轼。在朝堂中,他敢于为民直谏皇帝明君,“不伤民财”。在地方当官,他处处为民着想,徐州抗洪、杭州抗疫、湖州治水……每到一地,事必躬亲地解民愁、抚民怨,与民同苦、同乐。

元丰二年(1079年)乌台诗案中,苏轼以为大限将至,写下“绝命诗”。其中一句“百岁神游定何处,桐乡知葬浙江西”,嘱咐家人将他安葬在湖杭一带。原来,苏轼入狱后,湖州、杭州等地的浙西百姓自发连续数月为他作道场解厄,祈祷上天保佑苏轼能转危为安。苏轼在狱中听闻这个消息,感动至极。心系百姓的官,百姓自然对其眷恋感恩。

苏 轼

三、为政以德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出自《论语·为政》。意思是,当政者以德行来治理国家,就像北极星一样,安居其所,其他的星辰井然有序地环绕着它。

生于重庆府荣昌县(今重庆市荣昌区)的喻茂坚是明代著名的清官。明代正德九年(1514年),喻茂坚调任浙江台州府临海知县,当时这里流行溺死女婴的陋习,历届地方官采取严刑峻法治理都无果。原来,临海县地处沿海,当地人出海打鱼、制盐晒盐等都靠男性劳力,久而久之当地便形成了严重的重男轻女思想。

喻茂坚落实相关惩处法律的同时,用德政开民智,他自己出资奖励生女孩的家庭“布一丈三尺,米五升”,朝廷官方还给予生女孩家庭一定的奖励。经过三年的整治,临海县的民众生育观念为之大变,戕害性命的陋习被彻底革除。从喻茂坚执政开始,临海被救下女婴数以成千上万,民间为纪念喻茂坚,将他拯救的女婴唤作“喻女”。百姓缅怀他的恩德,为他修建了生祠。如今,喻茂坚的德政碑文仍矗立于临海。

西汉思想家董仲舒说:“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儒家强调“仁政”“德治”,倡导教化,但并不排斥政令刑罚,而是在价值选择上以德、礼为先,形成了德主刑辅、先礼后法的德政文化。喻茂坚便是这种思想的实践者。后来他担任刑部尚书,明代宦官擅权迫害异己,酷刑更多地指向无辜的官员和百姓,喻茂坚为减少冤狱错案,主持重修《问刑条例》,并增加惩治贪官污吏的内容。

历代清官廉吏、肱股贤相,往往以德服人,起到了道德教化的正面引导和化民成俗的作用。

唐代狄仁杰在拜相前曾多处为官,每到一处都以善政平冤狱、抚盗寇,德政名声在朝堂和民间有口皆碑,也引来了他人嫉恨。一天,武则天对狄仁杰说,你在豫州当刺史实行善政,但有人在背后中伤你,你想知道是谁吗?狄仁杰说,不想知道,我有过错,我一定能改过自新,如果陛下查实我没错,那是我的幸运。至于谁在背后说我的不是,我不想知道,这样大家方可相安无事。

狄仁杰之“德”不仅体现在宏观的治理上,更因私德上的胸怀宽广、谦恭仁厚而被后世清官廉吏所推崇,这就是所谓的“众星共之”吧。

四、革故鼎新

“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出自《周易·杂卦》,意为去掉旧的,建立新的。《周易》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自然哲学与人文实践的理论根源,是现存最早的一部中国哲学专著,是古代汉民族思想、智慧的结晶,被誉为“大道之源”。

《史记·商君列传》中有一句话,大致说,治国并不是只有一条道路,只要有利于国家,就不一定非要拘泥于古法旧制。中国历史上不乏变革,而大多数的变革成为了推动历史进步的重要力量。

春秋时期,管仲改革破天荒地推出重商的国策,将公田都分给百姓种植,按照土地等级征税,奴隶制度由此瓦解,齐国因为管仲改革而迅速崛起。

商鞅改革废除井田制度,推进土地私有制改革。改革总有阻力,为了落实新法,商鞅制定了严苛的刑法和连坐制度,强行将变法推动到各个阶层,留下了功绩也留下了非议。商鞅花了二十年对秦国各方面进行全面改造,秦国快速崛起,最终统一天下。

商鞅改革废除井田制度,推进土地私有制改革

后来的王安石变法,历来争议不断,但王安石提倡“理财正辞”等儒家经典为国家理财“正名”,让宋代统治者自觉具备了理财意识。一直到北宋灭亡,王安石的理财措施一直被朝廷沿用,而他以先行者的姿态,意图通过经济改革,达到“民不加赋而国用饶”的目的,为后来者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经验。

