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彩霞

《光明日报》( 2023年08月17日 13版)

马蒂斯《自画像》 资料图片

《打开的窗户》 资料图片

《戴帽子的女人》 资料图片

正在雕刻的马蒂斯 资料图片

马蒂斯《自画像(速写)》 资料图片

日前,“马蒂斯的马蒂斯”正在北京展出。展览的名字颇为传神,因为作品都来自马蒂斯美术馆,还凸显了一个有趣的话题:马蒂斯眼中的自己。马蒂斯很关心如何将自己的作品呈现给公众——1952年,82岁的他将自己收藏的作品捐出,在家乡勒卡托-康布雷齐建立了马蒂斯美术馆,还亲自参与了陈列设计。很多马蒂斯同时代的人都认为,当他谈论艺术时,口才极好,不像个画家。然而,这其实不是他的本意,他主张“画家最好的代言人就是他的作品”。

Ⅰ.自画像与肖像照

对艺术家来说,自画像不仅是自我陈述的语言,也跟自己的艺术成就不可分割。19世纪以来,自画像创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流行。但有研究者发现,在1910年至1970年的60年中,最杰出的艺术家很少有人用自画像表达自己。马蒂斯和毕加索亦然,他们作为20世纪最有成就的两位画家,尽管也创作过自画像,但数量不多。马蒂斯一生只画过4幅油画自画像(1900—1918),其中的三幅都是他拿起画笔的模样,呈现出一个专心致志创作的画家。50岁之后,马蒂斯只画过素描或版画自画像,都是寥寥几笔的勾勒。69岁时,他曾画过四张自画像(速写),并在77岁时这样解读:尽管这四张自画像的下半部分完全不同,但并不妨碍画的是同一个人——他仔细地观察生活,始终清醒地认识自己,不会彻底向生活低头。

有趣的是,在自画像之外,马蒂斯还注意到一个时尚事物——肖像照,并体现出浓厚的兴趣。尤其是每当需要为公开发布的文字配图时,他都喜欢用精心拍摄的个人照片展示自己,而不是用自画像。他的肖像照基本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工作场景中的照片——他或是手持画板,或正在雕塑,或剪纸,又或是面对模特构思;另一类是个人的正面照或侧面照,他总是一脸严肃地看向观众,这看上去不像画家,更像一个政治家。马蒂斯还拍过很多更“正经”的照片——一位打着领带的艺术家正在工作室里创作。

马蒂斯玩转肖像照,缘于世事的“造化弄人”。1905年,35岁的马蒂斯和朋友们参加了秋季沙龙展,他们的画作色彩艳丽,笔触粗犷。评论家路易·沃克塞尔在报纸上戏称,他们是“一群野兽”,尽管并没有恶意。当时法国最著名的周刊《画报》又刊登了这篇文章,只是有些断章取义,马蒂斯的作品整整占据两个版面,分别是《戴帽子的女人》和《打开的窗户(科利乌尔)》。此后,马蒂斯和朋友们被赋予“野兽派”的名称,马蒂斯也一举成名。

但麻烦的是,无论是追随者还是公众,并没有理解马蒂斯,甚至深深地误解了他。报纸上说,野兽派画家用骇人的把戏骗取公众的注意,马蒂斯尤其擅长这一套。而在两年后的沙龙展上,到处都是东施效颦的“野兽派”作品,野兽派几乎成了“骗子”的代名词。究其原因,主要是马蒂斯和朋友们的画作色彩过于浓烈,给人的印象是鲜艳的颜料被随意涂抹在画布上。而在西方绘画传统中,高雅趣味是不会与明亮的色彩沾边的。《打开的窗户》是一幅从室内望向窗外的海景画,但整个画面色彩绚烂,对比强烈,不同色块代表着不同空间,形成由近及远的透视结构。在野兽派成名之后,马蒂斯也经常被戏称为“染色工”。

