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 2023年08月12日 10版)

刘运峰 1963年出生,河北束鹿(今辛集市)人。南开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代出版研究中心主任,全国出版学科共建专家工作组成员、中国鲁迅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新闻史学会编辑出版史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原南开大学出版社社长、总编辑,2017年入选“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

林浦绘《风云初记》插图

张德育绘《铁木前传》插图

张德育绘《铁木前传》插图

《铁木前传》

2023年5月11日是著名作家孙犁诞辰110周年。我们今天的讲座就以孙犁的几部代表性作品《铁木前传》《风云初记》《白洋淀纪事》为中心展开,同时介绍名家为这几部作品所配插图的故事。

看似寻常最奇崛

孙犁的创作生涯长达六十年,但是他的作品数量并不是很多。

《铁木前传》是孙犁投入精力最多的一部小说。他平生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也是部头最大的作品《风云初记》,从动笔到基本完成,用了将近4年的时间,篇幅为27万字;而《铁木前传》只有45000字,其写作过程却超过了3年。

1949年1月15日,天津回到了人民手中,孙犁随解放大军来到天津日报社,成了一名副刊编辑。孙犁对城市生活是陌生的,他有许多不适应。尤其是进城之后的“人和人的关系,因为地位,或因为别的,发生了在艰难环境中意想不到的变化”。孙犁想起了过去的朋友,想到了童年时期的经历。晚年的孙犁,曾在一首《题照》诗中描述了自己当时的心情和处境:“曾随家乡水,九曲入津门。海河风浪险,几度梦惊魂。故乡夜月明,天津昼日昏。乌鹊避地走,不得故乡音。”他创作的源泉在农村,擅长的是农村题材的小说和散文。“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1952年初冬,他向报社请了长假,来到河北省安国县的农村。

安国,古称祁州,为药材集散之地,是北方有名的“药都”,也是孙犁的第二故乡。在他11岁的时候,就随父亲来到安国县城,考入高级小学,度过了两年的时光。那里的风土人情,给孙犁留下了深刻印象。孙犁到安国的第一站是县城北部50里的于村,之后又到了县城南部12里的长仕村。在这两个村庄,孙犁遇到了他童年时期熟悉的老一代人,结识了正在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年轻人。

大约半年之后,孙犁回到天津,他除了写作《风云初记》第三集之外,还根据下乡的所见所闻写了《杨国元》《访旧》《婚俗》《家庭》《齐满花》等散文,以《农村人物速写》为题,陆续发表在《天津日报》,这可以说是孙犁为写作《铁木前传》所做的前期准备。

1953年夏天,孙犁开始了《铁木前传》的写作。小说从童年时期对铁匠和木匠的印象写起,逐渐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变迁所引起的人际关系的变化,年青一代面对新社会、新生活所作出的选择。尽管孙犁在创作上已趋于成熟,而且《村歌》《风云初记》的发表给孙犁带来了很高的声誉,他的写作条件也有了明显的改善,但是,这部小说却写得异常艰难,几乎倾注了他的全部心血。

关于《铁木前传》的创作,孙犁在致评论家阎纲的信中说:“这本书,从表面看,是我一九五三年下乡的产物。其实不然,它是我有关童年的回忆,也是我当时思想感情的体现。”正因为倾注了自己的全部心血,小说中的每个字、每句话,都是用“纸的砧,心的锤”反复打造出来的。孙犁自己曾说,这部小说他是可以通篇背诵下来的。1956年3月29日,因过于劳累,孙犁在午休后去卫生间时突然晕倒,将左腮磕破。妻子、孩子闻声赶来,赶紧把满脸是血的他送到医院,脸颊缝合了数针,所幸没有大碍。但从此之后,孙犁不得不暂时放下手中的笔,以致“十年废于疾病”。

尽管孙犁为写作《铁木前传》付出了沉重代价,但发表却并不顺利,几经辗转,孙犁将《铁木前传》给了《人民文学》,当时担任《人民文学》主编的秦兆阳一口气读完,击节赞赏,决定在1956年第12期作为头条发表。

