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的历史源远流长，底蕴深厚。周、秦、两汉、隋、唐、元、明、清等古代大一统王朝，与成周、长安、洛阳、北京等大一统都城的文化传统、文化精神与整体气象，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大一统王朝都城的制度规划、空间格局、文化生态，是古代社会国家意志、制度体系等的集中体现与典型象征，是具有完整内涵、系统传承的文化体系。古代都城文化体系及其叙事话语系统的价值导向、思想传承等是中华文明宏大历史、文化、思想叙事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长安，作为中国古代若干大一统王朝的重要都城，在大一统王朝都城话语体系生成建构的历史进程中，始终占据着重要地位，发挥着重要作用。

唐代长安城郭布局结构图 杨宽著《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大一统王朝都城话语体系的内涵

　　长安本为秦地之名，后为始皇帝离宫。汉高祖建都长安，开启长安作为大一统王朝都城的历史。西汉之后数百年间，多个王朝先后选此建都，关中地区逐渐形成了以长安为核心的都城文化区域，也展开了以长安为中心的都城历史与王朝兴衰的宏大叙事。隋唐长安位于汉长安故城旧址东南方向，对汉长安城形制多有革新改创，亦有承继之处，它们地理关系近密，在先后代际传续之间，共同构建起一套以长安叙事为核心的大一统王朝都城话语体系。

　　周秦的丰镐、咸阳与汉唐长安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代际传承关系。在汉魏隋唐的诗赋当中，丰镐、咸阳、长安等称谓往往交错叠加，相互借代乃至并行不悖：“汉之西都，在于雍州，实曰长安……周以龙兴，秦以虎视。”“汉氏初都，在渭之涘，秦里其朔，实为咸阳。”“镐京既赐第，门巷交朱轮。”“睿思方居镐，宸游若饮丰。”“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丰镐、咸阳、长安等词语在历代文本中交错叠加地运用与呈现，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以“长安叙事”为核心的大一统都城话语体系的生成、发展、演进历程。简言之，这一都城话语体系的文化环境是以丰镐、咸阳、长安为中心的都城文化圈层，叙事内涵则是都城的制度规划、空间格局、文化生态及其精神谱系、帝都气象，叙事价值导向是大一统王朝的国家意志、社会理想与时代精神，叙事形态是历代学者与文学家在《西京杂记》《三辅黄图》《两京新记》《长安志》，以及诗词、散文、辞赋、戏曲、小说等史地文献、文学文本中，对周秦汉唐大一统都城所进行的历史、地理记录与认知书写，文学、美学塑造与体验书写。这两种并行不悖、互有交集、各具特色的书写史，共同构建起以“长安叙事”为核心的系统完整、代际传承、持续更新的大一统都城话语体系。

　　自先秦两汉以来，“长安叙事”及其大一统话语体系的内涵呈现不断丰富、层层积累的演进趋势。比如在史传话语体系中的“长安”历史：“文王作丰，武王治镐……好稼穑，殖五谷……及秦文、德、缪居雍，隙陇蜀之货物而多贾……因以汉都，长安诸陵……地小人众，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汉书·地理志下》进一步丰富着这一历史叙事：“五方杂厝（错），风俗不纯。其世家则好礼文，富人则商贾为利，豪杰则游侠通奸。”其实，周秦汉唐以来各个阶段的“长安叙事”都有其自身的独特内涵，不同阶段的“长安叙事”则构成了具有整体性、普遍性特点的大一统都城话语体系。

　　大一统王朝都城话语体系的演进

　　周人强调农事为周人之本：“诞后稷之穑，有相之道。茀厥丰草，种之黄茂。实方实苞，实种实褎。实发实秀，实坚实好。实颖实栗，即有邰家室。”并将其视作周人区别于其他族群的本质属性：“虞幕能听协风，以成乐物生者也。夏禹能单平水土，以品处庶类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周弃能播殖百谷蔬，以衣食民人者也。”殷商初期也重视农事并因此丰饶，却走向安逸堕落：“自时厥后，立王生则逸。生则逸，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所以，周人要避免殷商悲剧重演，就必须重新认识“农事”的内涵——它是有“克自抑畏”的道德警觉，“知稼穑之艰难”的体恤之情，“即康功田功”“不遑暇食”的身体力行，“惠鲜鳏寡”的责任担当，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用咸和万民”保有周人的天命。这就是周人以丰镐二京为王朝本根，以农事的新认知为“长安叙事”话语的核心内涵，将普遍的农事实践升华为周人的政治伦理原则，彰显出“长安叙事”与大一统都城话语的政治力量。

