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银胜

《光明日报》( 2023年09月06日 16版)

晚年的潘序伦 资料图片

潘序伦《义勇军赋怀》,发表于1932年12月19日《上海商报》

一九三二年五月十日,由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证明书,为《生活》周刊社代收援助马占山将军等抗日救国捐款全部收支账目提供证明。 资料图片

被誉为“中国现代会计之父”的潘序伦先生,今年迎来130周年诞辰。潘序伦先生生前创办了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立信会计出版社,以“三位一体”的独特担当,风行海内外,成为业界翘楚。他以仁者的担当、勇者的无畏和智者的拓展,更以深沉的家国情怀,为我国现代会计事业奠定了坚实基础,让中国人感受到了现代会计的魅力,也感受到一位知识分子拳拳的爱国之心。

国难中发出时代最强音

潘序伦是一位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教育家,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贯穿于他一生的教育活动。起初,潘序伦同当时的进步教育家一样,主张“教育救国”,设想通过教育促进国家的独立富强,解决社会生计问题,使中华民族崛起于东方之巅。“九一八”事变进一步唤起了他的爱国热情,他逐渐认识到,只有国家民族的解放,才有民族经济与教育的发展,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生计问题。因此,潘序伦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积极参加了抗日救亡活动和民主运动。他参与舆论宣传、募捐赈灾,慰问前线将士等活动,为《生活》周刊等进步报刊义务审计等,并从会计教育、会计实务、会计出版等各个不同层面,有效地促进了战时经济的发展;他还积极支持立信师生的进步活动,保护了爱国师生;在国民党撤离大陆之时,他坚持留在上海,所有一切,都说明潘序伦先生深沉的爱国情怀。

其间,潘序伦还在报刊上发表了大量言论,呼吁民众行动起来,齐心协力,全民抗战。笔者寻觅史料时,就发现潘序伦先生在抗日舆论场发表的作品,为数不少。如《义勇军赋怀》,发表在1932年12月19日《上海商报》,距今逾九十年,弥足珍贵:

更不见当年暴秦势力莫与京,蚕食鲸吞肆兼并;又不见齐楚燕赵、日日纷争,坐令虎狼羽翼成。古今情事初不殊,大好河山强占据;异军苍头看突起,誓死抵抗无犹豫。白山黑水风凛凛,人乏饷糈马断饮;大呼杀贼向前进,转战不分昼与寝;冰天雪池寒澈骨,械弹两竭犹突奔;前扑后继胫膝没血,将军誓愿阵前殁。如此义勇气盖世,宁可秦越相坐视。匹夫兴亡与有责,投袂撄冠尚何俟。弦高犒师救郑国,输财助边汉卜式。今古人岂不相及?毋令后人笑我拙。吾闻海上花国选总统,敛钱将以饷义勇。须眉如何逊巾帼,对之能无增愧色。又闻救济难民特组游艺会,得资悉数酬赈灾。但冀解囊多慷慨,一举两得数善备。勿再观望与徘徊,同胞救国与乎来。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面对强敌,在国难中,潘序伦与所有仁人志士一样,挺直腰杆,发出时代的正义之声。潘序伦不但创作发表了讴歌抗日部队的《义勇军赋怀》,呼吁大家节衣缩食,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不要迷恋歌舞升平,不要沦为亡国奴;他还身体力行,参与了为马占山将军领导的东北义勇军及淞沪抗战募捐的活动。

潘序伦作为爱国的知识分子,其发愤创业之志,忧时爱国之情,溢于言表。这种忧患意识和爱国情怀,正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品格。读潘序伦的著作,分明体会到时代的风云变幻和他的拳拳爱国之心。

与邹韬奋肝胆相照

潘序伦与邹韬奋,同是圣约翰大学的校友,他们后来都成为中国现代史上的风云人物,邹韬奋是杰出的新闻记者、政论家和出版家,潘序伦则是知名的会计专家和教育家。

1917年,正值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迅速发展之际,潘序伦与邹韬奋共同的师友黄炎培,联合当时教育界、企业界一些有识之士,为实现“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目标和志向,在上海创立了享誉中外的中华职业教育社。1925年10月11日,《生活》周刊创刊,黄炎培请留美归国后任教于上海商科大学和中华职业学校的王志莘任主编。最初的《生活》周刊是一份四开的小型刊物,印数2800份,主要用于赠送中华职业教育社社员和教育机关人员。