《铁木前传》的发表,标志着孙犁创作风格的成熟,受到了文坛的瞩目和评论家的关注。小说并没有涉及轰轰烈烈的大事件,也没有描写叱咤风云的大人物,写的只是冀中农村的凡人琐事,正是通过这些有血有肉的小人物,折射出了新旧交替的社会大背景。孙犁笔下的这些人物,有的倔强如铁匠傅老刚,有的精明如木匠黎老东,有的勤劳如九儿,有的懒散如六儿,有的张扬如小满儿,有的本分如四儿,但是,孙犁并没有给这些人物贴上标签,而是按照事物自然发展的脉络来塑造人物形象,这些人就如同在我们身边,真实而亲切。可以说,这是孙犁对鲁迅先生所倡导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继承。

《风云初记》多波折

《风云初记》是孙犁描写抗日战争的一部长篇小说,也是孙犁平生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尽管只有一部,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也是孙犁的不朽之作。

《风云初记》的创作念头产生于1949年秋冬之际,此前,孙犁已经因发表《荷花淀》《芦花荡》《村歌》等小说而享誉文坛。但是,此时的孙犁尚没有长篇作品问世。

1949年10月25日,孙犁在致挚友康濯的信中说:“我起了一个念头——想写一部关于抗日战争的小长篇。”11月9日的信中又说:“关于那个小长篇,如果写就有两个,一平分,一抗日也。”可见,按照孙犁最初的设想,这部长篇小说将要围绕两个主题展开,一是土地改革,一是抗日战争。但是,当时孙犁尚缺乏驾驭长篇小说的经验,因此在1950年7月15日致康濯的信中又改变了主意:“弟之小长篇,颇费思索,恐力所不逮,又要截长补短,近拟分部写,第一部拟题为《风云初记》。”

题目确定之后,孙犁便进入了创作状态。

这部《风云初记》是在条件简陋的环境中创作的。孙犁在《天津日报》工作的老同事李夫描述了当时的场景:“孙犁住在多伦道编辑部后二楼一间木廊陋室里。此房东、西、南三面有窗,玻璃门朝西开,冬天灌风,夏日西晒溽热难忍。他就在这间简陋斗室,创作了著名的抗日小说《风云初记》和其他若干名篇……”与孙犁一起编辑《天津日报》副刊的李牧歌也说:“孙犁的长篇《风云初记》是在多伦道五十五号大院报社旧址楼上一间破旧的小房子里诞生的。房里只有一张旧条桌,一把木椅子。”“往往一个上午,他只能写出两千字来。经常写完了,午饭也不想吃了。他边写边在《天津日报·文艺周刊》上连载。”

但这部长篇写得并不顺利。一是孙犁需要不断到工厂、农村,完成报社的采访任务,回到报社便赶写通讯,紧张疲惫而不能集中精力搞创作,二是缺乏足够的写长篇小说的信心。1950年8月23日,他在给康濯的信中说:“长篇只开头,然已不知不觉写到哪里去了。你说我还能写长篇不能?我是没有信心的。只好等秋凉以后再集中了。”庆幸的是,孙犁没有打退堂鼓,而是坚持写了下去。

1950年9月22日,《风云初记》第一集开始在《天津日报》连载,至1951年3月18日刊发完毕,共二十八节。第一集完成之后,孙犁仍然有过犹豫,认为自己缺乏创作激情,担心小说的线索和情节过于散漫,失去中心,将来不好收拾。好在这一顾虑很快打消,1951年4月15日,第二集开始连载,至9月9日刊发完毕,共二十节。

1954年5月,孙犁基本完成了第三集的写作,但发表的过程却经历了许多曲折,其主要原因是当时报社的一位负责人认为小说连载占的篇幅太大,应该给投稿作者多留些版面,这对自尊而敏感的孙犁产生了一些压力。1953年7月,《天津日报》在刊发了其中的第一至第五节后,孙犁主动中止了连载。随后,又将其余的部分分别发表于《人民文学》《新港》等。第三集的篇幅并不大,但从完成到最终与读者见面,却用去了9年的时光。

1951年10月,《风云初记》第一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为“文艺建设丛书”中的一种,其中收入林浦插图十四幅;1953年4月,《风云初记》第二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收入林浦插图十六幅;1963年3月,《风云初记》第一、二、三集合订本由作家出版社出版,随后,又于同年6月出版了第三集的单行本,未收插图。