　　秦人伐西戎，夺岐丰，占据关中，其尚武好战传统在关中地区持续传衍，最终凝练成为秦朝“长安叙事”与都城话语体系的独特内涵：“故齐之技击，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锐士。”“夫秦卒与山东之卒，犹孟贲之与怯夫。”在商鞅变法的推动下，这种尚武好战的族群、地域叙事话语进一步强化、升华为大秦兴国的制度话语与价值观念，成为推动秦人建立大一统帝国的内生动能：“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民之见战也，如饿狼之见肉。”“卫鞅说孝公变法修刑，内务耕稼，外劝战死之赏罚。”荀子虽为儒者，但也不得不承认尚武好战的叙事传统对于秦人一统诸侯的决定性意义：“使天下之民，所以要利于上者，非斗无由也……是最为众强长久，多地以正，故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

　　从汉高祖开始，几代帝王持续向关中、长安迁徙豪族巨贾：“徙齐诸田，楚昭、屈、景，燕、赵、韩、魏后及豪杰名家，且实关中。无事，可以备胡；诸侯有变，亦足率以东伐。此强本弱末之术也。”“徙郡国豪杰及訾三百万以上于茂陵。”“徙丞相、将军、列侯、吏二千石，訾百万者杜陵。”于是，“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大商巨贾云集长安，重商贵富风气遂日益浓厚，迁延因循既久，便逐渐凝练积淀为西汉“长安叙事”与大一统都城话语的价值观念：“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故工不出，则农用乏，商不出，则宝货绝。”甚至一度将重商崇富的观念与儒者仁义礼智的道德观念相提并论：“子贡以著积显于诸侯，陶朱公以货殖尊于当世……上自人君，下及布衣之士，莫不戴其德，称其仁。”应当说，西汉重商逐利的“长安叙事”导向，是一段时期内对于商业、财富立朝兴国基础性作用的充分肯定，也是“长安叙事”与大一统都城话语的新内涵、新展开。

　　东汉长安已非帝都，但依然是重要的文化中心区域。政治权力与经学传统、士族势力与儒学世家的交错融合，使得关中、长安地区谈经论学成风：“五县游丽、辩论之士，街谈巷议，弹射臧否，剖析毫厘，擘肌分理。”并涌现出一批吏儒双修的“通儒”，他们专研一经且博通他学，注重致用且不拘礼法：“（刘）宽，少学欧阳《尚书》、京氏《易》，尤明《韩诗外传》。星官、风角、算历皆究极师法，称为通儒。”马融“才高博洽，为世通儒”，“善鼓琴，好吹笛，达生任性，不拘儒者之节”。鲁恭“居太学，习《鲁诗》，闭户讲诵，绝人间事”，且长于致用、精于吏事：“讼人许伯等争田，累守令不能决，恭为平理曲直，皆退而自责，辍耕相让。”东汉长安儒者学行通达致用的新习尚，为“长安叙事”与都城话语传统注入新的思想内涵。

　　东汉以降，长安几经烽火，“长安叙事”与都城话语传统历经断续兴变，在多民族融合的时代话语激荡中涌现全新叙事内涵与话语方式。“西魏—北周”时期，宇文氏为核心的关陇集团，立足关陇姬周旧壤，借关中武功世家苏绰之力，标举《周礼》为“长安叙事”与都城话语的思想起点，在南朝汉晋文化之外，为胡汉人群汇聚关陇建构长安叙事新内涵，树立都城话语新标识，以此与南朝齐梁陈相颉颃。其实，先秦《周礼》的思想话语与北朝历史现状并不甚契合，但在宇文氏手中，《周礼》已成为他们针对南北朝诸端时弊推动“西魏—北周”诸多革新实践的行动依据与理论武器，已成为他们刷新以汉长安故城为核心的“西魏—北周”政治叙事话语的重要理论基石。关陇集团在长安的崛起，推动长安叙事与都城话语体系在民族大融合背景下走向更新发展，嬗递周隋以至于唐，终于达到新的高潮。

