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勇（吐鲁番市文物局党组书记、副局长）

　　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推进，20世纪以来的吐鲁番学，与敦煌学一样取得丰硕成果。吐鲁番出土文书及其他资料包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对于深化吐鲁番历史文化、各民族的交流融合以及丝绸之路上的中西文化交流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一

　　吐鲁番学的故乡在中国。然而，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世界各国探险家对吐鲁番的关注甚至肆意掠夺，吐鲁番学从一开始就具有国际性质。俄国的科兹洛夫等人在吐鲁番探查130个佛窟，发现了佛经写本、回鹘文写本；德国的格伦威德尔、勒柯克在吐鲁番的高昌故城、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吐峪沟等遗址发掘调查；日本的大谷光瑞探险队在吐鲁番胜金口、交河故城遗址和阿斯塔那古墓群进行发掘，小田义久完成了四卷本《大谷文书集成》编纂；英国的斯坦因进行第三次中亚探险时，在吐鲁番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割剥壁画100余箱，在阿斯塔那墓地发掘34座墓葬，其中21座墓葬出土了北凉、高昌国等文物文书。这些行为对吐鲁番地区的文物造成很大破坏。同时期，世界各国的汉学家纷纷对相关出土文物和文书开展研究，促进了吐鲁番学的成长和发展。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黄文弼为代表的中国学者在吐鲁番展开考古研究，他以“一记二集”（《吐鲁番考古记》《高昌砖集》《高昌陶集》）奠定了中国吐鲁番考古学的基础。1959—1975年，为配合农田水利建设，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对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墓葬群进行13次发掘，发掘墓葬456座。之后，吐鲁番地区文物管理所在阿斯塔那零星发掘墓葬多座。1980年10月至1981年7月间，吐鲁番地区文物保护管理所对柏孜克里克部分洞窟进行清理，清理出一千余片古代文书。这些都是吐鲁番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国内外学术界围绕出土的吐鲁番文物、文书开展了集中研究，发表了大量成果。

　　二

　　21世纪以来，自治区考古所和吐鲁番地区文物局共同发掘洋海古墓，揭示了吐鲁番盆地从史前到麴氏高昌时期多民族融合、多元文化交融的历史。2003—2005年，吐鲁番地区文物局对交河故城沟西墓地、木纳尔墓地、巴达木墓地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获得一批重要文物、文书，整理出版了《新获吐鲁番出土文书》，时代跨度从阚氏高昌到唐西州时期。

　　加依墓地是近年吐鲁番发现和发掘最重要的青铜时代晚期至早期铁器时代的古代文化遗存，同时也是一处公元前8世纪至前5世纪一直延续使用的古代公共墓地，从物质文化面貌、葬仪、葬俗上看，加依墓地均与洋海墓地的主体文化面貌一致，同为苏贝希文化的典型代表。

　　2010年开始的吐峪沟石窟发掘，重点对沟东区新编18窟、沟西区新编2窟、沟西区新编66窟进行了考古发掘。出土遗物中最重要的便是文书。据初步统计，文书残片近万件，仅大块的文书便有数百件之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新疆地区出土文书数量最多的考古发现。文书以佛教写经为大宗，另有世俗文书和古书注本等；文书最早的为4—5世纪，最晚的约在高昌回鹘时期，以汉文为主，兼有古代西域流行的其他文字，如粟特文、婆罗谜文、藏文、回鹘文等，其中特别珍贵的是汉文与回鹘文双语对译的佛经。部分文书保存较为完整，并有纪年题记，有的经卷还带有卷轴。此外，出土的还有绢画、纸画、纺织品及其他文物。这些对于重新认识吐鲁番的历史文化以及各民族和谐共存的社会背景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2021年、2023年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和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吐鲁番学研究院合作，分两次对“葡萄沟西旁景教寺院遗址”进行了主动性发掘。基本完成了对遗址岗顶建筑的全面揭露，初步探明了寺院布局、年代及改建过程，确认了该遗址曾长期作为景教寺院使用，出土了叙利亚语、回鹘文等文书残片以及壁画残块、陶器、木器、铜器、铁器、织物等千余件重要文物。从发掘出土材料上分析，该遗址为一处功能完整的景教寺院，除宗教仪式建筑外，还包含厨房、酒窖、寝（居）室等生活设施。其中，南北排列的三栋建筑组合，具备“三殿式教堂”的布局特征，与西亚、中亚地区景教寺院布局接近。在壁画风格、绘画技法、颜料色彩等方面与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吐峪沟石窟等高昌回鹘时期壁画存在明显联系。这反映出高昌回鹘王国的景教，既遵守了景教寺院建筑的规范，又结合当地传统进行了本地化改造。