《生活》周刊出完第一卷,王志莘因投身银行界,难以兼顾,故辞去《生活》周刊的工作。职教社主任黄炎培请邹韬奋主编《生活》周刊,这是他正式从事新闻出版工作的开始。

起初,《生活》周刊只有“两个半人”共事,除邹韬奋外,有徐伯昕协助做发行和总务工作,孙梦旦任会计工作半天,故称“半个人”。三位同仁就这样聚在辣斐德路(今上海复兴中路442号)“那个小小的过街楼里,在几盏悬挂在办公桌上的灯光下面”,“共同工作到午夜”(韬奋:《经历》)。

黄炎培对韬奋十分信任,不干预其编辑工作。韬奋在《生活》周刊的磨炼中“学得办事的认真态度”,干什么都是敬业乐业的。

韬奋接编后,变换《生活》周刊的内容与形式,增加可读性,吸引了更多读者;同时开设了编者与读者对话的“读者信箱”专栏,倾听读者的意见和要求,讨论各种问题,受到读者欢迎。在他的精心培育下,《生活》周刊的发行量不断上升,一年内由原来的2800份提高到了两万份。《生活》周刊的成功,让韬奋感到“我们的精神是和无数万读者联系着,又好像我们是夹在无数万好友丛中工作着”,“感到为有机会为社会干些有意义的事”而快慰。

随着《生活》周刊的影响与日俱增,为了刊物的后续发展,应邹韬奋之邀,在会计界风生水起的潘序伦担任《生活》周刊的会计师,他们的联系开始日益紧密。

《生活》周刊面向大众,为了向社会普及会计知识,让大众更多地了解会计职业,潘序伦撰写了《会计师秘诀》一文,在1928年4月8日《生活》周刊第三卷第二十一期上发表,文章说,“会计师为世界各国最近新兴之职业,即在此项职业发达最早之英国,计其历史,亦不过五十余年耳。我国在十年之前,未闻有会计师之名,遑论其业?然近年社会对于此项职业,需要渐增,业此者亦日众。来日进步,未可限量。不过就目下而论,此项职业,确在幼稚时代。社会对于会计师,既未尽悉其需要,而会计师亦未能完全博得社会之信任。余尝研究中国会计师职业尚未能迅速发达之原因,深觉其患不在社会不识会计师,而在会计师自身货色不吃硬,果真国内有吃硬之会计师,不怕社会不请教。故余第一层所欲声明者,会计师成功秘诀,应反求诸己,无待求诸人也。”

在为民族振兴的共同理想召唤下,潘序伦与邹韬奋的关系日益密切。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一九三一年第六卷第八期,发表了潘序伦撰写的《求学与任职合而为一》,文章的形式系书信体,潘序伦在信中说道:

韬奋我兄:久别殊念,想撰著工作甚忙也。弟所创设之立信会计夜校久蒙我兄热忱赞助,所设会计函授学校尤为我兄所建议督促提倡之产物,近颇现蒸蒸日上之象,素知吾兄对于敝校关垂甚切,敢将经过概况及弟对于敝校致力之点,掬要奉告,尚祈吾兄多予指教。

敝校自创办以来,招生已经七届;入学人数最初每届不过二三十人,最近一届竟增至一百数十人。敝校颇狭隘,不能尽容,因之被摈而去者尚多。学生中十之七八为各公司商店现任职员,彼等于任职余闲,不事游息,而愿来校受严厉之训练,繁重之课程,此真职业界可喜之现象也……盖求学与任职必使其合而为一,方能使学生所得训练及经验切合实用,且能收事半功倍之效也。因念数年以来敝校卒业学生任事各处,对于职务都能胜任愉快,此不仅弟所自慰,想亦可告慰于吾兄者。至于敝校自上学期起,为图远道学生求学便利起见,增设函授科,又自本学期起为应各届初级卒业同学之要求,添设高级班,校务虽渐扩充,而弟对于原有施教方法,颇愿保持不改,未知吾兄以为如何?