按照孙犁的习惯和常理,《风云初记》各集的单行本和三集的合订本应该有一篇前言冠其首,最起码也要有一篇后记殿其后,可惜的是,全都没有,只是在作为小说结尾的第九十节,作者在向读者交代了李佩钟的结局并发表了一段议论之后,最后注明“一至六十节写于一九五〇年七月至一九五二年七月 六十一至九十节写于一九五三年五月至一九五四年五月 一九六二年春季,病稍愈,编排章节并重写尾声”。1963年9月,外文出版社准备出版《风云初记》的外文版,病中的孙犁才应编辑之请,写下了一篇序言,谈到了创作这部长篇小说的初衷:

当我的家乡,遭遇到外敌侵略的时刻,我更清楚地看到了中华民族的高贵品质。在八年的抗日战争里,我更深刻地了解到中国农民勤劳、勇敢的性格。他们是献身给神圣的抗日战争的,他们是机智、乐观的。就是在最困难的时候,在最危险的时候,他们也没有低下头来。他们是充满胜利的信心的。这种信心,在战争岁月里,可以说是与日俱增的。

伟大的抗日战争,不只是民族的觉醒和奋起,而且是广泛、深刻地传播了新的思想,建立了新的文化。

在这个历程里,我更加热爱着我的家乡,这里的人民,这里的新的伦理道德,风俗习惯,甚至一草一木。所有这一切都在艰苦的战争里,经受了考验,而毫无愧色地表现了它们是不可战胜的。

所有这一切,都深刻地留在我的印象里,和我的思想、情感融合起来,成为一体。

孙犁特别提到,小说的前二十章的情节是自然形成的,完全是生活的再现,是家乡人民生活和情绪的真实记录。虽然是小说,但很少有虚构的成分,是生活中的诸多印象,通过交流、组织,构成了小说的情节。的确如此。无论是小说中的人物,还是故事情节,还是主要线索,甚至社会环境和自然风貌,都来自孙犁的生活经历,都有所依据和凭借。如五龙堂和子午镇,就可以对应作者家乡的北郝村(该村有五龙堂庙)和子文镇。小说中的人物,在生活中也大都可以找到原型。变吉哥就有作者自己的影子,深夜转移不幸落入荒井而牺牲的李佩钟,就是以远千里的爱人为原型的。

因此,当人们在阅读这部小说的时候,就会发现,其中没有通常战争小说中那些离奇的情节、血腥的场面,而是忠实地还原历史,通过对高四海、高庆山、吴大印、高翔、芒种、变吉哥、秋分、春儿、李佩钟等人物的塑造,形象地再现了日寇入侵、华北危急、国民党军队和政权机构望风南逃、地方反动势力相互勾结,不愿做亡国奴的冀中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武装自卫、建立政权,促进晋察冀抗日民主根据地形成的全过程。除此之外,作者还以抒情的笔调,描述了战争中的人性之美和心灵之光。它所彰显的,是冀中军民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所表现出来的坚毅、质朴、勇敢、机智、乐观、积极的高贵品质和精神风貌。可以说,《风云初记》在形式上是小说,在本质上却是散文、是诗,给人以纯美的享受和精神的洗礼。因为,它不光是叙事,而是在叙事的过程中,展现着浓郁的抒情的成分,孙犁是用诗的语言、诗的境界来写小说的。

《风云初记》是孙犁没有写完的作品,一是因为孙犁的生活积累所限,他不愿意凭空想象、随意捏造,去写自己不熟悉的东西;二是由于身体的原因,使得他这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匆匆收尾,而且停留在了一个“初”字。即便如此,这部《风云初记》也和许多优秀的作品一样,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