其实,野兽派并不能算作一派,因为没有明确的规则和技法,更没有纲领或宣言。在马蒂斯的艺术生涯中,野兽派只有短短的两年,那是他和德朗、弗拉芒克以及芒更等朋友们进行色彩实验的一个阶段。但在后人看来,野兽派是20世纪第一个艺术运动,随后的现代艺术多以各种运动来命名,如立体派、超现实主义、抽象表现主义等。

1910年,作家多热莱斯在报纸上发表评论文章,将马蒂斯描述为“疯子”,甚至“放荡艺术家”。颇有戏剧性的是,配图由马蒂斯提供,他选了一张精心设计的“自拍照”——《工作室里的马蒂斯》,照片上的他39岁,手持画板,严肃又认真地打量着观众,既不像疯子,也不放荡。这是被定格的“瞬间”:一位严谨的艺术家正在认真创作。

就这样,当马蒂斯一心追求的艺术理想不被公众理解时,他“不务正业”所拍的肖像摄影,又奇妙地扭转了自己的负面形象。1911年,柯蒂斯出版公司也在美国调查发现,“一张好照片比言辞更有效”。这并非巧合,马蒂斯的时代正是摄影逐渐崛起的时代。尽管第一张照片诞生于1839年,但直到马蒂斯出生以后,照片才逐渐在报纸和杂志上流行,《画报》便是法国第一份刊登照片的杂志。到了晚年,马蒂斯还拍过很多照片,呈现自己的剪纸创作过程。72岁时,他甚至说,好的摄影师远胜于肖像画家。

此言出自这位老画家之口,也透露出几分无奈。早在16世纪的威尼斯,马蒂斯的前辈们就已经创作自画像了,当时的自画像根植于真实,被视为“镜中像”。但马蒂斯的理想恰好相反,他追求的不是外在的真实,而是“通过思想和形式的简化来抵达宁静”,在他看来,“细节不仅会弱化线条的清晰度,也会破坏情感的强烈程度”。换句话说,要是马蒂斯把自画像画成照片的样子,那就跟他的理想背道而驰了。反倒是那四张速写更契合他的理想,寥寥几笔,就画出了自己。

或许,用肖像照代替自画像,是马蒂斯的一种妥协:自己的作品和理想很难被别人理解,但一个认真敬业的画家形象却容易被公众认可。

Ⅱ.画家笔记与艺术理想

马蒂斯在图像上妥协,并不表示在其他形式上也会如此。38岁时,他在著名的《大评论》杂志发表《画家笔记》。尽管这是文字,而且长篇大论,但在马蒂斯看来,其重要性不亚于他的任何一幅作品。正如《马蒂斯传》的作者斯波林所说,马蒂斯以清晰又自信的方式阐述了自己的理论立场。他的理想是“一种平衡、纯洁又宁静的艺术,没有令人烦恼或压抑的题材,就像一把舒适的扶手椅,能让人从疲劳中恢复过来,抚慰人的心灵”。在这篇长文中,马蒂斯既表达了绘画实践与艺术理论的关系,也明晰了画家自我与艺术家群体以及时代潮流的关系。一年后,它被翻译成俄语和德语。在今天,它被视为艺术家自我阐释的经典之作,在艺术史上占据重要地位。

围绕宁静的艺术理想,贯穿马蒂斯艺术生涯的始终是“色彩实验”。早在跟随老师古斯塔夫·莫罗学习时,他就因对颜色的追求而让莫罗很不满。28岁以后,马蒂斯迎来艺术创作的多产时期。他画了一系列风景画,主要是从窗户看出去的巴黎圣母院,但与其说是自然景观,不如说是各种纯色的相互作用。35岁时,他的色彩探索小有所成,体现为秋季沙龙上的《戴帽子的女人》和《打开的窗户》,但被人诟病为野兽风格;36岁时,他又在独立沙龙展上展出《生之喜悦》,人们更加难以理解,很多人开始奚落他。