弟 潘序伦拜上,二月一日

邹韬奋以“编者按”的名义说:“序伦先生能于会计师职务百忙之中出其学识经验上所得以嘉惠有志进修之士,这当然是值得我们敬佩的。我们向来主张服务与进修应兼程并进,现在听他报告‘此职业界可喜之现象’和他所主张‘求学与任职必使其合而为一’之‘实施方法’,尤获我心。我对此事有两点要提出来谈谈:(一)我并无意劝人都来进潘先生所办的这个学校,因为社会事业是于合作中要分工的,倘若社会上充满了‘潘序伦’——会计师——和他的会计学高足,社会上当成何不了的现象?我不过说倘自省自己特性近于此途而有意研究此学的,这个学校有可供采择的价值而已。(二)我以为替有志进修者筹设便于他们进修的方法——例如夜校及函授学校——当尽量设法减轻他们在经济上的担负,此点在民穷财尽的中国尤其重要,也就是志在推广教育的好学校与志在牟利的野鸡学校之最大异点。潘先生设立此校之动机,我们原用不着怀疑,不过我们仍希望该校将来愈益发达之后,在可能范围内再尽量设法减轻学者在经济上的担负。”

为《生活》周刊出具证明书

从“九一八”到“一·二八”,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不断加紧,邹韬奋在《生活》周刊上大声疾呼,号召读者捐款抗日,得到了热烈响应。他在《经历》中有一段记载:“当时我们的周刊社的门口很小,热心的读者除邮汇捐款络绎不绝外,每天到门口来亲自交捐款的,也挤得水泄不通。”

“九一八”事变后,马占山将军领导东北义勇军抗日,全国民众纷纷募捐支持,立信同学会踊跃参加募捐活动,发动立信师生进行征募,尽自己的微薄力量表达抗日的决心。当时谣传上海抗日救国捐款共达国币二千余万元,而马占山将军只收到一百数十万元。据此有人指责经办捐款的《生活》周刊社、东北义勇军后援会和上海市临时救济会等单位有徇私舞弊行为。

在顾准等人鼓动下,潘序伦率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受托稽核了《生活》周刊社的账目,证实共收到捐款129865.09元及银行存息49.58元,合计129914.67元;汇马占山将军的东北义勇军120007.00元,转拨十九路军9897.65元,其他开支(电报费7.30元、票据2.72元),总支出合计129914.67元。收支完全相等。

1932年5月10日,由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全部收支账目证明,证明书由主任会计师潘序伦、会计师顾询署名,公诸社会。潘序伦为红色出版家邹韬奋及其《生活》周刊的爱国壮举举证,使针对邹韬奋以及《生活》周刊的流言蜚语不攻自破。

1932年6月2日,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戴戟领衔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也出具收据,证明收到《生活》周刊社经募的慰劳费9897.65元,公之于众。与潘序伦出具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证明书,分毫不差!

潘序伦从事会计事业,力主秉承“立信”精神,讲究信用,“信以处事”。邹韬奋办报搞出版,特别是通过为义勇军募捐的经历,他认为,从事新闻工作也要重视“社会的信用”。在《经历》一书中,邹韬奋回忆道:

《生活》周刊突飞猛进之后,时时立在时代的前线,获得国内外数十万读者好友的热烈的赞助和深挚的友谊,于是所受环境的逼迫也一天天加甚……自九一八国难发生以来,我竭尽我的心力,随同全国同胞共赴国难;一面尽量运用我的笔杆,为国难尽一部分宣传和研讨的责任,一面也尽量运用我的微力,参加救国运动。

……我生平没有私仇,但是因为现实的社会既有光明和黑暗两方面,你要立于光明方面,黑暗方面往往要中伤你。中伤的最容易的办法,是破坏你在社会上的信用。要破坏你在社会上的信用,最常见的方法是在金钱方面造你的谣言。

我主持任何机关,经手任何公款,对于账目都特别谨慎;无论如何,必须请会计师查账,得到证书。这固然是服务于公共机关者应有的职责,是很寻常的事情,本来是不值得提起的。我在这里所以还顺便提起的,因为要谈到社会上有些中伤的造谣阴谋,也许可供处世者避免陷害的参考。