《风云初记》发表和出版之后,立即引起了文艺界的重视,评论家黄秋耘以《一部诗的小说——漫谈〈风云初记〉的艺术特色》为题,称这部小说“几乎可以当作一篇带有强烈的抒情成分的诗歌来读”,认为这部小说尽管有故事情节,有人物形象,有细节描写,符合长篇小说的条件,“但是它同时又具有诗的意境,诗的气氛,诗的情调,诗的韵味。把浓郁的、令人神往的诗情和真实的人物性格的刻画结合起来,把诗歌和小说结合起来”,“在某种意义上,孙犁同志是采用写诗的方法来写这部小说的”。另一位评论家钟本康也认为,“孙犁同志好像是有意识地想把散文的章法、诗的意境巧妙地运用到小说中去”,“笔尖所触之处,无论一人一事,还是一事一物,无不诗意酣畅”。“《风云初记》的语言朴素、明净、清新,像蓝天中的星星、清泉中的砂石。读的时候,似乎觉得每个字句都如揩洗过一样,明亮剔透。这种语言渗透了作者的诗情,使之有诗一样的抒情味;而长短句的交互,整散句的错落,又构成音乐一样的旋律美,成为整部作品艺术风格的重要因素。”

关于《风云初记》的版本,除了上面提到的单行本和合订本外,1980年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根据作家出版社1963年合订本重新排印了这部长篇小说,之后不断再版。遗憾的是,后来再版的这些版本均未收入林浦的插图。直到202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出版“孙犁作品插图本”时,由责任编辑联系到林浦女儿李桦,得到了珍藏多年的插图原作,共四十六幅,同时,以其中的八幅画作作为插页,原汁原味地呈现了林浦当年这批画作的风采。这一做法具有双重的意义,一是尊重孙犁当年的意愿,恢复原书的本来面目;二是以此纪念孙犁和林浦之间的深厚友谊,让读者领略当年老一辈文艺工作者那种交往“其淡如水”、情意“厚重如山”的风范。

信是人间有真情

《白洋淀纪事》的结集和成书,可以说是一个友情的纪念。

1949年1月15日,孙犁随解放大军由河北霸州有“北方小漓江”之称的胜芳进入天津。

最初几年,孙犁的创作呈“井喷”之势,他满怀激情,深入工厂、农村,热情赞美新生的天津,写下了《津门小集》中的大部分作品;他根据参加农村土改的生活经历,写出了中篇小说《村歌》;他还在简陋的环境中,完成了长篇小说《风云初记》;随后,他又写出了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中篇小说《铁木前传》。由于在写作上的精力透支,对城市生活的不适应,加之家庭负担的沉重,使得孙犁患了严重的神经衰弱,他一度萎靡不振,令家人和朋友很是担忧。正如孙犁所述:“一九五六年秋天,我的病显得很重,就像一个突然撒了气的皮球一样,人一点儿精神也没有,天地的颜色,在我的眼里也变暗了,感到自己就要死亡,悲观得很。其实这是长期失眠,精神衰弱到了极点的表现。家里人和同事们,都为我的身体担心,也都觉得我活不长了。康濯同志来天津看我,就很伤感地说:‘我给你编个集子,还要写一篇长一些的后记。唉,恐怕你是看不到了。’”可见,《白洋淀纪事》这本书是康濯对老朋友孙犁的一种责任,一个纪念。

关于为什么要由康濯编选这本书,孙犁研究专家刘宗武先生道出了其中缘由:“孙犁曾说,康濯是‘我的作品的百科全书’‘是我的作品的最后鉴定人’。可见他们相知之深,交谊之厚。那时候,孙犁最初的几本小说、散文集,即由康濯参与选编。当孙犁缠绵病榻,康濯承担选编《白洋淀纪事》,更是情理之中的事。”

康濯对孙犁的作品非常看重,几乎收集了孙犁作品的全部。孙犁曾说:“我的很多作品,发表后就不管了,自己贪轻省,不记得书包里保存过。他都替我保存着,不管是单行本,还是登有我的作品的刊物。”因此,康濯担任这本书的编辑,也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

《白洋淀纪事》收录孙犁写于1939年至1950年间的五十四篇作品,是孙犁作品的第一次大规模结集,于1958年4月出版,首印三万五千册。

由于《白洋淀纪事》文笔优美,风格独特,出版后很受欢迎。1960年5月,出版社又印刷三万八千册。1962年4月,《白洋淀纪事》又推出了第二版。1962年版与1958年版最明显的不同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散文部分增加了《访旧》《杨国元》《家庭》《齐满花》《婚俗》《张秋阁》六篇作品。二是增加了林锴为这部作品绘制的六幅国画插图。