面对他人的批评,马蒂斯也曾一度陷入自我怀疑。不过在他的性格中,一直保留着坚忍顽强和井然有序的一面,几乎没有一点多愁善感或顾影自怜。马蒂斯出生在法国北方,那里环境恶劣,生活困难。马蒂斯也继承了家族坚定的意志和顽强的精神。21岁时,他不顾父亲的反对开始学画画,代价是失去了父亲的经济支持,从此过上了长期拮据的生活。但他也曾多次说过,因为一无所有,所以也不担心失去什么,比起富裕的同龄人,他反而有一种他们无法获得的自由。

以绘画为业,是马蒂斯抵御所有困难的灵丹妙药。36岁时,马蒂斯写信给好友芒更说,他能做的只有继续作画。孩子们也发现,父亲的画是整个家庭凝聚力和情绪稳定的源泉。马蒂斯的大儿子皮埃尔后来在给父亲的信中写道:“我清楚地知道您的画在我们家的位置,每一幅都代表一个时期,为我们大家提供着全新的养分,每一幅都那么重要,直到消失后才知其弥足珍贵。”

1906年秋天,马蒂斯迎来了丰收的季节,收藏家们开始第一次争夺他的作品。两年之后,马蒂斯在秋季沙龙上展出了11幅油画、13件雕塑和7张素描。《红色和谐》是马蒂斯明确自己艺术风格的匠心之作。这幅画最初是“蓝色和谐”,但马蒂斯后来重新画成了红色。在《红色和谐》中,他完全放弃了光影和传统的透视技法,改用大面积红色表现室内纵深的空间。让人感到奇妙的是,尽管色调本身没有变化,却清晰地表现出不同空间,区分出桌面、墙面和地面。自此以后,马蒂斯真正成为一位装饰大师,《画家笔记》就是在当年年末发表的。他的艺术使命由此变得更加明确:目的是让人放松,就像一把舒适的扶手椅。

在《画家笔记》中,马蒂斯尝试澄清别人的误解,他确实要为绘画创造新的造型语言,但不是对西方绘画传统的破坏,而是仍然根植于传统。他说:“艺术家的作用跟学者一样,在于他掌握了那些不断重复的通用真理,不过,当他抓住了它们最深层次的意义时,这些真理对他来说就有新的意义,他把它们转化成他自己的真理。”落实到具体创作,无论是人物、阿拉伯纹样,还是明亮的色彩,都犹如他采集的远古珍宝,或者借用艾略特描述诗人的说法,将先前的作品囊括于自己的作品之中。65岁时,马蒂斯又发表了《论现代主义和传统》,再次重申这一观点:艺术的传统并未中断。“放弃传统,艺术家也可能会成功,但这种成功只会转瞬即逝,而他的名字也会很快被遗忘。”

当然,马蒂斯并非生来就会舞文弄墨,他的文字表达清晰、简洁,经过了深思熟虑,也是他长期学习的结果。皮埃尔清楚地记得,父亲经常看书,五十几岁的时候,还在读《如何写好法语》。

Ⅲ.作品与自我

如果没有《画家笔记》,或许就很难理解如下现象:最初马蒂斯的作品被评论家看做“乱涂乱抹”,而他在照片中的形象却恰恰相反。同样耐人寻味的是,当他以野兽派声名鹊起后,一个在访谈中能说会道的马蒂斯也随之出现了。

有一件轶事经常被人提起:采访马蒂斯的人期待看到一个古怪的艺术家,但出现在眼前的马蒂斯却是温文尔雅的绅士模样,他谈吐清晰,举止优雅。早在1909年,评论家夏尔·艾蒂尔就采访过他,发现他见解不凡,与“野兽派中的野兽”相去甚远。美国收藏家里奥·斯坦也很赞叹马蒂斯的机智:“在谈论艺术时,他能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想法,这在画家中屈指可数。”