每一次改革,都是思维、胆识的探索,也有着浓厚的时代烙印。革故鼎新,往往揭示了一个时代的迫切需求,而时代之下,是每一个有血肉灵魂的人。从小岗破冰到深圳试水,从海南起锚到雄安崛起,从“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革故鼎新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仍在延续。

五、任人唯贤

“任官惟贤材,左右惟其人”,出自《尚书·咸有一德》,意为任用官吏时一定找贤才,自己左右的辅佐大臣更须才德兼备者。

春秋时期,晋国的贵族祁奚为晋国老臣,官至晋国中军尉(相当于国防部长)。后来祁奚年龄大了,准备退休。晋悼公告诉他,你辞职可以,但辞官之前请你推荐一个靠谱的贤人来顶替你。

祁奚略微思索后,向晋悼公推荐了解狐。晋悼公听到解狐的名字后颇为惊讶,解狐当年在战场上杀了祁奚的父亲,两家有着不共戴天的仇恨,祁奚与解狐两人经常矛盾不断,于是,晋悼公疑惑地问祁奚:解狐不是你的仇人吗?为什么举荐他?

祁奚回答说:您问的是谁能够担此重任,并没有问他是不是我的仇人呀。言外之意,个人恩怨与举贤任能这件事,要两清。

后来解狐离世,晋悼公让祁奚再举一人。祁奚推荐了儿子祁午,晋悼公再次疑惑。祁奚答:您让我保举胜任之人,并未说我的儿子不能上呀。这时,正好有急报说中军尉副职羊舍职离世,晋悼公又让祁奚推荐中军尉副职接班人。祁奚推荐了羊舍职的儿子羊舍赤。祁奚让儿子接班,又保举老部下的儿子来辅佐自己的儿子,《左传》评价其“建一官而三物成”,他保举的人都德才配位。孔子听闻此事,为祁奚点赞,说他“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

“内举不避亲”易,“外举不避仇”难。唐太宗李世民也做到了“外举不避仇”,将政敌、前太子李建成的手下魏征纳入自己的帐下。当年,魏征作为李建成的东宫僚属,多次催促李建成先发制人干掉李世民。李世民即位后,并未记仇,反而赏识他的胆识与才能,成就了一出君臣和谐共治的佳话,拉开了盛世之序幕。

六、天人合一

《论语·阳货篇》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庄子·达生》曰:“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易经》将天、地、人并立起来,并将人放在中心地位。崇尚天人合一、道法自然,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强调世界的有机关联,是华夏文明的宇宙观和生态观,儒、道、释诸家对此均有阐述。

成语“珠还合浦”指东西失而复得或人去而复回失而复得,其中包含了一个廉官有为的故事,还包含了一个改善生态的故事。

东汉时期,合浦(今广西合浦县)盛产珍珠,当地百姓大都以采珠为业,无节制滥采造成当地的生态失衡,珠蚌逐渐迁移到邻近的交趾郡内;另一方面,地方官巧立珠税盘剥百姓,久而久之,当地民众珠采不到了,荒废的田地又没有粮食,导致有人被饿死。

在徐县(今江苏泗洪县南)任县令的孟尝政声颇佳,汉顺帝便派他任合浦太守,处理那里的烂摊子。孟尝到任后,减轻珠税,整肃吏治,遏制贪污腐败。为遏制当地民众竭泽而渔的陋习,他鼓励百姓根据珠蚌的成长规律,有节制地采撷珍珠。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生息,合浦海域生态恢复,迁徙到交趾海域的珠蚌纷纷迁回合浦海域。

“珠还合浦”的故事蕴含着华夏文明古老的智慧。荀子认为,天人和谐,要天地人“相参”,又要天人相分,人不一定胜天,在改造自然时要尊重自然规律。这与现代生态思想并无差别。《荀子·王制》主张“修火宪,养山林、薮泽、草木、鱼鳖百索,以时禁发”。

自古以来,各朝各代都有维护生态法律出台,比如秦朝的《田律》、唐朝的《杂律》等等。

宋律规定“诸毁伐树木稼穑者,准盗论”。宋代政府专门成立了虞部郎中分管山泽等环保事务。地方上,由通判或县丞兼理其事。在森林资源集中的河北、陕西等地,朝廷还专设“采造务”等机构,负责林木资源的采伐与供应,并打击违规砍伐行为。思想家李泽厚认为,马克思所言的“自然的人化”与“天人合一”的生态自然哲学观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今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正在神州大地勃发新的力量,古老命题熠熠生辉,正焕发现代价值。