《白洋淀纪事》无疑是孙犁小说、散文的荟萃,也是孙犁极为看重的一本书,1981年2月22日,孙犁应藏书家姜德明之请,在其收藏的《白洋淀纪事》精装本上题写了这样一段话:“君为细心人,此集虽系创作,从中可以看到:一九四〇到一九四八年间,我的经历,我的工作,我的身影,我的心情。实是一本自传的书。”

名家插图传佳话

这三本书中的插图,是由三位名家完成的。

为《白洋淀纪事》绘制插图的是画家林锴。

林锴(1924—2006),祖籍河南,生于福建,自幼痴迷绘画,高中毕业后考入福建省师范专科学校艺术科,接受了正规的美术训练。1947年,考入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中国美术学院前身)国画科,得黄宾虹、潘天寿、吴茀之、诸乐三、郑午昌等先生指授,画艺大进。1950年,林锴毕业后,先在辽西的一所中学担任美术教师,后经江丰推荐,到人民美术出版社任创作室专职画家。当时人美社的创作室,可谓藏龙卧虎,高手云集,徐燕孙、刘继卣、王叔晖、任率英都是各有专长、名声显赫的大画家,林锴很快适应了新的环境,创作了大量的连环画、年画、宣传画、插图。最为人称道的,是他创作的连环画《妇女主任》《三岔口》《甲午海战》《夺印》等。他的人物画,能够抓住人物的性格特征,造型准确,形象生动,令人叹服。也正是因为如此,中国青年出版社请林锴为《白洋淀纪事》绘制插图。

林锴通过仔细阅读孙犁的作品,体会作品中人物的性格、生活场景,分别为《吴召儿》《采蒲台》《芦花荡》《诉苦翻心》《新安游记》《一天的工作》六篇作品绘制了插图。这些插图均为国画体裁,构图饱满,虚实相间,既有人物,又有风景,线条厚重婉转,色彩清新明丽,具有浓郁的水乡特色和山地气息,是用传统笔墨描绘现代题材的成功尝试。

林锴的插图为《白洋淀纪事》这部书增了色。从此,孙犁和他的作品为更多的读者所熟知。

为《风云初记》绘制插图的是林浦。

林浦(1926—2012),河北省深县人,自幼酷爱绘画。1940年1月参加抗日,1944年在《黎明报》工作时,经常为房东画像,被社长王亢之发现并给予鼓励,从此走上专业美术道路。1945年,林浦担任《冀中导报》美术编辑。1949年1月,林浦随解放大军进入天津,参与创办《天津日报》并任美术部主任。

从主客观条件来看,林浦是为《风云初记》绘制插图的不二人选。这是因为,林浦虽然年轻,但具有很好的绘画功底,在《冀中导报》时期,他就画了大量的插图,还刻了不少颇具写实风格的版画作品。到《天津日报》之后,林浦发表了大量的速写、漫画和宣传画作品。可以说,他具有很强的造型能力,善于捕捉人物的动作和神态;更为重要的是,林浦和孙犁既是冀中老乡,又是《冀中导报》《天津日报》的同事,有共同的生活和战斗经历,熟悉孙犁笔下的人物形象和生活场景。另外,林浦对孙犁本人也很了解,熟悉他的创作风格。他在晚年接受采访时说:“他请我为他的小说做插图,我非常高兴,因为他所描写的农村人物,那种从农村土地上散发出来的土坷垃气息,那种朴实的庄稼汉情怀,我是非常熟悉的。”多年之后,林浦还清晰地记得他和孙犁合作的情景:他和孙犁住在同一个院子里,偶尔在散步时相遇,孙犁常常会微笑着问他:“咱的插图画得怎么样了?”“画着呢。”“那就好。”尽管没有太多的语言交流,但一切尽在不言中。因此,当《风云初记》出版单行本时,孙犁特意提出书中的插图也要用报纸上林浦所作的插图。1973年,孙犁见到林浦,依然用二十年前的口吻说:“咱们小说的插图很有‘土坷垃味道’啊。”