也许诸君里面有许多人还记得,在马占山将军为抗敌救国血战嫩江的时候,《生活》周刊除在言论上大声疾呼,唤起民众共同奋斗外,并承国内外读者的踊跃输将,争先恐后地把捐款交给本刊汇齐汇寄前方。其中有一位“粤东女子”特捐所得遗产二万五千元,亲交给我收转。这样爱国的热诚和信任我们的深挚,使我们得到很深的感动。当时我们的周刊社的门口很小,热心的读者除邮汇捐款络绎不绝外,每天到门口来亲交捐款的,也挤得水泄不通;其中往往有卖菜的小贩和挑担的村夫,在柜台上伸手交着几只角子或几块大洋,使人看着发生深深的感动,永不能忘的深深的感动!当时我们的同事几于全体动员,收款的收款,算账的算账,忙得不得了,为着急于算清以便从早汇交前线的战士,我们往往延长办公时间到深夜。这次捐款数量达十二万元,我们不但有细账,有收据,不但将捐款者的姓名公布(其先在本刊上公布,后来因人数太多,纸张所贴不资,特在“征信录”上全部公布,分寄各捐户),收据也制版公布,并且由会计师(潘序伦会计师)查账,认为无误,给予证明书公布。这在经手公款的人,手续上可说是应有尽有的了。但是后来仍有人用文字散布谣言,说我出国视察的费用是从捐款里扣下来的!我前年回国后,听到这个消息,特把会计师所给的证明书制版,请律师(陈霆锐律师)再为登报宣布。但是仍有人故作怀疑的口吻,抹煞这铁一般的事实!这样不顾事实的行为,显然是存心要毁坏我在社会上的信用,但是终于因为我有铁据足以证明这是毁谤诬蔑,他们徒然“心劳日拙”,并不能达到他们的目的。

我们只要自己脚跟立得稳,毁谤诬蔑,是不足畏的。

韬奋在这里主张:“我主持任何机关,经手任何公款,对于账目都特别谨慎;无论如何,必须请会计师查账,得到证书。”这是对潘序伦从事的会计师职业的一种充分理解与极大支持。

支持顾准参加地下斗争

1927年夏天,顾准在中华职校初中毕业后,因为家境清寒,无力继续承担学费,不得不中辍学业。这时,他由小学老师殷亚华推荐,进入由潘序伦主持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当练习生(即新式学徒)。

这一年,顾准不过十二岁,进入潘序伦的会计师事务所是顾准人生中的一个重大事件,他从此走入了会计学这一领域,会计知识给予他的不仅是职业和成就,还有行为方式和思维方法。从此顾准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开始了会计学的研究、教学和实务工作,从事会计学著作的写作,直至成为著名的会计学家,虽然顾准自称这“并不是出于对会计学的爱好,纯粹是一种偶然的机缘。”同时,他的学术造诣和成就,也不仅限于会计学这一个领域。

从1927年至1940年去参加新四军,在这漫长的十四个年头中,除去少数一段时间,顾准一直在立信工作,与潘序伦结下深厚的友谊。他聪颖好学,勤奋努力,很快掌握了会计学这门知识。加上潘序伦唯才是举,并不囿于世俗的偏见,拘泥学历、年龄等条件,对顾准大胆提拔、委以重任,使他攀上了事业高峰。从一个练习生开始,顾准很快崭露头角,成长为一个会计学者、著作家、教师、会计师,成为立信的台柱之一。他前后担任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编译科副主任、函授部主任、夜校部主任、立信会计高级职业补习学校教师、事务所稽核员、立信会计专科学校教授等,并以此作为职业掩护,从事共产党的地下工作。

在潘序伦富有特色的融教育、办理各种会计业务、出版于一体的立信会计事业的架构中,顾准既得益成才,也贡献殊多。对此,潘序伦在其晚年还念念不忘,他说:“顾准同志在我国现代会计界中,可称为一个难得的人才。他天资聪颖、才华出众,早在1927年就参加了我所创办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做一名练习生,当时只有十二三岁。他经过刻苦勤奋自学,掌握了会计这门科学,便在所编辑部工作和主编第一卷《立信会计季刊》四期(由立信同学会主办)。由于他讲解透彻,说理清楚,深得同学们的欢迎和爱戴。193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他编著的《银行会计》,列为“大学丛书”,他也开始登上大学的讲坛。以后又陆续写了不少有关会计的著作和论文,如与我合著的《中国政府会计制度》《会计名辞汇译》(中英文对照)等,均有他独特的见解和大胆的探索,深为社会所称许和赞誉,我亦有所倚赖焉。”