七、自强不息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出自《周易》中的乾卦《象传》。其意为,天的运行刚健有力,君子的品格也应像天的刚毅奋进一般,奋发图强。

汉武帝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太史令司马迁正在专心撰写《史记》。此时,李广之孙李陵在边塞对抗匈奴,为单于所率八万余骑包围,终因粮尽矢绝,救援不继而投降。消息传来,朝堂哗然,汉武帝盛怒之下,要斩杀李陵家人。为迎合汉武帝,一众大臣不顾事情原委,上书构陷李陵,一致要求处死李陵一家。

司马迁看不惯朝中大臣的媚上嘴脸,挺身而出为李陵辩解,陈述了李陵寡不敌众的事实,认为李陵为人谦逊,在国家危难时身先士卒,应该给他改过自新的机会。司马迁因“李陵之祸”而被汉武帝处以腐刑,他在身心遭受巨大的创伤下,历经磨难,完成了巨著《史记》。司马迁自强自立、忍辱负重的生命体验,在《史记》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蹈海自尽的田横五百士等,这些带有悲剧色彩的人物,都有着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

司马迁

自强不息,在千百年的生存与发展中,沉淀为中国人的骨气和灵性。《后汉书·列女传》中有一则《羊子尝行路》的故事,说河南人乐羊子在路上捡到一块他人遗失的金子,便拿回家交给妻子。妻子责问说:“我听说有志气的人不喝‘盗泉’的水,廉洁正直的人不接受‘嗟来之食’,捡拾别人丢的东西以谋求私利,实在是玷污自己的品德!”羊子听后十分惭愧,就把金子丢弃于野外,然后远行去拜师求学了。

所谓“志士不饮盗泉之水,廉者不受嗟来之食”,这就是敏于行、喻于义的自强不息的君子人格。自强不息的人格成为了中华民族的性格底色之一,并演变为国格。“两弹一星”“三线建设”……如今,神州飞天,天宫翱翔,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经受住无数磨砺而愈加团结奋勇,这生生不息的生命力、创新力,正是源自千百年来锤炼的“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

八、厚德载物

“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出自《周易》。意思是君子应效法坤地之厚德,容载万物。

《左传》中记载了这样的故事。齐景公打猎回来,晏子随侍,大夫梁丘据驾车赶来陪着齐景公前行。齐景公说,只有梁丘据与我和谐啊!晏子说,梁丘据也不过与您相同而已,哪里能说是和谐呢?

齐景公问,那和谐与相同有差别吗?晏子随之抒发了以下道理。他说,和谐就像做肉羹,用水、火、醋、酱、盐、梅来烹调鱼和肉,用柴火烧煮。君子吃了这种肉羹,用来平和心性。国君和臣下的关系也是这样。先王使五味相互调和,使五声和谐动听,用来平和心性,成就政事。心性平和,德行就协调。如果用水来调和水,谁能吃得下去?如果用琴瑟老弹一个音调,谁听得下去?

晏子所说的,即人应有包容仁厚的品德。掌握权力的人,更应该警惕唯我独尊、闭目塞听的“权力病”。如果治理国家的人具备了厚德载物的仁心,国家定能开放包容、政通人和。

晏子一生敢于进谏,给齐景公提出了许多有用建议。一次,齐国连下了三天大雪,齐景公对晏子说:奇怪,下着雪我怎么感觉不冷呢?晏子眉头一皱,对齐景公说:我听说古代的贤君,吃饱穿暖了,知道世上还有挨饿受冻之人,看来如今的君主是不知道了。齐景公听后羞愧难当,赶紧下令拿出皮衣和粮食,发给挨饿受冻的穷人。

晏子与齐景公的故事,被不少后世儒士艳羡。晏子强调节俭、薄敛、省刑,主张君臣之间“和”而不“同”,他在齐国的一系列改革,使齐国变得国富兵强,而齐景公广开言路、知错能改的品行,成就了这出君臣佳话。

九、讲信修睦

“讲信修睦”出自《礼记·礼运》,意为诚实守信可以让人受到社会的尊重,和善待人可以让社会变得更加美好。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崇尚诚信和睦,并将这种品德从私人的追求升华为家国的传统。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个人、家国的层面,留下了无数讲信修睦的故事,如曾子杀猪、立木为信……尽管政治波谲云诡,兵法上有“兵不厌诈”的说法,但信义从未在主流的历史中缺席,并成为了不少士人尊崇的道德标准。