林浦的插图以速写式的笔触,将孙犁笔下的形象一一还原出来,周边的环境,人物的装束、动作、表情,朴实而不失生动,自然而颇为传神。

为《铁木前传》绘制插图的是张德育。

张德育(1931—2010),河南南阳人,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5年入中央美术学院学习,1958年毕业后分配到百花文艺出版社担任美术编辑。张德育受过正规的专业训练,以人物画见长,此前,他已经为冯德英的长篇小说《苦菜花》画过插图,深受好评。张德育刚到出版社,在翻看出版社的样书时读到了《铁木前传》,他立即被吸引住,一口气读完,觉得这样的好书一定要有好的插图。张德育找到社长林呐,建议重新出版《铁木前传》,并主动请缨,要求下农村体验生活、收集形象,为小说画插图。出版社经过研究,同意了他的想法。张德育在冀中农村经过一个月的生活体验之后,回到单位专心致志地进行插图的绘制,尽管只有四幅,却用去了两个月的时间。1959年7月,百花文艺出版社推出了新版的《铁木前传》,印数达一万九千一百册。“文革”之后又多次重印,均保留了这四幅插图。

对于张德育的插图,孙犁非常满意。多年之后,张德育对孙犁的小女儿孙晓玲讲述了当年随林呐拜访孙犁的情景:

在多伦道大院那个带阳台的屋子里,我第一次见到自己崇敬的作家,他不像想象中的作家那样威严,倒像是个农村的教师。他说话不像他用文字表达情感那样自如,但平易近人。孙犁先生见到我,便招呼老伴:“德育来了,画《铁木前传》的,你来看看。”你母亲从厨房走出来,笑着对我说:“你见过小满儿吧!”她是个很朴实的农村妇女,可说话挺有意思。我对她说:“大娘,您没想到吧?!我这个岁数不可能见过小满儿。我画的只是我心里的一种感情表达。”你母亲认定我见过原型,这也从一方面说明我画得的确像小满儿。我对你母亲说,不是我画得好,而是孙犁先生对现实生活挖掘得深刻,写得生动,文字表达又是那么优秀……我被感动了,被他带进了那个环境,与他笔下人物的情感融为了一体。

《铁木前传》书中的插图给著名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留下了深刻印象,她在《怀念插图》一文中写道:“当时除了被孙犁先生的叙述所打动,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便是画家张德育为《铁木前传》所作的几幅插图。其中那幅小满儿坐在炕上一手托碗喝水的插图,尤其让我难忘。”

“小满儿是《铁木前传》里的一个重要女性,我一直觉得她是孙犁先生笔下最富人性光彩的女性形象。单用艳丽、风骚不能概括她,单用狡黠、虚荣不能概括她,单用热烈、纯真更不能概括她,因为她似乎是上述这种种形容词的混合体,而作家在表现她时也是用了十分复杂的混合情感。画中的小满儿,在深夜来到住在她家的干部屋里,倚坐在炕上毫不扭捏地让干部给她倒一碗水。深夜的男女单独相处,村人对她的种种传闻,使干部对她心生警惕。然而她落落大方地与干部闲聊,探讨怎样才能了解人的内心。这时她的眼光甚至是纯净的,没有挑逗的意味,虽然在这个晚上她美艳无比,头上那方印着牡丹花的手巾,那朵恰巧对在额前的牡丹花给整个的她笼罩上一层神秘而又孤傲的色彩,使人想到,在轻佻和随便的背后,这女人的情感深处也有着诸多的艰难和痛苦。”铁凝写道,“张德育先生颇具深意地选择并刻画出孙犁先生赋予小满儿的一言难尽的深意,他作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这幅插图的艺术价值并不亚于孙犁先生这部小说本身。我一向觉得,中国画和油画相比,后者在表现人物深度上显然远远优于前者。但张德育先生的插图,用着看似简单的中国笔墨,准确、传神地表现出一个文学人物的血肉和她洋溢着别样魅力的复杂性格,实在让人敬佩。中国至今无人超越张德育这几帧国画插图的高度,他自己也未能再作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