　　2022年5—11月，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吐鲁番学研究院组成联合考古队，对巴达木东墓群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共发掘唐代墓葬11座。确定墓葬形制为斜坡道洞室墓，其中11号墓带一天井。出土器物主要有墓志铭、彩绘泥俑、陶罐、陶瓶、花押印、发钗、珠饰等，其中墓志志盖大篆阴刻“大唐故程府君墓志铭”，说明墓主系唐代宗时期中散大夫恒王府长史摄北庭副都护，是继1984年北庭副都护高耀墓后又一重要发现，对于研究唐王朝对西域的有效治理及北庭都护府所辖西州军政建置有重要史料价值。

　　三

　　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外探险家对吐鲁番地区各遗址进行初步发掘和记录所出土的文书现收藏于国外，其语种涉及汉文、粟特文、回鹘文、藏文、蒙古文、叙利亚文等约25种。新中国成立后，对吐鲁番各遗址进行了多次科学发掘与保护，出土了大量文书。据统计，现存于吐鲁番博物馆的文书涉及10余种古语言文字，内容包括公文、药方、契约、随葬衣物疏、信札、佛经、日历等。

　　吐鲁番出土文书所涉及的多种语言为研究中古时期吐鲁番地区作为丝绸之路上的站点和中西交通的孔道提供了最直接的证据，它体现出的是一种国际化的交流情形与各民族的交融。这些文书为我们研究古代西域、中亚地区的语言使用情况提供了第一手材料。通过这些材料，我们可以深化研究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印欧语系各语种之间相互借鉴、相互交融的过程。

　　吐鲁番独特的自然环境和丝路枢纽位置，得以保存自先秦到民国时期的文物遗址。先秦时期的新疆与东西方的文化交流，不少是通过吐鲁番盆地向四周传播的，如苏贝希、洋海等墓地出土的彩陶是中原地区彩陶经河西西渐的结果，阿拉沟墓葬的丝织物和漆器从楚国传来，更向西传到南西伯利亚的巴泽雷克。柳中古城、交河故城见证了自汉至唐代中央政府设置西域长史府和安西都护府，使吐鲁番成为管辖、治理天山南北的“重镇”。高昌故城在唐代成为贸易集散地，各类商行遍布街市，各色人等摩肩接踵，其中有中亚来的粟特人，有南亚来的印度人，有北方游牧民族突厥人，有中原的汉人……他们将金银器、香料、良马、丝绸与瓷器等商品载运而来，互通有无。高昌城向四周辐射古道上的烽燧、戍堡、驿站，则成为东西方商人与使者歇息、补给和提供军事保障的重要基地。除了古城、墓葬和烽燧外，吐鲁番还有15处石窟寺（含1处摩崖造像），最为著名的是吐峪沟石窟，是佛教东传西渐的重要节点，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则是五代、宋元时期回鹘佛教艺术的殿堂，也是摩尼教最后的乐园，多种宗教于此共存融合。元末明初，安乐城逐渐成为吐鲁番的政治中心，古城旁边的苏公塔则是清代额敏郡王和其子苏莱曼为报答清政府知遇之恩而修建，也被称为报恩塔。

　　为推动吐鲁番学深入发展，我们需要在以下方面进一步努力：加强学术交流，与国内外高校与科研机构合作，整理出版海内外吐鲁番文书，并加强学术研究；加大对吐鲁番境内古遗址、古墓葬、古代交通要道、长城烽燧遗址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力争发现更多资料；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努力推动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吐鲁番学繁荣发展。

　　《光明日报》（2023年08月28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