苏轼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中说:“人无所不至,惟天不容伪。”意思是说,人为了私利可以无所不作,但上天容不得一丝作伪。简而言之,即是“人在做,天在看”。自古以来,名臣良相都将信义放到首位,时刻自省。

曾国藩的家书、日记中,有不少反省自己不诚实的语句。初到京城,曾国藩重名利,四处拜访权贵。一次餐叙,席间坐着朝廷要员,为了博得对方关注,曾国藩违心说了不少奉承话。过后他十分后悔,反省自己“语多谐谑,便涉轻佻”。

曾国藩

好友窦兰泉为云南罗平县人,曾国藩在家书中多次提到他,是一名满腹经纶的大儒。一次,窦兰泉拜访曾国藩,两人相见,商讨理学,结果争论起来,不欢而散。曾国藩后来反省说,没有理解窦兰泉的真正意思,便妄自发表见解,这是自己心不诚实啊。

1866年,左宗棠由闽浙总督改任陕甘总督,开始用兵西北,他写信给时任两江总督曾国藩,让他务必保证军饷供给。曾国藩费尽周折、绞尽脑汁按时足额地为前线的左宗棠筹措粮草。二人关系本来针尖对麦芒,但在全国总督中,只有曾国藩言出必行,这种守诺精神终于让左宗棠对曾国藩产生了敬意,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评价曾国藩“其人正派而肯任事”。

任何人都不可能做到尽善尽美,其言行与作为必定会受时代局限,其身后亦会受到不同的评价。但有无“信德”,无论在什么时代都是判断一个人是否能立于世的标尺;同样,政府有无公信力,也是评判家国是否真正和谐有序的尺度。

十、亲仁善邻

“亲仁善邻,国之宝也”,出自《左传》。意思是,亲近仁义,与邻国友好相处,这是立国的法宝。

亲仁善邻、协和万邦是中华文明一贯的处世之道。历朝各代中原政权虽然偶尔与周边国家发生冲突与战争,但大部分时间,“以人为本,以和为贵”的理念仍占主流。中国作为礼义之邦,自古追求“仁”与“和”。

宋朝建国之初,西夏占据河西,幽云十六州被辽国占领,河北和山西常被游牧民族骚扰,宋朝统治者将目光投向辽阔的东南海洋。宋朝与东南亚各国的和平贸易和朝贡体系,让自身的路越走越宽,上海丝绸之路随之被开辟,之后千百年,对世界文明产生了深远的积极影响。

宋真宗时期,朝廷又在杭州、明州设置了市舶司,后来又在温州、泉州等地设立市舶司。福建泉州后来成为了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也成为了中国与他国文化交融的中心之一。

如今,泉州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为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起点城市。泉州的开元寺里,有婆罗门教的塔、印度教图案的柱、狮身人面的台基;涂门街上,坐落着充满异域风情的清净寺和富有中国传统特色的关帝庙……这一切讲述着往日各种文明互助与交融的故事,见证着面朝大海、兼容并蓄的胸怀和气度。

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发展,将海外的建设技术和特点传入闽南,泉州开元寺形成了多元化的地域建筑特色

和平贸易、互惠互利的亲仁善邻政策不仅让中国文化传播更为广泛和深刻,也改变了中国的经济重心。南方的工商业迅速崛起,造船和航海技术突飞猛进,为明代大航海时代的到来奠定了物质基础。有学者认为,宋代在北方同样“主和”,却屡屡受挫甚至演变为屈辱史,这是因为宋朝统治者出于务实和理性的考虑,以弹性外交与强敌达成适度的“包容之道”。历史的两面,值得借鉴的经验与教训很多。

亲仁善邻是外交态度,更是大国需秉持的道义。1592年,日本的丰臣秀吉调集重兵大举侵略朝鲜。朝鲜节节败退,不得不向宗主国明朝请求增援。彼时,明朝历经了张居正改革,国力有所恢复,万历皇帝遂派出李如松、麻贵等名将率领军队开赴朝鲜,开始了波澜壮阔的抗日援朝战争。

最终,丰臣秀吉病亡,日军的残兵狼狈逃回日本本土。朝鲜之役,奠定了之后三百年的东亚的和平局面。“忘战必危,好战必亡”,亲仁善邻的智慧,更需以强盛的国力为后盾。

如今,中国坚持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坚持以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为基础走和平发展道路,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征程上,高扬和平崛起的鲜明旗帜,这是中华文明的古老智慧的历史回响,必将惠及所有仁爱道义之邦的民众。

来源: 官察室

作者:曾 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