事隔多年,潘顾两人的友情并未因为岁月的流逝而销蚀。

顾准在立信的十四年,是他人生旅途的重要驿站。立信是顾准成名成家的地方;同时也是他投身爱国救亡运动、参加革命工作、搞地下斗争的场所。对于顾准在立信的这段经历,他的胞弟陈敏之追述道:

顾准是在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从一个少年成长为青年的,也是在这里从一个稚气未脱的孩子成长为一个会计学家的。在这十四个年头中,顾准的成长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为了改善家庭的经济条件,他必须勤奋地学习和工作,通过刻苦自学,他很快从一个对现代会计学一无所知、所知不多的练习生,成为立信会计补习夜校的教师、会计学著作的著述者(三十年代已有不少会计学著作出版,其中有些与他人合著;有些未署自己的名;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被列为‘大学丛书’的《银行会计》就是1934年写成的),大学讲师、教授;另一方面,三十年代初期,‘九一八’‘一·二八’事件相继发生,当时国民党政府采取的民族投降主义,对日屈膝妥协,对内矢志剿共,震撼全国;亡国的现实危险,唤醒一代青年的民族觉悟。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有效途径,顾准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且采取实际行动,从组织马克思主义秘密小组——进社,到投身到革命的行列,成为一名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他是一个会计学家,但同时又是一个共产党人。从事会计事业,当时在他不过是一种谋生的手段和从事革命活动的职业掩护,并不是他的人生目的:他的人生目的是实现革命理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直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已届耄耋之年的潘序伦还记得:“因为自己一心想为国家培养会计人才,对那些有志向、有作为的青年,我不管他们的政治倾向如何,总是爱护备至,不遗余力地加以培养。像顾准这样才华出众的人,他十九岁就受聘到沪江大学、圣约翰大学执教,在会计学术方面有很多的著作和译著,我曾一心打算培养他为立信会计事业的接班人。他在会计师事务所和学校工作期间,从事很紧张的革命活动,如参加‘进社’‘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上海职业界救国会’等。我对他这些活动早有察觉,但从未干预过。”其间,国民党上海市党部还曾经告诫潘序伦要“注意赤色分子的活动”,潘序伦明知顾准的“色彩”,然而他对国民党的警告却不予理睬。如果没有甘愿担当风险的勇气和胆识,是难以采取这种正义的态度的。

在立信的十多年,顾准的成长与成熟,他的著述教学、地下工作,可谓“双双夺冠”,两者双美。特别是他在职业上的“向上”抑或成功,除了他个人的天分与勤奋,与潘序伦周全的呵护、奖掖以及所提供的得天独厚的条件不无关系。对此,顾准本人最为清楚,他说:“因为地下工作者要有我这样的社会职业条件,在这条件下,我可以累次躲避追捕,可以躲在家里不上班,可以继续做党的工作而不致失业,还能维持不小的家庭的生活,确实也是不容易的。”后来,他在《顾准自述》也说过:

这三年中,社会职业生活安定,对我从事党的工作也有某些良好的作用。因为那时白天的办公时间只有六小时,办公时间还可以大量读报……实际上白天的写作,每天不过三四个小时。中午休息的两小时,下午五点以后的全部时间都可以利用于参加会议和“碰头”,有些党的工作需要写的公开文章,还可以在办公时间写。

由此可见,顾准能够比较从容地从事地下革命活动,与潘序伦等人提供的条件是分不开的。

潘序伦先生于1985年与世长辞。在垂暮之年,他曾经大声疾呼:

我今天要求我所训练出来的成千上万同学和同事一起和我高喊口号:我们有生之日,都是为国竭智尽忠效力之年,这是我们最最幸福之时!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为国竭智尽忠效力”,这是潘序伦先生晚年对家国情怀的完美诠释,这是他报国强国的初心所在,是他始终心怀“国之大者”的生命之呼!

1993年,上海市原市长、海峡两岸关系协会首任会长汪道涵为纪念潘序伦一百周年诞辰,欣然命笔:“经世济民”,这正是潘序伦先生的人格信念与人生追求,是他一生富民强国、无私奉献的绝佳写照。

潘序伦九十多岁的漫长人生经历,充满艰辛与曲折,但他始终信守报国强国的爱国之志,无怨无悔,踔厉奋发,竭尽全力,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作者:罗银胜,系传记作家,著有《经世济民:中国现代会计之父潘序伦的家国情怀》《优雅百年——杨绛全传》等)