由此可见,当马蒂斯面向公众时,无论是书写还是言谈,都用词简洁,表达精确。从37岁开始,马蒂斯一生接受了50多次采访,令人惊讶的是,他所表达的可以说跟《画家笔记》互为表里。当《画家笔记》发表一年后,39岁的马蒂斯接受艾蒂尔采访,几乎将这篇笔记中的观点重复了一遍。42岁时,马蒂斯在回答一位画家采访时说:“一幅画应该始终是装饰的。”1945年,马蒂斯已75岁,当采访他的评论家直接指出,人们仍在指责他的装饰性艺术时,马蒂斯引用德拉克洛瓦的话辩护,“我们不被理解,我们只被承认”,并再次重申,装饰性不等于肤浅,而是艺术作品的一个最基本特征。也许正是这样的重复,使马蒂斯的理想不至于石沉大海,他的自我也不至于无所依托,两者始终在对话中被不断提起,并以这样的方式得到实现。梅洛·庞蒂说得好:“说话者的话语不表达一种既成的思想,而是实现这种思想。”

1941年,年逾古稀的马蒂斯经历了一场大手术。此后接受了法国著名评论家皮埃尔·库蒂翁的访谈,前后9次,历时3个月。马蒂斯对谈话稿进行了多次修改,取名《与马蒂斯闲谈》,准备由斯基拉出版社出版。令人意外的是,他最终放弃了出版,这本谈话录从此被尘封在档案馆,直到70多年后的2013年才重见天日。或许,这恰是马蒂斯心中矛盾的折射。他很喜欢尼采的名言,“没有事实,只有诠释”;但他同样说过,画家应该把自己的舌头割掉。

马蒂斯理想中的真正自我究竟是什么?除了《画家笔记》,更简单的答案蕴含在他的作品中,这就是《粉红色画室》和《红色画室》(1911),那年马蒂斯41岁,画的是他的工作室。《红色画室》尤其能说明问题:墙上醒目地挂满了各种自己的作品,而室内的桌椅、时钟等其他物品却只用细细的线条勾勒。无论是红色还是粉红色,马蒂斯都能驾轻就熟,这意味着他的色彩实验已经炉火纯青,他的装饰性理想也水到渠成。说得更清楚些,色彩既是前景也是背景,画作既是作品又是装饰,最终目的是让人放松、令人愉悦。这幅作品如此重要,2022年,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还为此专门策划了一场展览,名为“马蒂斯:红色画室”。首席策展人安·特姆金认为,尽管画室是艺术史上的传统主题,但马蒂斯与众不同,他让红色覆盖整个房间,使画室从三维变成了二维,由此创造了一个绝对现代的绘画空间。

当然,这只是马蒂斯理想中的场景。创作这幅画的那年,戈尔德施密特采访了他,这位丹麦画家和艺术史家发现,马蒂斯画室墙上的确挂了许多画作,但主要出自高更、塞尚和马尔凯,还有同时代更年轻的画家,只有一幅是马蒂斯自己的。反观他的《红色画室》,相当于创造了一个想象的小展厅,展示着他的得意之作,也寄寓着他的创作理想。又过了41年,82岁的马蒂斯在接受采访时说:“我的全部作品构成了亨利·马蒂斯,作品代表了我,表达了我的情感,也延续着我的生命。”此时的马蒂斯说得更明确:作品是艺术家自我的投射,有些艺术家虽然肉体生命短暂,但艺术生命长青,比如拉斐尔、梵·高、高更和修拉,他们在活着的时候,就已经用作品充分表达了自己。

他自己也一样,追求形式的简化,始终努力用自由的线条和明亮的色彩来表达情感,开启了一代风气。后来的艺术家们深受马蒂斯的影响,最著名的就是汉斯·霍夫曼与马克·罗斯科,他们是现当代最重要的抽象艺术家。马蒂斯也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艺术家之一,与毕加索齐名。当马克·罗斯科第一次看到《红色画室》时,只有23岁。他的描述可以作为马蒂斯艺术生命及其影响力的注脚:“当色彩的使用纯粹到一定程度时,由此产生的力量会强于任何具象绘画。” 

(作者:张彩霞,系浙江树人大学人文与外国语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