　　隋唐长安城的建立，是“长安叙事”与大一统都城话语体系发展进程的高峰与里程碑。隋唐王朝与新兴士人阶层渴望突破朝代盛衰无常、门阀阶层垄断的恶性循环与传统桎梏，开启大一统盛世王朝新局。隋唐长安城是这一时代理想的集中象征。它突破了春秋以来宫城居郭城之西、坊市居北的传统格局，以位居郭城北部中央的宫城为起点，建构起由北而南“渭水—龙首原—宫城—皇城—外郭城—少陵原—终南山”梯次展开、更大规模的都城格局形态；刷新了“长安叙事”的时代内涵，建构起具有集大成典范价值的大一统都城话语新内涵、新体系。

　　与汉魏长安城相比，隋唐长安城最鲜明的标识之一就是国际化的都市，最鲜明的叙事特色之一就是它主导着东亚部分区域的政治与文化话语体系。“（贞观）四年三月。诸蕃君长诣阙。请太宗为天可汗。乃下制。令后玺书赐西域北荒之君长。皆称皇帝天可汗。诸蕃渠帅有死亡者。必下诏册立其后嗣焉。统制四夷。自此始也。”“我国家统一寰宇。历年滋多。九夷同文。四隩来暨。夫其袭冠带。奉正朔。颙颙然向风而慕化。列于天朝。编于属国者。盖亦众矣。”

　　以长安城为核心的大唐政治、文化、建筑叙事话语在周边国家被复制、运用，“中国的文化、思想体系、文学、艺术、法律、政治制度和使用的文字在这些国家中处于支配地位”。

　　大一统王朝都城话语体系建构的意义

　　显然，隋唐时代，“长安叙事”与大一统都城话语体系的影响力已经溢出王朝的疆界，具有了世界范围的广泛影响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影响力的获得，正是先秦以来历代“长安叙事”与都城话语体系不断累积、叠加、聚合、集成的结果。大体而言，西周时代奠定了“长安叙事”崇礼宗亲、重农尚俭的道德基础；嬴秦时代注入尚武好战、崇功重刑的叙事内涵；西汉时代突出重商逐利、农商并举的都城话语价值导向；东汉时代彰显致用事功、吏儒双修的治经修身特色；东汉、魏周以降，关陇集团标举姬周“周礼”文化，聚合胡汉人群，革新、改创南北朝以来诸端弊政，为隋唐建构盛世叙事体系奠定政治与文化话语基础。

　　从先秦到隋唐，丰镐、咸阳、汉唐长安是古代大一统王朝都城形制发展、演变的几个重要阶段与代表性都城，回顾“长安叙事与大一统都城话语体系”生成、建构的过程，可以看出，这一叙事话语体系呈现对立统一的结构性特征。即：既有重农精神导致的集体向心倾向，又有商业繁荣焕发出的活跃气息；既有重伦理宗族的血缘亲情，又有功利主义的实用理性；既有好尚武力功勋的刚勇气质，又有崇仰儒术经学的彬彬礼俗；既有任侠使气的个人英雄主义情结，又有开疆拓土、凿空边陲的国家统一意志；既有事功致用的济世情怀，又有学究天人的超越追求；既有多民族、各地域文化的交汇融通，又有立足自身的本土学术文化个性；既有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雍容气度，又有因地制宜、实事求是的创新精神。在这多个看似对立矛盾、实则相反相成的两极叙事话语之间，形成了一个极具弹性、张力的缓冲与兼容区域，它为两极叙事话语的冲撞、交汇提供了整合融通的契机，使得“长安叙事与大一统都城话语体系”的内涵更加多元，叙事更加完整，话语更加成熟，结构更加完善，传承更加稳固。这一话语体系的传承性、创新性、集成性、国际性及其世界性辉煌，使它成为这一时期古代中国叙事与话语体系的集大成与典型代表，成为推动中华文明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等突出特性形成的重要力量，也成为构筑中国古代文明宏大历史叙事以及世界文明宏大叙事格局进程中的重要环节。

　　《光明日报》（2023年08月09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